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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选官制度 选官方式一：察举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不过限于下级官吏而已。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②，《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才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1）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武帝初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限定期限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2）茂材。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举茂才的开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3）贤良方正与文学。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其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五年（公元111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4）其他特科。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①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86年）“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上五人，万三人”②。后又有年龄规定：“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一科。两汉取士，颇重经学，前举各科，多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明法。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能，故得受举而升迁。如陈忠由廷尉正迁尚书④，郭躬由廷尉正迁廷尉⑤。 尤异。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如西汉赵广汉任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⑥。东汉童恢任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⑦。均由县令一跃而升至二千石大吏。 治剧。两汉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如：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①。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②。能治剧者，一般多任为县令或郡守。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选官方式二：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1）皇帝征聘。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①，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②，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如上述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③，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汉代这种例子很多，皆为朝廷特征。凡受朝廷特征之士自然要有许多特殊优待。而一般被征用之士赴朝廷就职，皆须自备车马费用。有时也特诏令县次传舍供给酒食，并及从者，沿途地方官须迎送招待。 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如《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的情况说：（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2）公府与州郡辟除。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辟除。两汉公府自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大将军以至诸卿如光禄勋、太常等，皆可自辟掾属。有时皇帝也敕令公府辟召。安帝舅大鸿胪耿宝曾向太尉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之兄，杨震拒绝不辟。耿宝亲造太尉府，说李常侍为朝廷所重，令太尉辟除其兄是皇帝的意思。杨震却说没有皇帝敕书，竟拒绝未辟。公府辟除，就权力而论，以西汉丞相最大，如汉武帝时，丞相除有权置吏外，还可大开客馆以招贤士。但就辟除之风来说，东汉较西汉为盛，史书辟除事例，多出于东汉时期。公府既辟之后，除主官可直接向朝廷推荐之外，又得依诏令所定科目察举。所以公府辟除，实为汉代（特别是东汉）选官入仕的重要途径。 州郡辟除。西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州，州刺史纯为监察官，以六条巡察郡国，用人权限很小，法令仅规定：“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①而已。西汉末，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组织扩大，掾属亦随之增多。至东汉，刺史既成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州之掾史均由其自行辟除，用人权限自然大增。郡守辟除掾属，西汉时就已成为通制，甚至诸曹设置，太守亦可酌加变更。至于自除诸曹掾史，更是多见。如琅玡太守朱博，到任后就罢斥了一大批称病怠职掾史。州郡辟除，实为汉代选官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在州郡辟除的掾史中，不少人成了朝廷或郡国大吏。如西汉王尊为太守辟除书佐，后官至京兆尹，治绩颇著，为吏民所赞。又如东汉陈蕃，为州辟除别驾，后历官至太尉。 选官方式三：考试 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 （1）皇帝策试。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的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就亲自进行策试。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皇帝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被举为贤良，当时参与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而武帝却欣赏其对，擢为第一，由是公孙弘平步青云，官至丞相，爵封列侯。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如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而异之，遂至两策三策，对毕，任为江都相。两汉的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之句，这表示皇帝对于举贤和选官的重视。对策的地点，或在太常寺，或在公车，或在白虎殿，均为临时指定。 （2）公府考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以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的考试内容，据《后汉书·左雄传》说，“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朝廷。但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之于端门。左雄所创立的这一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反对，但基本固定下来。这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3）博士弟子课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遂成为定制。《汉书·儒林传》记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的情况说：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武帝时设甲乙二科，宣帝时又增加丙科。甲乙丙三科依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一般说来，甲科是热门科，中后可除为郎，诸如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汉代名臣，均以射策甲科为郎。岁课以外，统治机构如果等待用人，也可临时择优充任。东汉沿甲乙科射策之制，但随着弟子员数的剧增和除吏名额的限制，自和帝起便发生了策试中的争讼。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规定五经各取上第六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增甲乙科员各十人。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灵帝时竟有人篡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于是熹平中诏蔡邕刻石经为准。东汉后期，由于吏治败坏，请托公行，博士弟子的课试也流于形式，名存而实亡。 选官方式四：任子 任即保任之意。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秦朝是否有任子制史无名文，不过云梦秦简中有关于“葆子”的记载，葆子犯罪后不同于其他罪犯，享有一定的特权，有人疑此种“葆子”即为“任子”。西汉初年，随着功臣、高级官吏子弟的逐渐长大，大概从文帝起，任子就成了一种通制。据《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任子数量规定一人，但事实上保任二人、三人乃至多人者，在两汉是常见的事。任子一般是保任为郎，但也不尽为郎，如汲黯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为太子中庶子 选官方式五：纳赀和卖官 纳资和卖官也是汉代选官入仕的一条途径。秦及汉初有卖爵的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文帝时“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卖爵还不是卖官，但已经是纳资卖官的先声。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纳资授官，从本质上来说与卖官没有区别。但西汉时期选官尚未过滥，武帝时虽有许多纳资授官者，但并不为世人所重。 选官的其他方式 汉代还有几种选官方法，虽非常制，但对当时以及后代均有一定影响。 （1）上书拜官。这是皇帝征召、毛遂自荐、审查录用三者结合的一种选官方式。武帝时上书自荐者曾达千人之多，武帝亲自审阅奏牍，不厌其烦，从中选拔了不少人才。诸如东方朔、主父偃、终军等汉代名臣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而做官的。 （2）以材力为官。《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其中如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等人都是汉代名将，对抗击匈奴、安定西域作出了很大贡献。 （3）以方伎为官。凡有一技之长，皆可为官。如文帝时卫绾以戏车、邓通以濯船，均拜为郎。景帝时周仁以医术，拜为太子舍人。武帝时，更是博开艺能之路，通一技之士，均量才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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