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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大山究竟有多远？》整合了公众号“不方圆”四篇关于支教的文章。 记录了从一个城市支教者眼里的城乡差异，非常真实，非常有看点。 大家看完文章可以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给作者打赏。 来源：不方圆 微信：not_fy9414
【残酷的贫穷】 在去贵州之前，我从没有想象过贫穷的面目竟然如此残酷。 我支教的学校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它是一所城市边缘的私立农民工小学。贵阳本身地处山区，只有城市中心才有大片平地，外围的城乡结合部就全部建在高高低低的山上。 由于城市的扩张，建筑工地四处可见，这些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被不断压缩。再加上城乡结合部大多自发形成，没有任何规划，这里的房屋和街道都挤挤挨挨，杂乱无章，紧靠着岩层裸露的山坡，像贫民窟一样。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省内的织金、黔西、大方、镇宁、晴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工，他们的谋生手段包括干零工、打煤巴、清洁工、拾废品、背背篼等等。
这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脏。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被混杂在一起，随意丢弃在路旁，狭小的路上常常是走个十几步就有个垃圾堆。有时我们要爬过好几个垃圾堆或者建筑工地才能到孩子的家。一到下雨天，地上就污水横流。 卖菜的、卖小百货的都很自然地坐在垃圾堆旁做买卖，顾客也并没有什么顾忌。一些角落里会立块板子写着“此处倒垃圾全家死光死绝，先死娃娃后死大人”，但似乎并没有太大效果。 有一次我走在一个街巷，突然发现路面上排水沟盖板下面传来炒菜的声音，原来这不是排水沟盖板，而是通风口，下面黑咕隆咚像地下室一样的地方也住着一个人家，据说那里房租最低。 我所教的孩子们就都生活在这些街街巷巷里。
我班上有个孩子叫小燕，她家住在一个旧厂房里。所谓的厂房其实就是一幢封闭的小楼，平时都用卷闸门锁着。孩子每天回家都要先打开卷闸门，然后抹黑进去。房子里面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只有几个非常微弱的灯泡。 房子的格局很奇怪，有特别多弯弯绕绕，楼梯十分狭窄只能一个人通过，有些地方好像在滴水，滴答滴答，像是鬼屋。整幢楼大致住有七八户人家，有人的屋子大白天也必须开灯。 小婷家的居住环境看上去要稍微好一点。她家所住的那幢楼外面全部贴有瓷砖，小婷说房子是租老板的，老板喜欢面子。如果房子也有面子和里子，那这座房子的里子可能就太差了。 刚进楼道我就被几声猪叫吓了一跳，小婷的邻居在自己隔壁的屋子里养了几头猪和一群鸡，人和畜生比邻而居。小婷家离猪圈相对比较远，味道没有多大。可她家里面的墙并没有门口贴的那些瓷砖，黑乎乎的墙壁上有很多潮湿发霉的痕迹。 大多数孩子的家都和小婷家差不多，黑乎乎的墙壁，黑乎乎的天花板。有些人家一家四五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屋子里，床都是高低铺，床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有些被子甚至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屋里的光线都很幽暗，孩子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写完作业，不然开了灯也很难看清楚。
去过这些孩子家里，我再也不相信贫穷是一种财富，能使人奋发图强。贫穷只是滋生问题的温床，它带来了愚昧的思维方式和脆弱无望的生活境地，它无法支持人健康成长，它甚至将血脉亲情生生分割，使弱者之间相互伤害。 班里条件最差的孩子叫小月，她眼睛很大，平时很少说话，有点忧郁的样子。去她家得走小路上山，一直绕很久。她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两个还抱在手里，加上爸爸妈妈一共八口人住一间10平方左右的房子。 她家的屋子几乎是被垃圾一样的东西包围的，其实那不是垃圾，而是屋里放不下的衣服鞋子和其他生活用品。 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工地的保安，月收入能有两千块钱，孩子的妈妈照顾孩子，偶尔打打零工，也有一定收入。只是家里的孩子太多了，年龄也都太小了，太需要花钱照顾。 学校里有很多孩子都有四五个兄弟姐妹，一二年级放学早的时候，四五年级教室门口就围着一帮小孩，他们在等哥哥姐姐一起回家。我问过一些家长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他们往往只是笑笑，不愿多说。 在跟高年级的孩子聊天时，我们有意暗示少生几个孩子可能会过得更好。有个孩子回家后跟父母说自己今后不愿多生，第二天来学校的时候情绪低落，他被父母狠狠揍了一顿。
