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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战期间定居上海的犹太人中的一员，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一家逃离纳粹统治的柏林时，战火已烧遍欧洲。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美国卡特政府时代的财长，也不知道自己活到89岁时，还能精神矍铄地回顾一生。时年13岁的布卢门撒尔只是由衷地庆幸终于逃离了阴云密布的德国，他甚至不知道这次旅程的目的地——上海，是什么模样。 2015年初秋，布卢门撒尔第8次重返上海，特意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那里浓缩着他9年东方生活的记忆。在那段困苦的岁月里，上海接纳的犹太难民多于世界上的任何城市，成为很多犹太人家族跨越死与生、连接苦难与振兴的桥梁。 上海让犹太难民看到希望 开始种族灭绝前，纳粹德国认为，对付犹太人的最佳手段是“放逐”。于是，当局千方百计迫使被剥夺了公民权、财产和工作的犹太人，移民到德国和奥地利之外的国家。 1938年夏，32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埃维昂开会，讨论难民安置问题。令德国犹太人深感绝望的是，虽然各国都谴责纳粹政权，却没有谁愿意敞开大门。美英两国列举了种种理由，拒绝更多犹太人入境，其他国家群起效仿。 正如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所言，1939年的世界一分为二，一部分不允许犹太人生活，另一部分不允许犹太人入境。 除了多米尼加，上海是犹太难民仅剩的出路。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欧洲人进入上海无需签证;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后，外国人更是无需任何文件即可入境。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上世纪30年代末，上海一度被过惯了太平日子的欧洲人视为最糟的流亡地。然而，1939年和母亲一同逃离的欧内斯特·赫普纳回忆说，难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走出德国，这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只要摆脱德国就行。” 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发现，情况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恶劣。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上海就有了犹太人社区，多数居民是精明的生意人。更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潮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俄裔犹太人为了躲避国内战争，来到方便经商的上海租界住下。 在布卢门撒尔印象中，上海的犹太人社区有数千居民，其中不乏名门望族。难民们设法还原欧洲生活方式，剧院、学校、体育俱乐部与各色商店逐渐出现在犹太区街头。 更重要的是，犹太人从本地人那里感受到了久违的友好。“我们渴了，他们给我们水，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年糕。”随家人来到上海的杰里·莫西当时年纪尚幼，他告诉“Jewishpost”网站，“我们的境遇糟糕，他们的境遇更差，他们却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 “中国辛德勒”居功至伟 对从奥地利前往上海的犹太难民来说，生的希望来自中国外交官何凤山。 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时，埃里克·戈德斯塔布17岁。他发疯般地乞求各国驻维也纳使领馆发放签证以逃离奥地利，屡屡碰壁。来到中国领馆前时，戈德斯塔布已心灰意冷，然而，“等待我的是一个大惊喜：有礼貌的接待，友好的微笑和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驻奥领事何凤山告诉他：“给我你的护照，我会给你签证。” 这个犹太人家族拿到了20张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埃里克的女儿黛比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看我家的家谱，如果没有何博士，很多生命根本不会诞生。” 何凤山出身贫寒，通过努力求学成为外交官。1938～1940年，他负责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工作。当犹太人拼命寻求签证以便逃亡时，他不顾上司的命令，签发了几千份签证——现存的签证文件中，最大的编号接近4000。由此，他被称为“中国辛德勒”。 中国驻维也纳领馆的房东是犹太人，这栋建筑很快遭到纳粹查封。何凤山自掏腰包租下了新的办公室，继续发放签证。 “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何凤山的女儿何曼丽表示，她一直在探寻并设法还原父亲在战争年代的义举。“他就是这样的人，非常有原则，做事有始有终。”“消息如八卦般迅速传播，想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突然间知道了上海。”何曼丽说。 何凤山在世时，从未主动提起当年的事迹。1997年他去世时，亲朋好友对此一无所知。何凤山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过女儿，自己曾在盖世太保枪口下救下犹太朋友。何曼丽在撰写讣告时简短地提到了这段历史，因为那是父亲给她讲过的唯一的战时故事。 此后不久，便有知情人士拿着讣告找到何曼丽。这激发了她的好奇心，让她决心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还原他生前的故事。 