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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选贤贡士制度包括升学选士与任官贡士两个方面。
《礼记·王制》：“命乡（实指乡大夫）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俊士之秀者则曰“造士”。学有所成的造士之秀者，则可通过任官选拔而获得入仕资格。
贡士是向天子荐举人才的制度。西周贡士两途：乡举里选；诸侯贡士。
乡举里选（亦称“宾兴”之制）在王畿之内施行，由大司徒主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周礼·大司徒》）
王畿之外则设诸侯贡士之制。《礼记·射义》：“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郑玄注：“三岁而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
春秋战国时期招贤养士。各国君主为了富国强兵，采取招贤察能与考绩的措施，以作为世卿世禄制的补充。春秋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赞同选贤举能的主张。
晏子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
则民与若矣。”（《晏子春秋·内篇》）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墨子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礼贤、招贤更为主动。得士者存，失士者亡。
此期特点：大兴养士之风与奖励军功。例如：魏文侯礼贤下士。齐威王建稷下学宫广延天下贤士。秦孝公下求贤令：“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变法改变世卿世禄制，根据军功封官晋爵。
 两汉时期，武帝元朔五年（前124）立太学，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昭帝时增至100，宣帝时200（博士增至12家），元帝时增至千人。东汉光武重立14家博士，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建太学。桓帝时诸生人数高达三万有余。
招生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汉书·儒林传序》）郡国举送是主要途径，但补正式弟子时要面试。“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方可录取。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还以明经下第者补弟子。
结业出官。早期规定“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汉书·儒林传序》）考课形式为“射策”，分为甲、乙两科录取。
桓帝永寿二年（156年）新课试法规定：诸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再满二岁通三经者为太子舍人；再二岁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再二岁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
两汉选士任官途径有军功、任子、赀选、征辟和察举等多种。任子。“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如史丹“九男皆以丹任为侍中诸曹。”（《汉书·史丹传》）征辟，亦称辟除、辟署、辟召，是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名士任官。汉代各级官府均可自辟僚属。
察举则是由公卿、列侯、刺史、守相推荐贤才给朝廷。
高祖十一年（前196）下诏求贤，是汉代选士之始。文帝二年（前178）因日食，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前165），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对策论题为“四阙”（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对策者应“著之于篇，朕亲览”。“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汉书·晁错传》）
武帝时，除举贤良对策外，还增设了孝廉、秀才、明经等科目，并规定孝廉为岁举科目，这标志着察举制已正式形成。汉代察举分岁举（常科）和诏举（特科、制科）两种。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年）诏举贤良。博士董仲舒应举，呈“天人三策”。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以博士对策，擢为第一。
昭帝始元元年（前81年）“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始元五年“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始元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宣、元、成、哀帝时因地震、日食等多次举文学高第、贤良方正、茂才异等之士。
贤良方正的举荐者是王侯、公卿、守相，通常每人可举荐一人。所举之人可以交叉，如晁错即由平阳侯、汝阴侯、颖阴侯、廷尉及陇西太守共同举荐。举贤良通常需对策，皇帝以有关经义政事为题，书之于策，使臣下对答，谓之对策。高第者授官多在六百石以上，下第者除个别罢归田里之外，也能获得一定的职位。
