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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儒宗”周弘正 安城周氏家族在经历了周顒、周舍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之后，终于使家族的政治地位从低谷中走——并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在此基础上，以儒学大师周弘正为代表的后一代周氏子弟凭借学术上的成就，最终使周氏家族重新步入高门大族之列，在家族发展史上再次抒写了辉煌的一页。 周弘正幼年丧父，与弟弘让、弘直，俱为伯父周舍抚养，幼时便体现出极高的悟性。“年十岁，通《老子》、《周易》”，十五岁便能给诸生讲授《周易》。未经策试，便以太学博士起家。“累迁国子博士。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开始立馆讲学。以其渊博的学识，使得名声及政治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居然达到了“听者倾朝野焉”的地步。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农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梁代的士大夫“出则车舆”而不愿骑马。一则显示自己的身份尊贵，二则由于当时君王虽优崇士族，但是对于士族接触戎事却是极其抵制。而戎事又和骑马联系起来。外出骑马便成为了不安份，有异心的标志，是会招惹祸害的举动。而宣城王萧大器因敬爱周弘正，赏赐了一匹十分珍贵的良种小马给他。而周弘正对于外出骑马却毫无顾虑，“常服御之”，如此举动，竟然没有招来祸害，反而受到了举朝上下的吹捧。而其他人骑马，却立即遭到了弹劾。从这两种迥异的境遇中可以看出周弘正在当时所受到礼遇是极其隆重的。“放达”是当时士大夫所推崇的名士风范。周弘正骑马的这一举动，被皂族公卿一致认为是一种“放达”的形式。可见其非但得到了皇族的宠爱，更成为了包括商门大族在内的士族阶层所追捧和仿效的对象。而能得到后者的认可，更加难能可贵。这也是其伯父周舍始终无法实现的。能获得如此殊荣，首先是建立在周弘正本人卓越的学识以及超逸的气质等基础之上，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之前两代人所累积下来的门第资本。正是有了这些门资，才使得周弘正个人才学的显露变得如此顺畅。 周弘正在萧粱末期便确立了在学术领域内的领袖地位。“弘正善清谈，梁末为玄宗之冠”。这与粱武帝及其子孙诸王对学术的重视有着一定的联系，“泊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皂、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正是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使得萧梁的学术文化发展空前活跃，从而为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营造了极其良好的氛围。周弘正舰模宏大的授徒讲学成为了政府和社会褒奖的对象。 热衷于学术的梁元帝对周弘正更是推崇备至。时正值侯景之乱，周弘正自建康逃离而出。梁元帝欣喜若狂，立即遣使迎接，并对朝臣，兑，“晋氏平吴，喜获二陆，今我破贼，亦得两周，今古一时，足为连类”，足见其对周弘正的重视程度。元帝曾在《金楼子》中这样写道，“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对周弘正学术造诣的尊崇已是几近崇拜，甚至将太子也托付于他管教，“因使太子师弘正”。 萧梁覆亡后，周弘正为官于陈朝，同样获得了极高的礼遇，“寻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太子以弘正朝廷旧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礼?横经请益，有师资之敬焉”，并最终富至尚书右仆射。弘正一生治学，极少参与政事，所为的也只是出使一类与礼仪有关的事宜。“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故任命弘正为尚书右仆射，无非是对其在学术领域里的突出成就的一种表彰，这一殊荣对于早已获得重名的周弘正而言可能未必在意。但是对于整个周氏家族而言，却是意义重大，尚书仆射在南朝已变为优崇高门大族的特殊官位，而不再参与实事的处理。到了陈朝更是如此。如此表明周氏家族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皇族和士族的一致认可?继两晋之后，再次跻身高门甲族之列。 周弘正之弟弘让、弘直也都是才学高远之士，加之弘正的显赫地位，而备受优待。均为“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弘正三兄弟同时显名于梁陈二朝?使家族重塑辉煌。比起先祖周顗三兄弟在东晋的显赫，毫不逊色。 在经历了周顒、周舍、周弘正三代人三代人的努力之后，周氏家族的地位和声望终于重回顶峰。从摆脱困境到振兴家声最终到达辉煌的顶点，这三个阶段恰好正是这三代入各自为家族所做出的成果。且一代一个新台阶，极富效率。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最根本原因便是，周氏在刘宋后期陷入困境之际，及时地调整了家族的处事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以周弘正为代表的一代的秉性特征。周氏家族的秉性在历经周顒、周舍两代人之后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原本家族所特有的“狂直”的秉性已被大为削弱，甚至已经彻底的消失了。但这种“狂直”的特质却似乎又重现于周弘正的身上。其在奏表中宣称，“弘正陋学书生，义惭稽古，家自汝、颍，世传忠烈，先人决曹掾燕抗辞九谏，高节万乘，正色三府，虽盛德之业将绝，而狂直之风未坠”。在追慕先辈忠烈的同时，更称自己也继承了“狂直”的家族秉性。《陈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也颇为认可，称其“抗直守正，皆此类也”。《南史》中办称其“剐肠似直”。如此则周弘正的秉性便与其之前的两代有了根本的差异。难道周氏家族的秉性再次发生了转变，重新回到“狂直”的旧轨上，其实不然，追慕先辈的气节是事实，但也仅仅只是追慕罢了。而在周弘正的身上却根本就寻觅不到“狂直”的踪影。姚思廉、李延寿等辈似乎也为其表象所蒙蔽了。这可以从周弘正对待“侯景之乱”的处理方式上得到证明。侯景之乱，弘正与弟弘让俱被困建康。梁元帝在给周弘直的书信中谈到了其兄弘正的近况，“适有都信，贤兄博士平安。但京师揞绅，无不附逆，王克己为家臣，陆缅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确乎不拔”。元帝认为留在京师建康的王公大臣尽皆附逆于侯景，唯独弘正，对于梁室忠贞不屈。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侯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无全者”。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周弘正若如其所言秉性“狂直”，且追慕先辈的忠烈，那自可效法周燕、周顗等先烈，恪守忠义，直言历数侯景之罪恶，然后慷慨就义。但其并没有选择了为梁室死义，而是选择了苟活。如欲生存，就必须与侯景妥协，向其屈服。“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罗、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虽官尊，止从人望，非腹心任也”。虽非心腹，但是附逆与侯景，却是事实。“台城陷，弘正谄附王伟，又与周石珍合族，避景讳，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将篡之际，使掌礼仪”。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弘正为侯景太常，改氏为姬，固于行检有玷，然当时受伪命者，岂独弘正一人，至于谄附王伟，与周石珍合族，则或者传闻已甚之辞。南史所揉异闻，……未可尽信”。即便与周石珍合族之事“未可尽信”，但拜为太常，出掌礼仪，以及改姓姬氏，应当确凿无疑。如此大的屈辱，弘正竞能忍受，何来“狂直”之有，的确，正如钱大听所言，“然当时受伪命者，岂独弘 讵一人，”但是印又有谁会像周弘正那样言行不一，自称“狂直”，倾慕先辈“高节万乘”，并欲效仿之，而事实却是与诸多受伪命者同流合污。弘正此举，有辱先祖之名。周弘正会有此所为，无疑是继承了周舍审时度势的处事风格，学会了在危难之时如何明哲保身。可见家族风格的变化自周顒一代开始，而为之后的周氏子弟所承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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