我们班班长叫小晨，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小晨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三人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我问孩子父亲，孩子他妈去哪儿了？孩子父亲说去外地打工了。我问去哪里打工，那个父亲思考了好几秒，最后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去了浙江”。我又问，上次和孩子妈妈联系是什么时候？孩子父亲说，半年前通过电话。 像小晨这样只与父亲生活的孩子也不少。孩子妈妈有打工去的，有改嫁的，有留在老家没有一起出来的，还有突然失踪的。家庭之间的血缘亲情，常脆弱得难以维系。 就在我支教的那几天，有一个女孩的母亲在搬砖头时被工地上的落石砸了脑袋，她家负担不起贵阳的医药费，受伤的母亲打算回老家养伤，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被分裂的家庭是不幸的，可完整的家庭也并非那么圆满。小云和小霞是一对姐妹，都在我班上。她们的父亲是保安，母亲包了山上一块地方，种菜卖菜。 他们家的家庭收入在班里还算可以，但两个孩子过得特别辛苦，因为父亲嗜酒。两姐妹每天三点多起床帮母亲下地干活，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也去地里帮忙。父亲有时酒喝多了就和母亲吵骂打架，失了手还会打孩子。 有时父母半夜打起来，母亲就带着孩子躲到地里，直到后半夜估摸着父亲睡着了才回去。我支教的那几天正好他们家的大姐离家出走，父母急了又打架，两个孩子白天上课老是趴着打盹儿。 我见过那个喝酒的父亲，那天他刚喝完酒睡醒，他的胸前和背上有很多新鲜的伤疤，孩子说是和母亲打架留下的。 聊天的时候，孩子父亲好几次说到自己没用，说一定会好好培养孩子，那时他的眼神是真诚的。
孩子们住的这些地方，与一个名叫“优山美诗”的现代化楼盘比邻而居，离贵阳市最好的中学实验三中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离贵阳市最繁华的奢侈品专卖区不过不到半小时的公交车车程。 每到周末放学的时候，实验三中门口总排起小轿车的长龙，我的孩子们每周都要从这些小轿车旁经过。我问过孩子想不想去那里上学，孩子说，不想，那里很贵。 我听校长说，那个“优山美诗”的开发商征用了学校的校址，就在我们支教前一天，校长还被开发商威胁人身安全。有一天我陪孩子回家，一个孩子指着快要完工的楼盘跟我说，他的父母都在那里搬砖头。 我问孩子想不想住这样的楼盘，孩子说想，但自己可能永远都住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孩子。
有老乡跟我说，能够带着孩子出来打工的人家，已经是幸运的，这些孩子起码能够待在父母身边，能接受完整的教育，能接触世面。 有人跟我说，别看这些人住得多苦装得可怜，其实他们有钱，回老家都能盖楼房。 还有人跟我说，这些人就是对自己对孩子不负责任，生那么多，不好好养，看上去穷，其实是拖累社会。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得是对是错。 我只能在二十多天的支教之后回到安稳的家中，对于身处贫困之中的人而言，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成长的困境】 海报上的大眼睛女孩儿 在去贵州之前，我对贫困儿童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下面这张照片。 大眼睛、头发蓬乱、手里握着铅笔就像握着一根救命稻草。 贫困山区的孩子似乎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怜、好学、等待被拯救。因为贫困，所以他们分外热爱知识，他们是纯粹的美好的，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他们的命运就会有很好的改变。 