西汉所举贤良多为在职官员，职位高者如晁错为太子家令，董仲舒、贡禹为博士；低者则为郡功曹、郡吏、太守卒吏、议郎；平民身份荐举成功者仅严助等极个别例子。东汉时除推荐基层吏员外，多举隐逸名流。
孝廉。孝廉是孝子和廉吏的合称。于民则举孝，在吏则兴廉。
高祖二年（前205）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为三老。”（《汉书·高帝纪》）被视为举孝廉之滥觞。惠帝四年（前191）诏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资奖励。文帝时，冯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汉书·冯唐传》）
孝廉作为岁举科目，始于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东汉和帝时，改为按人口比例察举孝廉，二十万口岁举一人，四十万二人。原来96郡岁举192名、调整后增加到228名。
孝廉的基本条件为孝行廉举，也有因其他德行或经学之士被举荐者。其任用多为郎官。西汉时期孝廉一般不进行考核就直接录用。至
东汉前期，已存考核之事，如宋意“少传父业，显宗（明帝）时举孝廉，以召对合旨，擢拜阿阳侯相”。（《后汉书·宋意传》）胡广“举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
（《后汉书·胡广传》）
孝廉考试制度化始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上书，“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主张“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是因为徇私严重
“只得假试之事，以为革谬之法”。（《文献通考》卷34）
秀才，西汉时属特科。其举荐始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纪》）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以宗室毋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
（《汉书·昭帝纪》）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汉书·宣帝纪》）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地震，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才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汉书·元帝纪》）永光二年（前42年）日食，诏“内郡国举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同上）建昭四年（前35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才特立之士。”（同上）
其中亦有因灾异诏举对策与贤良方正类似者。
东汉时变为常科。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诏“三公岁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茂才各一人，察廉吏三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后汉书·百官志一》）二者在选士上的区别：孝廉重在德行，茂才重在才干。举主方面，则为“郡察孝廉，州举茂才。”（《三国志·吴主传》）被举为孝廉的人，还可再举为秀才。
明经是用来录用经学之士的科目，主要为地方官学、私学及自学者提供仕进机会。西汉时已有以明经入仕者，如孔安国以《谷粱春秋》为博士，盖宽饶以明经为郡文学。翟方进“举明经，迁议郎。”（《汉书·翟方进传》）
东汉时成为正式科目。如张玄“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后汉书·儒林传下》）章帝元和二年（前85），诏“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后汉书·章帝纪》）
童子郎。对象是十五岁以下有才学的少年。
察廉、尤异、治剧。此类科目从现任官员中选优予以重用。
察廉是选拔廉吏的科目。如《汉书·王尊传》：“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尤异是选拔政绩突出者的科目。如赵广汉“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汉书·赵广汉传》）治剧指善治难度大的地方。如袁安为阴平长、任城令，“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
（《后汉书·袁安传》）
《通典》卷53：“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但受九品官人之法影响，效果不佳，“博士轻选，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三国志·魏书·刘馥传》）
西晋武帝曾整顿太学，另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设立国子学，且慎选博士。东晋时废置无常。“考课不厉，赏黜无章”。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实。南朝宋文帝亲临国子学策试诸上59人。（《宋书·文帝纪》）粱武帝兴学，于天监八年（509年）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梁书·武帝纪中》）
