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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忧黎民”与“宠辱不惊” ——从《岳阳楼记》看范仲淹的两重人生理想
徐 （陇东学院文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
【摘要】《岳阳楼记》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而作的一篇关于岳阳楼的“记”。此文之所以流传千古，最重要的原因是文中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表现出范仲淹作为儒家士大夫的胸襟抱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但一直都被读者所忽略的是，《岳阳楼记》也表现了作者对道家恬淡脱俗精神境界的憧憬。儒、道两家的人生理想在范仲淹身上是并存的。
【关键词】《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北宋仁宗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为岳阳楼（即今湖南岳阳市城西门楼）作的一篇“记”。“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谪居邓州，庆历六年（1046），应同为“迁客”的好友滕子京邀请，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安慰谪守巴陵郡已经二载的滕子京，希望他不要为政治的失意而惆怅不已，而应以一种豁达的心境面对宦海的沉浮。他还以古代圣贤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对好友进行勉励。由于此时的范仲淹与滕子京处境相同，都是谪人，因此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所表达的也是范仲淹自己遭贬后的心态和他自己的人生与人格追求。文中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范仲淹作为儒士的这种高度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高贵精神。 从整体上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主要表达的是儒家积极入世、心系苍生的精神和修身治国的人生追求。文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将他这种淑世的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范仲淹遭到贬谪，由北宋朝廷的参知政事变为一个“处江湖之远”的逐臣，但他并不绝望，他认为一个人不论身处何地、身居何位，都不可抛弃对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的责任。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之所以在范仲淹身上形成，有着很复杂的原因。笔者不揣谫陋，聊作陈述。 首先，范仲淹早年读书十分刻苦，对《易经》、《尚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掌握堪称纯熟。据《宋史·范仲淹列传》记载，范仲淹成年后“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1]用功到如此地步，以至任秘阁校理时，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2]深厚的儒学修养，不仅奠定了范仲淹对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地位”[3],也塑造了范仲淹高尚的人格，使他有了儒家关心民生疾苦、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其次，范仲淹所处的北宋王朝，自建国之初便重文轻武，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又以科举取士为基础。在唐代，科举制虽然以及成为最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军功、门阀也相当重要，而宋代则“以科举选官为主，而且‘取士不问家世’”[4],科举考试的内容又以儒家经典为主。这样，当时的读书人在诵读经书以求功名的动机下，不断受到儒文化的熏陶。同时，这种政策也影响了宋王朝的国力，使社会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从而增强了宋代文人的忧患意识，他们渴望通过儒家修身治国的道路积极参与政治，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范仲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生、成长和为官的，自然有着与当时的众多读书人一样的人生追求，这种追求也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对国家兴亡的忧虑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早在先秦时期，上古神话中就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5]始于上古神话的这种厚生爱民意识和忧患意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不断演进，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范仲淹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人，肯定会受其影响。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现出封建社会的文人积极入世、渴望修身治国的理想，这种不屈不移、不夺不悔的执着，是一种智慧心态，也是一种人文精神，时至今日仍然绽放着夺目的光芒。然而，正因为这种精神如此值得肯定，又在文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所以大多数读者都会忽视《岳阳楼记》中隐隐流露出的道家精神追求。范仲淹在列举了“迁客骚人”在不同的时间登上岳阳楼的心境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见，他并不赞同“二者”以物喜、以己悲的人生态度，而是对“古仁人”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表现出崇高的敬意。这种精神反映出的正是道家恬淡超然的人生态度。范仲淹何以在具有儒家淑世精神的同时又表现出对道家超脱的人生境界的无限憧憬？大致也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范仲淹本人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朝廷党争激烈，官家为了确保政权集中于皇帝之手，采取执政分权、职务流动、台谏言事、厉行贬谪等措施，使得官员升降空前频繁。庆历新政后，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大多数官员都有受到贬谪的经历。不论因为何种原因遭贬，被贬者心中的苦闷都是无法避免的。在压抑的谪居生活中，像范仲淹这样的谪居士人都希望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灵魂上的安慰，以消政治失意造成的创伤。“彻底的精神自救只有靠哲学来实现，而中国哲学中最发达的部分恰恰是自救哲学，或者叫做内在超越哲学。”[6]道家哲学正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此时的范仲淹是多次遭贬、“处江湖之远”的逐臣，他的内心深处也会生发出一种从道家哲学中获得心灵上安慰的渴望，甚至可能潜藏着归隐理想的蛛丝马迹。恩师卢晓河教授在《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研究》中说：“中华文士们不论是何种外因，失志、抑或不幸，还是基于对宦海风险的担忧、厌倦，他们多会殊途同归，都会想到归隐田园。无论现实中是否真能归隐，是否愿意归隐，他们的内心都积淀着农业社会的文化因素。”[7]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也认为，文学作品中流露的某些思想会在作者的潜意识中形成和表达出来。拥有远大抱负的范仲淹，肯定不会有归隐的打算，但是，对田园生活、自然风光的向往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特定的环境中，也能流露于字里行间。 第二，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尊道、尊隐传统，也直接影响着文人的志趣、思想和人生态度。历代君王在尊重隐士们“士”的价值的同时，也间接表现出对道家哲学的推崇。东汉光武帝曾多次下诏征召隐士到朝廷做官，还资助过严光、周党等著名的隐者。“历代的帝王大都继承了征召——礼敬——听任——赏赐的传统”[8]，这使得隐士自身的文化价值和自由生活也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此，士大夫们也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当他们遭遇仕途坎坷时，道家恬淡超脱、宠辱不惊的豁达人生态度就成了他们的精神良药。 第三，儒、道两家的哲学自从创立之时，就长期并存、相互渗透。即便是至圣先师孔子，亦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虽然在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一直都处于正统地位，但道家思想也并未完全衰落，而是继续发展，在某些时代甚至呈现出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之势。这样，两种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相互交融。儒家思想中也会融入许多道家哲学的因素。况且，宋代新儒学（即理学）本来就融入了许多道家的成分，这样，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范仲淹非但不可能不受道家文化影响，反而会在不影响他实现儒家治国安邦崇高理想的同时表现出对道家超尘脱俗、宠辱不惊精神的向往。 总之，范仲淹有着以上两方面的人生理想，但两种追求并不冲突。他不仅有着儒家积极入世、心忧黎民的崇高精神，也有着从道家恬淡超脱的理想中寻求精神自救的渴望。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同时，也表现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态度。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我辈俱是凡夫俗子，红尘的多姿、世界的多彩令大家怦然心动， 名利皆你我所欲，又怎能不忧不惧、不喜不悲呢？否则也不会有那么的人穷尽一生追名逐利，更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失意落魄、心灰意冷了，我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即是此明证。 这关键是一个你如何对待与处理的问题。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生存价值，由来功名输勋烈，心中无私天地宽。若心中无过多的私欲，又怎会患得患失呢？其次，认清自己所走的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不要过分在意得失，不要过分看重成败，不要过分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只要自己努力过，只要自己曾经奋斗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按自己的路去走，外界的评说又算得了什么呢？陶渊明式的魏晋人物之所以有如此豁达风流，就在于淡泊名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可以用宁静平和的心境写出那洒脱飘逸的诗篇。这正可谓真正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而我以为将这一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是唐朝的武则天。死后立一块无字碑，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这正是另一种豁达，另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人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同志遗作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正充分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达观、崇高的精神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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