礼物 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我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我站在讲台上往下看，孩子们衣服的颜色并不鲜艳，可能好久没洗。几个孩子的头发一绺一绺塌在脑门上，一个女孩儿吸了一口鼻涕，用手背用力擦了一下。 二十多个孩子都坐很端正，有几个探着脖子，滴溜溜的眼珠好奇地盯着我。 第一课我让孩子们做自我介绍，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上台。可能因为新奇，孩子们兴致很高，虽然大多数的孩子有些扭捏，没说几句话就匆忙下去，但整堂课掌声都没有断。 第一节课下课，我就收到了来自学生的礼物。 那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叠成了一封信的形状，里面写着：老师，你是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名字叫小静。旁边画了好几个爱心。我回想刚才课上好像并没有对这个小静有特别的关照，“最亲爱的人”这几个字让我怦然心动、受宠若惊。 一天下来，我们几个支教队员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学生类似的礼物，有两个队员和我一样都收到了来自小静的信，上面都写了“你是我最亲爱的人”。 接下来几天，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致的礼物。有些孩子采了野草，编成小动物的形状，有的孩子画画，并装饰上各种各样的野花。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会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大大的“XXX老师我爱你”，我们一进教室就惊喜无比。 （礼物） 可是礼物越来越多，课堂纪律却一如既往的混乱。最爱送礼物的那几个孩子，整堂课都忙着做礼物，无暇听课。到后来我们不得不明令禁止孩子们送礼物、画黑板，因为教室里的粉笔用得非常快，有孩子告诉我们他们没作业本了，作业本上的纸全被用来做礼物了。 “感恩的心” 珈逸是所有年级的音乐课老师，她本来打算教孩子们《感恩的心》。可当她把音乐打开，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这歌他们早就会唱了，还会手语版的呢！于是全班就这样唱起了《感恩的心》，打起了手语，歌声嘹亮，珈逸目瞪口呆。 有一回我同小静聊天，小静很自豪地告诉我，来学校做慈善的爱心人士都很喜欢她。她经常给爱心人士们唱歌表演节目，只要她说话，很多爱心人士就会感动哭。一次爱心人士走的时候，她紧紧抱住其中一个阿姨的腿，哭着求她不要走，然后那个阿姨也哭了，给了她好多钱。我望着小静自豪的脸，竟一时无言以对。 听校长说，这个学校离市里近，社会各界对学校的资助不少。学生们的学费、学习用具甚至过冬衣服，都有人来捐助。我在学校的仓库里发现过两台崭新的投影仪，校长说这也是爱心人士赠送的，可是这么高级的器材老师们不会用也没条件用，只能闲置。 我们支教期间就有一批西装革履的爱心人士过来发助学金，整个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两个人带着单反，对拿着钱的孩子和家长一顿狂拍。 学校有一面写满社会捐赠的墙，墙上有一块牌子上写着“XXX企业资助五十万”。校长说，五十万是指网络学习卡的面值，用来学习网络课程。可整个学校只有一台电脑，网速非常慢。我问校长为什么还愿意把这块牌子挂在这里？校长叹了口气说，我们要感恩呐，这样人家才会更愿意捐。 我一喜欢你，你就要走了 也不是所有孩子都那么勇于，或者说急于向我们表达感情。有些孩子对我们的态度是抗拒的，甚至挑战的，特别是一些高年级孩子。 五年级有个女孩儿叫小萍，她非常聪明，第一天讲数学，她对老师的解题方法不断反问质疑，一副桀骜不逊的样子。去家访的时候，我们在她家的墙上看到了用粉笔写的一行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旁边有一个玩偶乌龟，那是她爸爸捡垃圾的时候捡回来的。 （小萍的家） 后来教五年级数学的陈姐告诉我，小萍曾经对她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可我不想对你们好。你们不会留在这里，我怕我一喜欢上你们，你们就都走了，从来都是这个样子。” 小萍的理想是做一个老师，我们走的那天送了她一盒粉笔，她朝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默默离开。 沙白夏的诗 我教的是四年级的语文，本来是计划三周分三个板块：自然、亲情、奇思妙想，可孩子们的基础远低于我的预期，课文中生词太多，光认生词就需要好几课的时间，进度不断拉慢。