九品中正制，指各州大小中正官按九等来品评本地人士，并以其品状上报朝廷，作为吏部授官依据的一种选士制度。“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所以刘毅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通典·选举二》）与察举制相比，选士之权由郡守移至专司考察之职的中正官之手，品评人物亦由分科录用改为分等定品。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上报吏部的品状包括这些内容：一是士人的家世，即“资”；二是其操行与才能，即“行状”；三是定出品级。其定品三年一清定之。
九品中正制对东汉以来
“位成于私门，名定于横巷”的局面有所矫正，“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卫瓘传》）
“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晋书·段灼传》）“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已。”“虽取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事有八损。”
（《晋书·刘毅传》）
《文献通考·选举一》：“至中正之法行，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择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擢用者不敢违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则司评论者本不任其咎。体统脉络，各不相关，循私之弊，无由惩革。”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咏史》八首之二）
梁武帝天监七年不称中正，而以州望、郡宗、乡豪代之。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罢郡中正。次年诏书指出：“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西魏宇文泰时，颁六条诏书。其四曰：“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册府元龟》卷639。
此期察举制仍在施行。如《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二年（221年）春正月，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黄初四年诏“其博举天下隽德茂才，独行君子。”（《三国志·文帝纪》）
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诏举贤良直言之士，便需对策。举秀才则试策五道。东晋时长期战乱，学校不修，所举孝秀，多不策试。元帝大兴三年（320年）重申旧制，吓得众多孝秀不敢应举，仅桂阳谷俭一人应试，以高第被任为郎中。
南朝察举考试更严，宋武帝刘裕永初二年（421年），车驾延贤堂策试诸州郡孝秀。齐武帝永明八年（490年），曾亲策秀才。进得其人，获登贤之赏；若非其才，受滥举之罚。北朝察举科目也以秀才、孝廉两科为主。举秀才侧重文才、干略，孝廉侧重章句、经义。
《三国会要·选举》：魏明帝时，令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大略为：“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民长吏，皆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俱考之。”
《魏书·高祖纪下》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诏曰：“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分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
 隋唐。国子寺是最高教育机构，统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国子学接受贵族及高官子弟，太学接受中层官员子弟，四门学、书学及算学接受基层官员子弟及经州县举荐的庶民子弟。业成（通两经）经考试选拔入仕。州县官学亦有选拔考试。开皇七年（587年）正月，令诸州岁贡士三人。
隋代选举制度亦有重大变化。隋初虽有州都、郡正、县正名号，但仅为乡官，不管实事。州县僚佐，亦归吏部掌管。刘炫有言：“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小大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隋书·儒林传》）
隋代仍行察举，文帝开皇二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书·高祖纪下》）
炀帝大业三年四月，下诏以十科举人。（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其现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五年六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隋书·炀帝纪上》）大业十年，“五月庚子，诏举郡孝悌廉洁各十人。”（《隋书·炀帝纪上》）
《新唐书·王绩传》：“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
考试为策试。秀才科要求最高，需试方略策五道。有时还要加试赋、颂、铭等文体。《隋书·文学传》：“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
