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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张爱玲  by 张定浩  译成中文的《雷峰塔》和《易经》共六十万字，加上之前十八万字的《小团圆》，虽不算庞大，也足以颠覆长久以来张爱玲美国时期创作留给人们的枯涩印象。只不过，江郎才尽的猜度虽可消矣，水土不服的议论却连绵不绝，因为三部作品都是遗作，压在箱底，改来改去，从未兑现为现世的成功。 《小团圆》的引爆点依旧是那场众人皆知的情爱官司，《雷峰塔》和《易经》的话题始终在"尴尬"一词上兜圈子，人们对过往名人的浓烈兴趣，不在于其如何成功，而在于其竟然也有失败的时刻，情爱的失败，以及事业的失败。作为一位严肃的、有尊严的小说家，美国时期的张爱玲，至今依旧没有被严肃地、有尊严地对待过。 这里单单先说《雷峰塔》，因为在所谓的三部曲中，它是最早动笔的一本，日后出土时分引发的一切动静语默，源头都在这里。 有人将《雷峰塔》套上风尚喜剧和惊悚小说的帽子，抑或将之视作又一部成长小说，凡此种种，以西方长篇小说的诸多成熟分类和视角，来观照张爱玲美国时期的文学创作，多半难得满足。而不满之后呢，为着安慰大众，至少也为安慰自己，就要横生出许多的解释，这些解释大多是善意的，但唯因为善意，更令人气紧，从何时开始，张爱玲竟然需要善良的人来解释了。 读过《私语》和《童言无忌》的人，对《雷峰塔》的情节应该并不陌生，陌生的，是写法。然而倘若人们对她的作品真熟悉，一字一句地认真热爱过，并且有力量承受，就会晓得，她的小说观始终不曾变过，就会立刻从《雷峰塔》中听出那个"童言无忌"的声音--"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小说，如果仅仅也只满足于虚构一场戏剧化的生活，那自然也是不健康的。这在张爱玲，是一以贯之的常识。1976年，张爱玲在台湾发表两篇长文，《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迂回曲折，似晚年周作人般地抄书，其实却是她置身于中西传统大冲突中，对小说这种文体的一次重要表达。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实事，不是文艺，口胃简直从来没变过……这种地方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旧小说也是这样铺开来平面发展，人多，分散，只看见表面的言行，没有内心的描写，与西方小说的纵深成对比。纵深不一定深入……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伊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这并不是低估西方文艺，不过举出写内心容易犯的毛病……" "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像密点印象派图画，整幅只用红蓝黄三原色密点，留给观者的眼睛去拌和，特别鲜亮有光彩。这一派有一幅法国名画题作《赛船》，画二男一女，世纪末装束，在花棚下午餐，背景中河上有人划小船竞渡，每次看见总觉得画上是昨天的事，其实也并没有类似的回忆。此外这一派无论画的房屋街道，都有'当前'的感觉。我想除了因为颜色是现拌的，特别新鲜，还有我们自己眼睛刚做了这搅拌的工作，所以产生一种错觉，恍惚是刚发生的事。看书也是一样，自己体会出来的书中情事格外生动，没有古今中外的间隔……我是因为中国小说过去有含蓄的传统，想不到反而在西方"非文艺"的书上找到。我想那是因为这些独白都是天籁，而中国小说的技术接近自然。" 1976年，《雷峰塔》和《易经》都已完成，《小团圆》也初露模样，如今对照来看，《谈看书》里的这些文字几乎完全就是张爱玲对这几部长篇的夫子自道，可以击破如今一切期期艾艾的解释。她谙熟西方文艺，却从来不曾有半点迎合过他们；她最重技术，却一定要接近自然的技术；她看似一直在重复和回忆，其实却致力创造出一种永久的新鲜，并且她懂得，这样的新鲜，是一代代读者与作者合作的产物。 《雷峰塔》里，没有黑白分明的人物，也没有环环相扣的戏剧性故事，叙事在受限视角和客观视角间自如切换，始终不曾有一个坚定的声音来做读者的向导。因为张爱玲早就明白，"现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谈看书》）。 通过阅读好的文艺，惊觉普通中有不普通，发现少见中有不少见，从而拓宽自我的经验，由此，好的文艺正是在不断拓宽人类经验的边疆，张爱玲看到的文艺沟通心灵的这两种作用，像极了哈罗德·布鲁姆对短篇小说的认识，"在重要短篇小说中，现实变得怪诞，而幻景则变成令人不安的平凡"。张爱玲早期的短篇小说，风动一时，正是此种文艺观的具体运用。然而，在评论家布鲁姆乃至大多数读者那里，长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它有着另一种美学准则，但在小说家张爱玲想来，长篇和短篇完全有力量拥有同一种美学观，因为它们的背后都是同样的生活，唯一的世界。她之所以一再改写前作，并非生活枯竭，对于她这样的小说家，正如同对于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一样，无论身处何地，病床、办公室抑或异乡，都不存在枯竭的生活，只有自我选择和乐意投身的生活。她之所以一再将短篇改成长篇，并且一再执拗地运用相同的技巧来书写这两种文体，在我看来，正是一种要打破文体藩篱的英勇努力。 这样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不曾被认可。傅雷盛赞《金锁记》这样的短篇，唯一批评的，是长篇连载的《连环套》。从那时起到现在，仔细数来，张爱玲的长篇从来都是争议不断，饱受诟病。那些秉持某一种美学观的读者和评论家们，有没有想过，也许，张爱玲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在那种看似鸳鸯蝴蝶派的保守趣味中，其实却始终怀藏着最最特立独行的当代姿态。 在1948年，现代音乐的试验者约翰·凯奇写道："我们可以识别出或许能够称之为对于形式的一种新的当代意识：它是静止性的，不是进行性的。"大约在20年以后，另一个先锋音乐家拉·蒙特·扬强有力地予以应和："高潮和指示性，就是13世纪以来的音乐当中最重要的指导因素，而在这以前的音乐里，从歌曲到复调音乐，却把静止用作结构要点，这颇近似于某些东方音乐体系所采取的方式。" 用静止性反拨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主流的进行性和发展式，用古典之古典作为前卫之前卫的资源，这种在现代音乐史上发生过的斗争，是对张爱玲长篇写作的绝好写照，也是一个绝好的安慰。关于音乐，张爱玲其实也正有相似的爱好，她喜欢巴赫，"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也喜欢中国的锣鼓，"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人们熟悉的现代长篇小说模式，一如交响乐的有计划的阴谋，令大多数听众安心，却令小说家张爱玲觉得害怕，因为其中没有真实的生活，没有真实的、笨重的、劈头劈脑打下来的生活。 《小团圆》的开头，用倒叙手法写过一场雨，那是三十岁的九莉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我如今读《雷峰塔》，仿佛也听见那里头的雨声潺潺如在窗外，有静止的活跃，有黯淡的生气，溪水汇成海洋的决心，在雨中有一双孩子的眼睛，是那么认真鲜亮、可敬又可怖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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