教三年级数学的栋栋告诉我，孩子们的数学基础更差，三年级都分不清克、千克，米、平方米。 校长说，学校总是留不住老师，现有的老师年龄都很大了。校长问我们愿不愿意留下来，我们笑笑，说不出话。 不能留下来，但可以回赠孩子们一些礼物吧？ 我送给孩子的礼物是一张很漂亮的卡片，让孩子们在卡片背后写下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所谓的诗，其实就是一句比喻句，我让他们模仿着沙白夏的短诗《秋》，原文是：“湖波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叶扁舟上面坐着秋天。” 写一首诗，对连字都认不全的孩子来说会不会太难？一开始我也这么想。可后来，我看到孩子们写下的是： “小姑娘的脸上吹拂着温柔的风，像是关心我的善良的妈妈。” “天空中挂着闪烁的星星，向无辜的眼睛一闪一闪。” “树上的小鸟儿叽叽喳喳，像在树上吹着欢快的曲子。” “火黄的太阳挂在天空，如妈妈的笑脸对着我。” 有一个不爱说话的矮个子女孩儿写的是：“奔腾的河水在快速流着，像一去不回的时间”。
（女孩和诗） 外面的世界 从贵州回到家后，一起支教的伙伴董意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她说：“看，这是王祥画的埃菲尔铁塔。王祥的姐姐特意发给我的。”
（王祥的埃菲尔铁塔） 王祥是我班上的一个男孩子，胖胖的，就算天气不热他也总是汗津津的样子。他平时上课很不认真，可他喜欢画画，而且极具天赋。他画拱桥、翠竹、溪潭，我问他有没有去过他画的那些地方，看到过那些景象，他说没有。我问他有没有老师教过你怎么画画，他翻了下眼白，“教我画画老师还不如我画得好”。 我想要是我会画画，要是他有一个优秀的绘画老师，那该多好。 走的时候我送给了他们一本封面是国外建筑的练习本，不知道王祥的埃菲尔铁塔是不是照着本子上画的。 回家之后，我收到了好几个孩子的QQ好友申请。没错，这些城乡结合部里的贫困儿童也有QQ，他们一般是用父母或者哥哥姐姐的手机上网，只是每次上网都很匆忙，没说几句话就下线了。 有一个加我的男孩儿叫小马，他是孩子王，人很瘦，一身的痞气，有点小混混的样子。他会带着一帮男孩在桌子上刻侮辱性的字，乱撕墙上的画，对老师也是一副宁折不弯的模样，死不认错。小马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唱流行歌，他有一本抄满歌词的本子，另一个是街舞。 一次体育课上，小马顶撞老师被罚表演节目。小马一边嘀咕着“表演就表演”，一边就摆开了架势跳起了街舞。没有任何音乐，也没有人给他打节奏，他就一个人在泥地上跳了起来，旋转、倒立、仅用胳膊和头支撑着身体立在地上。我问他这个动作能坚持多久，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巴里却用无所谓的腔调说：“很久嘞，很久嘞。”
（小马的街舞） 还有一个加我的女孩儿叫小丽。我一直记得那天去她家，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看到她的姐姐——一个化着浓妆、穿着淘宝款粉红色雪纺连衣裙、对着镜子盘头发的女孩儿。阴暗潮湿的房间与这个漂亮女孩儿形成鲜明反差，我一时惊愕，竟说不出话来。 眉眼间，姐姐和小丽还是很像的。可我依旧无法想象，多年之后小丽是否会变成姐姐的模样。 我也不知道孩子们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我只能确定，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这些孩子将再也不是他们父辈们的样子。
【城市离大山有多远】 那些身穿劣质皮衣、将头发染成金黄的少年们，用夸张的身体语言来否定反抗父辈们的朴实形象，却又同时被他们所爱的世界视为不入流和低能。他们用浮夸廉价的商品装饰自己，来象征他们对城市的适应能力，但这种所谓的“适应能力”又成了 “适应失败”的象征。
从贵阳到上海有2000多公里，坐K字头列车需要29个小时。 2013年七夕情人节那天，我就坐在这样一辆列车上，怀中的书包里塞满了孩子们送的纸花和卡片。 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高山，偶尔能看到山与山之间小小的村落，所谓的村也不过十几户的样子。山里面大多都是梯田，土壤稀薄，岩石裸露，田里杵着的一根根植物像是营养不良的头皮上稀少的毛发。有破屋靠着梯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黑夜的底色下，那幅孑然独立的画面成了我对贵州的最后记忆。 火车一路向东，山地越来越少，平地越来越多，梯田被农田取代，农田又由零星变成大片大片。城镇、公路、工厂、高楼，这一切充满着富裕味道的城市标志物，越是往东就越是密集。 