秀异之贡，不过十数。”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房玄龄、高士廉等出身于此科。明经科试墨义策十道，辨明义理为通。《新唐书·孔颖达传》：“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
唐代国子监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另有广文馆，专招贡举人修进士明经学业。国子学、太学依门荫入学。四门学除七品官子弟依门荫入学外，其他人员则需考试选拔。
国子监旬试、月试方式为试读、试讲。
岁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上为下。”（《唐会要》卷35《学校》）
岁试结果与奖惩挂钩，“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新唐书·选举志上》）
毕业试。“每岁，其生有能通两经已上求出仕者，则上于监，堪秀才、进士者亦如之。??丞管判监事，凡六学生每岁有业成上于监者，以其业与司业、祭酒试之：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进士，帖一中经、试杂文、策时务，征故事。其明法、明书、算亦各试所业。”（《唐六典》卷21《国子监》））
弘文馆、崇文馆学生皆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子弟。科考专设弘文崇文生举，单独考试评卷，以保证录取名额。天宝十四载（755）
二月，“弘文馆学生，自今已后，宜依国子监学生例帖试。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恒式。”
（《唐六典》卷8《门下省·弘文馆》））
贡举先要取得应试资格，国子监、弘文崇文二馆及州县学都要从业成生徒中选拔贡士。而私学、家学及自学者则需投牒自举。“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上》）
武德四年（621）四月下令贡举：“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15《杂记》）
初唐贡举由考功郎中或考功员外郎专掌，开元24年后改由礼部侍郎掌管。主考官为知贡举。其贡举设六科：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
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
进士科，唐初试时务策五道。高宗永隆二年（681）加试帖经与杂文。先帖一大经及《尔雅》，取通四以上，再试文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时务策五道。分甲乙二科。
明经科，唐初仅试帖文与墨策十道。开元以后亦为三场，先帖经十取通五以上，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试策三道取粗有文理
者与及第，分为甲乙丙丁四科。
明法科，律令十帖，试策十道，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第。
明书科，《说文》、《字林》凡十帖，口试无常限，皆通为第。 明算科，帖凡二十，兼问大义，皆通者为第。
“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通典》卷15《选举三》）“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孟郊46岁登第，《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年前《再下第》：“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罗邺《落第东归》：“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风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科举考期一般在农历二三月间，举子多在十月秋冬之际随计赴京。“槐花黄，举子忙。”考场管理亦成其法：点名搜索、禁带书册。
其舞弊亦多：假手、漏题、关节，应有尽有。防弊措施也不少：举人合保、当众考评（帖经及经义）、试卷详覆（中书门下）、重臣子弟回避、知贡举亲故别头考、考官锁院等。
唐代科举及第后，要经吏部铨选才能任官。
先为“关试”。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试，试场设于吏部南院，试题为判两节。及第者还得依次待选：“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全唐文》卷966《请更定三考奏改并及第人数奏》）
“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使劳、征辟、奏荐、神童、陪位、诸以亲荫并艺术百司杂直或恩赐出身受职不为常员者，不可悉数。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通典》卷15《选举三》）
正常程序入仕，称平流入选或常选。“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美；二曰言，取其词语辨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卷15《选举三》）
其程序：一为试，观其书法与判文；二为铨，察其身材与言辞；三为注，征求对去向的意愿；四为唱，口头宣布拟派的职位，不满意者可改派，三次改派不接受者可待下年参选。吏部委派列名造册后，送门下省核审，然后奏闻请旨。吏部受旨奉行，发任职证书，其印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
及第者如要提前入仕，亦有三条途径可选：一为应制科举。二为应吏部科目选（如宏词、拔萃等）。三为从藩府辟署入仕。