2000年，以色列政府向何凤山追授最高民事荣誉。随着往事浮出水面，当年的中国驻维也纳领馆也成为犹太人的纪念地。2008年，这栋已经成为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建筑前竖起了纪念碑，上书：“对犹太人遭遇的同情来自人性，对犹太人的帮助来自人道主义精神。” 宾主双方命运相通 2015年8月，Zum Weissen Rossi'l咖啡馆在上海虹口区重新开业。咖啡馆创始人的孙子罗恩·克林格出席了开业典礼。 克林格的祖父母1939年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开设了这家被难民们称为“白马”的咖啡馆，将其打造为广受喜爱的社交场所。今年74岁的罗恩表示，他和家人对咖啡馆能够重开感到由衷的欣慰。“父母经常和我说起在上海时的经历，没人把他们当敌人，没人排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 时间来到1941年，日本与英美开战后，将上海的犹太人集中到虹口区的一片弹丸之地，一时间，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挤进了2.5万犹太人和10万当地人，出入口有日军士兵把守。作家丹尼尔·卡拉称，上海犹太人区是“毅力和尊严的试验场”。上海人和犹太人这两个文化迥异的群体，很快在向占领者鞠躬的屈辱下建立了友谊。当年的犹太难民加里·马兹道夫表示：“我们并肩生活，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们有着同样的命运。” 加里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我的确感到了文化、语言上的冲击，但作为年轻人，我很快就能适应。我开始融入中国，学习汉语，因为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会待在上海。” 加里印象中的上海是繁华的大都市，与伦敦、纽约没什么不同。从公司下班后，他总是热衷于夜生活。“我最喜欢的歌舞厅在永安百货楼上，有舞池和乐队。” 1945年日本战败后，消息如野火燎原般在犹太人区传播。“我马上联系了几个朋友，大伙儿约定战争结束后要报复日本人。我们来到警察局时，那里却已空无一人。日本人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我们本来想把他们打出门去的，可惜没有机会。”加里侃侃而谈。 于是，犹太人采取了更具象征意义的“报复方式”：“我爬上电线杆，扯下写着‘无国籍难民不准通过’的标志。我至今保留着这个标志，作为纪念品和报偿。”加里说。 两个民族的友谊流传至今 尽管在战后不久便举家移居美国，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始终牢记着在东方度过的青年岁月和日军占领租界后的艰难时光。他记得自己常去一家Wiener Stube咖啡馆，意为“维也纳的小房间”。咖啡馆里只有7把椅子，布卢门撒尔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 他在上海的住所周边区域，颇有些迷你版柏林或维也纳的味道，有德语和英语学校、幼儿园、医院甚至犹太教堂。店铺的招牌都以德文书写。“我们学会了汉语……中国人也学英语或德语，以便交流。” 当时的上海人和犹太人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即便如此，两个群体相处得融洽又愉快。“我们像朋友一样和平共处，这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回忆。”布卢门撒尔说。 多数难民在欧洲时是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经常对弱者慷慨解囊;流亡上海后，他们成了需要救助的弱者。布卢门撒尔的记忆中，有父母以物易物，换些小钱补贴家用的辛酸;也有和朋友们举办足球比赛、表演戏剧和音乐、开设图书馆的快乐。以色列社区里的老人会教年轻人学外语，他就是在上海学会了西班牙语和世界语。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上海的经历让自己懂得关心公共事务、树立了政治信仰。目睹无处不在的贫困，让他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战争结束后，犹太人陆续告别上海。“1949年到1956年，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几乎消失了。”沙洛姆·格林伯格告诉《大西洋月刊》，如今，他是在这座现代化都市定居的2000多名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中的特别阶层，是老师、智者的象征)。当然，上海并未被受过恩惠的人忘却。1986年秋，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向虹口区政府送上一块匾额，以感激“上海让两万名犹太难民在二战中幸存下来”。 加里·马兹道夫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却抓住一切机会重返大洋彼岸，因为那座城市让他想起旧日时光。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目眩，但他最挂念的仍是当年住过的社区。 在格林伯格拉比看来，每个到上海来的犹太人都应该补上这一段历史。他鼓励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回报老一辈上海人，“特别是那些住在犹太区的老人，以此表达我们对他们在二战时期友谊的感激和认可。因为，这样的友谊在当时的世界上并不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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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一名犹太小女孩和她的中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