上海很快到了，走下车门的那一瞬间，扑面而来的暑气带着浓烈的城市的气息。站台上行人脚步纷乱，我看到有两个背着白色编织袋的男人被人流裹挟着往出口处走，可他们似乎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走对方向，不断探头往回望，眼神慌乱。走到电梯口的地方，又一阵人潮涌了上去，他们人群被彻底淹没，消失于眼前。 我想用不了几年，我所教的那些孩子或许也会坐上一辆向东行驶的列车，下车的那一瞬间，他们会不会同样慌乱？贵州、上海，2000多公里的距离他们只要走29个小时，但走出了火车站，没有人知道他们接下来还要走多久。 城市和乡村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和生活方式，组成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是一整套全新的知识体系。贫瘠封闭的大山孕育出愚昧与淳朴共存的生存之道，温柔富贵的城市则以财富为终极标准把人区分为三六九等。 为了在城市中完成身份的转化，他们不断地重塑着自己身体和思想，更换他们原有的知识体系。他们要学习换掉土气的装束、学习工厂流水线所需的技能、学习在资本、广告、电视构成的新的欲望体系里安排自己的梦想，学习像一个城里人一样漂亮体面地行事。 这种身份的转化是孤独的、艰难的，也是注定失败的。一个群体的身份转换需要昂贵的社会成本，城市只热衷于他们提供的工业动力，却并没有打算为弱者投资。 他们的父辈无法给予他们有用的指引和物质的支持，甚至来自家乡的讯息更似一种牵绊和阻碍。他们缺少教育的机会也支付不起学习的成本，这使他们只能提供最廉价的劳力，拥挤在产业链的最底端。他们的身体为工业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但这些充满活力的身体却只能拥有最薄弱的医疗保障。 他们无处发声，正常的利益诉求总是淹没众声喧哗中，唯有极端的反社会行为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亦或是指责。他们缺少一张户籍证明，于是一切的坚持都注定以离开作为结局，城市终将是一个只能奋斗却不能停留的地方。 外来人的身份定义了他们的尴尬地位。 资本和精英阶层用机会平等、专业分工等话语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外来人被视为低能落后，歧视的出现变得合法合理。他们的身体符号渐渐开始被人们挑选出来到处流传，比如洗剪吹、杀马特。 那些身穿劣质皮衣、将头发染成金黄的少年们，用夸张的身体语言来否定反抗父辈们的朴实形象，却又同时被他们所爱的世界视为不入流和低能。 他们用浮夸廉价的商品装饰自己，来象征他们对城市的适应能力，但这种所谓的“适应能力”又成了“适应失败”的象征。他们受到了普通民众的不理解，有时候甚至他们自己也产生了对自我的反感和憎恶。 前面是陌生且充满不确定的世界，身后的是暮色沉沉中越来越贫瘠的故乡，他们无法选择城市给他们的善意和恶意，但他们再也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回到故乡，终老一生。他们已经被城市化的浪潮一股脑得推进了富饶的城市，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肉身不断碰撞城市的大门,就像鸡蛋不断砸向高墙。
【如何走出大山】 户籍！户籍！户籍！ 把复杂的事实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总像是节省脑力的偷懒行为。但无论如何去评价农民工这一现象，户籍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
一直觉得“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这两种说法非常鸡贼。前者把重音落在“农民”上，后者把主语设定为“务工人员”，两种说法都极力避免承认这个群体的“工人”的身份，而据说在我国，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不再被自己的劳动异化。 户籍是造就这种身份谎言的重要一环。户籍把人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从而巧妙地规避了城市本应向农民工承担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责任。 户籍使得农民工群体极难获得“城市工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实质上代表着城市的对个人价值的确认以及保障。 