十少进士，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难尽白头。”（《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进士科考试内容，“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通典》卷15《选举三》）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初试杂文多为箴、铭、论、表、颂等实用文体，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年。
诗赋评卷要求是“识文律”。试诗为五言律诗，一般限定为十二句；诗题多取古人诗句或成语典故等。如天宝十载诗题为《湘灵鼓瑟诗》，钱起之作情景交融，飘逸洒脱。“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试赋也讲究对偶、韵律、用典、字数等规范。《白氏长庆集》卷38载贞元十六年省试赋题《性习相近远赋》，题下注：“以‘君子之所慎焉’为韵，依次韵，限三百五十字以上成。”不能有声病、犯韵。
试策，初为时务策五道，至大和年间定为经史三道，时务两道。“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
进士科偶而还进行重考。《唐诗纪事》卷52：“会昌五年（845）陈商下进士，张濆第一，（易）重次之。后诏白敏中重考，覆落濆等八人，而重居榜首。有诗《寄宜阳兄弟》云：‘六年雁序恨分离，
诏下今朝遇己知。上国皇风初喜日，御阶恩渥属身时。内庭再考称文异，圣主宣名奖艺奇。故里仙才若相问，一春攀得两重枝。’”
明经又有二经、三经、五经及三礼、三传、史科、学究一经之分。后四者同时又是吏部铨选科目。唐前期不少名臣宰相出身于明经，而且此期只试经策，进士则只试时务策（趋难、趋高导向尚未形成），其质量有保障。后期渐次形成帖经、经义、时务策三场考试，前二场紧扣经书，只须记诵；后一场只需文理粗通。
唐武德五年（622）开科考试，至“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新唐书·选举志上》）历时30年，及第共29人。停考原因，一是“取人稍峻”，二是进士科考试不断完善，具备了取代秀才科目的条件，特殊人才还可通过制科录用。
明法也源自汉代的察举科目。明法科初唐时地位尚高，中唐以后地位下降。“其明法，试律、令各一部，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者为甲，通八以上为乙，已下者为不第）。”（《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
《唐律疏议》30卷，12篇，502条。唐令30卷1590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
（《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新唐书·刑法志》）
明书、明算亦选拔专才，但及第者品秩过低，史籍无考。
唐制举可溯源于汉代察举中的特科，其创立亦有一个过程。设置明确科目（孝友淳笃、儒术该通、文词秀美、明识治体）则始于贞观十一年。其科目首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多在帝王建元、改元时开设。军谋宏达材堪将帅类亦受关注。博达文典达于教化类设科亦繁。考试一般为试策三道。
唐武举常科创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长安二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通典》卷15《选举三》）其考核包括：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等。武举常科与制科及第者有郭子仪。
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亦为铨试科目。博学宏词“试文三篇”，诗赋策。平判入等、书判拔萃皆试判。判题初取自“州、县、府、寺疑狱”，后又依经史义例设计案例。要求观点明确，话语简洁，骈俪工整而有文彩。
 宋代。北宋初年，国子学“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业之法。”（《宋会要辑稿·崇儒》）后加设太学。太学在胡瑗、石介等人主持下得到发展，确立了公试和私试程序。
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诏令太学在200名内舍生外，增100人为外舍生，“逐旋补试，且令入斋听读??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
（《宋会要辑稿·崇儒》）
熙宁四年诏曰：“生员分三等，以初入等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官及直讲保明，中书考察，取旨除官。”（《长编》卷227）
此举标志着三舍法学选制度的正式确立。
元丰十二年（1079），李定等上《国子监敕令式》及《学令》，凡143条，进一步发展了三舍学选之法。其内容主要包括：
1、太学置斋舍80，每斋生徒30人。其中外舍生2000、内舍生300、上舍100人。
2、每年四季孟月补试外舍生。委本贯或所在州发给文据，试大义一场，差国子监丞、主簿封弥，司业、博士考校。
3、平时考察，一曰行，要“帅教不戾规矩”；二曰艺，要“治经程文合格”。
4、在校考试，一为私试，每月一行；二为公试，即升舍试，升补内舍每年举行一次，升补上舍试隔年一次。
5、升舍标准：外舍生公试入一、二等，参考每月行艺，合格者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参考其行艺，升上舍。上舍生公试
及行艺俱优者为上等，可直接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可免礼部试；俱平或一优一劣者止与免解。
三舍法加强了对在校生徒学业和行为的考察，还使学校考试与科举取士相结合，增强了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但弊端在所难免：“士之学于其间者，转身举足辄蹈宪网，束缚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兹无所施，质问无所从，但博士月巡所隶斋而已。”
（《长编》卷377）
徽宗崇宁元年，蔡京请以三舍法遍行天下，并创置辟雍作为太学的外学，以处太学外舍未校定人及诸路州学贡士。三年，诏罢科举，取士悉由三舍升贡，县学升进州学，州学贡入辟雍，辟雍贡入太学。并规定：“学生实非资问，辄见师长，因而干请，用学规极等罚之。”（《通考》卷42《学校三》）直到宣和三年，才罢天下三舍法，取消辟雍外学，除太学仍以三舍法考选升补外，开封府及各路州郡依旧科举取士。
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建太学以养士。次年二月，立太学及科举试法，十月秦桧上《监学敕令格式》（据元佑、绍圣监学法及现行条法修立），奠定了南宋学校考试格局。
马端临曰：“后来之法，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盖未尝有以太学生退就乡举者，非惟国家无此法，而士亦决不肯辞尊而居卑、舍优而就窄矣！”（《通考》卷42《学校三》）
州县官学，崇宁年间规模空前。“天下被教养之惠凡一十一万余人，为屋以居之凡一万一千余楹，计其所费钱二百四十一万余贯、谷
五十五万余石。”（《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27）学校成利禄之场。
科举考试
宋初有进士、诸科（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通礼、三史、明法），后又增明经等科。熙宁四年（1071）后，罢明经、诸科：“候经一次科场，除旧人外，不得应诸科举。”（《长编》卷220）
熙宁六年，开设新科明法科，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其取应对象，初为“曾应明法举人”，随后改为“曾应诸科举人”，目的在于“欲销尽明经及诸科旧人”。
崇宁元年（1102），诸科基本消亡，完全变成进士一科取士。进士科则罢诗赋、帖经、墨义，而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元佑元年（1086）后，诗赋、经义进士时分时合，绍兴三十一年（1161），“诏诗赋、经义依旧分为两科。”遂为定制。
宋初，仍逐年贡举。太宗朝隔一至二年贡举。真宗初，连续三年贡举。仁宗朝，四年一举；至嘉佑二年实行间岁贡举。英宗治平三年（1066），定“每三年一开科场”。
宋代贡举考试分解试、省试与殿试三级。
解试是取得解送礼部参加省试资格的初级考试。分诸路州府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除一般士人外，还有锁厅试（有官人试）、宗室试。
参加解试，须先投纳家状、保状和试纸。宋初“诸州解发进士，差本判官考试，如本判官不晓文章，即于诸从事内选差。”真宗后，改由本州府通判为监试官，有出身的现任幕职州县官为考试官。
解试时间，一般三月颁科举诏，八月上旬锁院，中旬引试，连试三场，九月中旬放榜。解额初无定数，真宗时“十分中只解二分”，后又定限额。庆历八年（1048），“举人每至尚书省，不下五七千人。”（《宋会要辑稿·选举》）
免解。某些应举人可免解试而直接参加省试。开宝八年（975），“诏贡士之下第者，特免将来请解，许直诣贡部。”
（《长编》卷16）真宗咸平二年（999），“诏天下贡举人应三举以上者，今岁特免取解。??诸科五举已上方得免解。”
（《宋会要辑稿·选举》）还有对抗敌有功者、上书、边远及皇帝藩邸应举人及各种大赦皆可免解。
诸路转运司主持的解试始于景佑四年（1037），转运司解试实为诸路州府解试的“别头试”。因解额较宽，后世冒滥甚多。
国子监解试，其收试者，包括国子生、太学生、文武升朝官嫡亲、宗子及有官锁厅应举者。其解额亦宽。
“凡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试。”（《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诸如门荫入仕、进纳得官及曾应武举之人皆可由此应举。
省试。“诸州及漕司解士，就礼部贡院锁试，名曰省试。”（《朝野类要》卷2）
礼部贡院掌管省试有关事务，开科时另设知贡举主持，一般由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及六部尚书等官担任；另外还设同知贡举数员、点检试卷官参详官若干人；此为出题及阅卷官，又称内帘官。还陆续设有编排试卷官、封弥官、誊录官、对读官、监门官、巡铺官
等外帘官。省试时间，一般正月上中旬锁院，后十日引试，二三月间奏名放榜。亦设别头试。
宋代评卷更趋严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实行封弥、誊录制度。采取点检试卷、参详、知贡举三级评定。
省试合格者姓名由知贡举上奏皇帝，参加殿试，此为“正奏名”。此外，“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史·选举志》）开宝三年（970）为特奏名之始。真宗咸平三年（1000）确立此制。
殿试制度创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其年三月“辛酉，新及第进士雍丘宋准等十人、诸科二十八人诣讲武殿（太宗改名崇政殿，神宗改为集英殿）谢。”（开宝五年定“上召对讲武殿始下诏放榜”之制）“上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黜去之。??乃令贡院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得进士二十六人，”诸科101人。