对农民工模糊的身份定位，一方面有利于城市在规避责任的前提下对劳动力随意使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在被城市榨取完之后却只能回到农村进行再生产。 农民工的身份越是被贬低，他们的牺牲就越是显得合理。这些社会底层的牺牲，往往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作为一个社会基数庞大的群体，农民工却无法为自己的权益在公共平台上发声，一些极端的反抗形式，又反过来成为他们肮脏愚昧的象征。 他们为城市付出了生命中最黄金的时间，付出了最充沛的劳动，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放弃了对父母孩子的抚养。他们的双手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财富的狂欢，而他们的双脚却注定无法在城市中扎根。这不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传说，这是我们阳光明媚的生活。 推行职业教育 一颗螺丝钉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只会磨损、生锈、报废，然后被替代。 城市森林的生存法则要求人们掌握知识和职业技能，从而成为一颗不可轻易被替代的螺丝钉。知识和职业技能是除了金钱和权力之外，区分社会阶级和社会身份的又一标准。但知识与金钱又具有某种价值同构的特征，知识必须靠金钱支持才能习得，金钱又筑起了知识的门槛。 单纯一句“知识改变命运”或许并不精确。在我支教的民办小学，师资力量差得惊人，五年级的孩子不知道段落开头要空两格，作文错字连篇。一个班40多个学生只有四五个能考进公立初中。剩下的人除非家里愿意花钱送他们去私立初中，其他的就开始跟着父母打工。 我常常很纠结用考上大学来鼓励孩子是对是错，太明显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考大学难于上青天，况且大学的精英教育每年都培养出大批就业难的大学生，单纯要求个人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是多么荒谬和不切实际。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知识未必能改变命运，但直接可用的职业技术却可能帮助他们赚更多的钱。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近几年一直持续技工荒，如果对这批考不上中学的孩子进行免费的职业教育，那无论是对国家还是的对其自身，都有很大的好处。 相比于“知识改变命运”，我更愿意相信“多建一所职校就少建一所监狱”。对于先天就缺少太多成长条件的人而言，先得考虑如何赚钱生存，然后才是改变命运。越是贫困的地区，职业教育就越是重要，职业技术加强了人与社会的相互需要，它是避免穷走向恶的一道屏障。 理解在先，改变在后 前两个部分讲的都是上层决策机关能做的事情，这一段我应该讲身为小市民的我们能做什么。 说实话提起笔来非常惶恐，当面对一个强大的对立面，我往往能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质疑，但面对自己，却似乎突然无力。我知道自己可以在纸上用很多理论和逻辑为他人的权利义正言辞地呐喊，但内心分明清楚，当我真正看到那些衣着肮脏土气、“没有素质”、“没有文化”的人时，就会近乎本能地想与他们远离。 同情总是容易，慈悲却是一种修炼。我不知道一个衣食无忧却又不够慈悲的我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崇高，所以以下要写的只是对我自己的期待。 首先，对农民工处境的恐惧和愤怒，实际上是对贫穷的恐惧和愤怒。当农民工成为贫穷的一种符号，我们也很容易不假思索地对农民工这个符号产生憎恨厌恶，即使他们是贫穷的受害者。 我们一方面同情着“他们怎么这么惨”，一方面咒骂着“他们活该这么惨”。我们迫不及待地与他们划清界限，甚至妖魔化他们的愚昧低能，因为这会让我们心安，坚信自己永远不会遭遇相同处境。我们是那么得矛盾和不自知。 贫穷不是从天而降，一切贫穷都有被剥削和受侮辱的历史。一个衣着邋遢、随地吐痰的民工，或许也是一个被拖欠了薪水、四处筹钱给孩子上学的父亲。 这并不意味着随地吐痰就因此合理，而是如果我们多了一点理解，或许就不会那么愤世嫉俗，不会那么容易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 理解在先，改变在后。如果一个人愿意更多地思考和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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