殿试多在三月。初期仅试赋诗二题（开宝六年题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加论一首。神宗熙宁三年（1070），罢赋诗论三题而改试策一道，以咨访治道。后为不易之制。
宋代殿试，首行封弥（淳化三年，992）、誊录（景德二年，1005）及三级评等制度。初考官评定等第，封弥后送覆考官重定，最后送详
定官确定等第。初期“过省举人，一经殿试，黜落不少。”（苏轼语）如端拱二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368人，殿试仅取186人。嘉祐二年（1057）起，非杂犯不复黜落。此外，谅阴罢殿试（始于真宗咸平二年），特恩亦免殿试。
殿试进士初分三甲，淳化三年（902）后分五甲。北宋后期及南宋，一二甲赐进士及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
宋初，进士、诸科及第后，还要由吏部试判三道，合格后释褐授官。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诸科及第出身500人，皆不经关试释褐授官。“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长编》卷18）真宗景德二年（1005），才规定应进士、诸科同出身者，并令守选。
特奏名殿试一般在正奏名殿试次日举行。太祖、太宗朝均赐本科出身。真、仁宗朝分三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二三等出为诸州文学助教。
宋代武举曾两置两废。
仁宗天圣七年（1029）重开武举，本为招揽武官及其子弟，但来应武举的却多是“逢掖诸生、编户年少”，由此导致武举的罢废。宋代武官由行武出身和恩荫入仕。前者文化水平低，弓马程度弱，上不得考场；后者又因武举授官太低，不屑于参加。朝廷为三班使臣荫子
设置的出官考试，“止令读律，写家状。”（《宋会要辑稿·选举》）
英宗治平元年（1064）第三次开设武举。其原因，当是希望用“素习韬略、颇娴义训之士”为将帅，另外也为北部及西北地区武勇少文之士提供一条进身之路。
武举分为平等与绝伦两科。绝伦为武艺超群之士设立，平等为普通武举。所试皆为兵书大义、策问及弓步射、马射、弩踏。应武举者需有官员奏举。北宋武举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解试由兵部主持，北宋时先考策论，后试弓马；省试则“命官与判兵部同试策于秘阁（熙宁八年改在贡院别试所），命直学士以上、正任横行使一人与军头司试弓马武艺。”（《宋会要辑稿·选举》）殿试则问策一道。南宋时解试先试弓马，后试程文、七书义。
宋武举未产生名将，取人既少，且用非所选，但促进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并为后世武官培养选拔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两宋制举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主要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茂材异等等科目），御试仅22次，入等者40人（入三等者仅4人）。
考试分阁试、御试两级。阁试六论，题目出自经史诸子正文及注疏内，一般以四通为合格。成绩五等，景佑后四等上能应御试。御试制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成。成绩亦分五等。上自宰执，下至馆阁庶僚，皆需陪侍。
另有为选拔起草诏诰人才而设的词科。宏词科（绍圣二年至大观三年，1095-1109）15年中录11科共取31人。词学兼茂科（政和元
年至建炎二年，1111-1128）18年中录15科取36人。博学宏词科（绍兴五年至开庆元年，1135-1259）125年中录25科取40人。
童子举亦非常科。“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皆临朝取旨。”杨亿、晏殊。
 铨选
宋代科举第五甲及特奏名、恩荫、军功、进纳补官者赴吏部差注职事官，称为“出官”。考试合格，才能放行参选，除授差遣。宋初考试简单，念书精熟即可出官。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定制：选人年25以上赴铨选者，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习辞业者试论或诗赋，习经业者试专经及律。
铨试“取能文晓法之人出仕”，以“作成人材”。孝宗时袁说友说：“今日之法，其犁然当于人心，不可一日而易者，铨试是已。苟非已铨而中，虽有以恩例而进，特旨而免，然朝廷必不敢除，给舍必不敢书，吏部必不敢拟。行之甚公，持之甚力，无有一幸免者，诚可谓良法矣。”（《东塘集》卷8）
宋代为选拔馆职还定有召试之制，对象多为进士高第、制科入等及大臣举荐之人。熙宁、绍圣年间选拔学官亦行召试。召试主要由学士院、舍人院甚至中书宰执主持，考诗赋论策及制诰等公文。
宋初法官考试由各部门主考，天圣二年统归御史台，并会同审刑院（或刑部）、大理寺主持。考律义、断案两大类。熙宁、元丰以后
演变为法官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分三等：第一等补三法司官，二三等升级或一二年磨勘，如“法官阙亦听补”。宣和七年（1125），尚书省言：“不经试入等人，宜毋使预法官之选。”（《宋会要辑稿·选举》）
宋初武臣出官“止令读律，写家状。”庆历三年定制，试弓弩及兵书义；五年废罢。熙宁五年定武臣试格，元丰元年立大小使臣试弓马武艺出官法，分两等考试：第一等考步射、马射、马上武艺、孙吴义、边防时务策及律令义；第二等试前者内容外，加试计算钱谷文书。出官还有名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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