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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

 三姑书斋 2015-09-20



本文转自“民间儒学心灯”公众微信号



楚简《性自命出》(以下简称《性情》)是近期出土的重要哲学文献,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足以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相提并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性情》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作品。不过,孔子没后,儒学发展门派众多,究竟作者是子思子,还是子游氏,还是公孙尼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性情》与荀子的情性哲学思想倾向非常接近,是荀子人性说的重要源头,也是荀子批判孟子的重要理论根据。从荀子自称学宗孔子、子弓来看,我们认为《性情》可能是冉雍或其后学的作品。




性之本质规定:气性与材性



《性情》讨论性的地方甚多,其中如下文字最为重要: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

  

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一般断句为“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通读全篇,似与文意不合。由文意看,其主旨不是说心无定,而是性无定。“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不仅指心,更是指性,“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此处的“其”字既非性,亦非心,而是“性心”,与下面“【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同意。“性心”即气性心,它不是思孟意义下的本性心,也不是道心、成心、本心、习心等等,而是指人之本然气性未判前的性心状态。性心是楚简作者贡献给中国哲学的重要术语,这一术语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性情》的作者对性下了两个定义:(一)“喜怒哀悲之气,性也。”(二)“好恶,性也。”由第一定义可知,在《性情》作者看来,喜怒哀悲是情而非性,成就喜怒哀悲的材质或生理基础是性。性是内在的,情是外在的;性是体,情是用;性是隐,情是显。“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显然是以气言性,非以理言性,或者说是气性而不是道德之性、义理之性。“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这里所说的好恶不是情感,而是情感的价值趋向或者说是“欲”,好恶这种情感价值趋向发自主体,所好所恶是好恶之对象。《性情》所说的性是气性、材质之性;是就情以言性、就欲而言性,或者说是欲性。

  

长期以来,人们以“性恶”二字概括荀子人性学说,事实上,荀子的人性论远远比性恶复杂。在他的情性哲学中,有材性、知性、情性、欲性、人之本质之性等多重意蕴。《性情》可能构成了荀子思想的直接源头。

  

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者也。(《荀子·性恶》)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

  

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

  

久保爱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性”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同意;梁启雄认为,此“性”字指天赋的本质,生理学上的“性”。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荀子的“生之所以然者谓性”或者“性者,天之就也”之性就是《性情》的“性自命出,命由天降”简明且通晓的表达。就性是天赋这一点上,思孟与荀子并无差别,两派之间的差别是“天就”或者“天命”之性的内容是什么?思孟认为,天赋之性是道德的、义理的,荀子认为,天赋之性是自然的、材质的,“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的“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杨倞注:“和,阴阳冲和气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气所生,精合感应,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可见,荀子的人性论断非自创,而是原有所本,这个本可能就是《性情》。本始材朴的性与《性情》之气性完全相一致,与思孟学派的义理之性、道德的之性则迥然有异。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者也。(《荀子·性恶》)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

  

可以说,这是《性命》“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这一命题的具体化。不过,荀子明确指出了所好所恶的“物”是什么而已。荀子沿《性情》的理路,进一步指出,此是人之情性也。

  

荀子曾对性、情、欲三者之关系作过说明。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有的学者认为,荀子的性、情、欲是一个东西,那么情性与性就不存在差异,甚至认为三者是“即性即情即欲”。性、情、欲三者在荀子的思想系统中确实存有一以贯之的关联,但仔细分析应含有微异,不能完全混同。性对人来说是天生的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情可视为性的内容,“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荀子·不苟》)欲可以说是由情所产生的价值趋向。性是情之体,情是性之用,欲是情的表达、表现。从“情性”、“欲性”方面说,《性情》的“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就是荀子的情性,甚至是欲性。

  

当然,《性情》的“好恶”不仅可以放在情性、欲性上讲,也可放在价值趋向的方面说,甚至可以放在知性的方面说。《大学》所谓的“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所说的好恶与荀子所说的“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等等在欲上说并无差别,都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发生者也”,但《大学》作者将之引入德性修养的工夫领域,荀子将这种好恶还原为人之本能,是人之本然之性。



性之动、逆、养、长与性之化、积



从思孟性善的意义说,人的成贤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自我本性回复、不断光显自己本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本性不可化,也不能化,性善而化,岂不恶乎?荀子的性是材性、质性,是应化、应塑、应造的,如果不化,岂不永恶?而《性情》之性恰恰是可化、可塑、可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情》与荀学更接近而与思孟学更疏远。它说:

  

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 虽有性心,弗取不出。

  

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人之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

  

凡物无不异也,刚树之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绌之,或养之,或长之。

  

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绌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在《性情》的作者看来,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的本性就是它的本能,如“牛生而长”即牛生下来就能站立、成长,“雁生而伸(声)”即鸿雁生下来就能发出叫声,这是“性,使然也”,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需要后天的学习,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才能成为人,“人而学或使之也”。在孟子看来,人的仁、义、礼、智四端是生而有的,非外铄于我者,我们并不否认子思、孟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教的重要性,但在人性的本源处,他们认为道德仁义不是通过教、学获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反求诸己”、“不失赤子之心”成为孟子的追求。荀子相反,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人的许多本领乃至道德仁义都是后天获取的,所以他强调师法的重要性,强调教化的重要性。由此荀子非常强调学习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故有《劝学》一篇传诵千古。“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就是说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荀子·荣辱》)“教使之然也”这一命题近于荀学传统而远于孟学传统。

  

在《性情》作者看来,人之“性”不是生来如此,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的。动、逆、交、厉、绌、养、长等等是性的完成的方式或手段,至于用什么方式、手段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提出了物、悦、故、义、势、养、习、道等等,这些可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之完成的工具。顺思孟传统,养性、长性等没有问题,因为思孟认为人之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晶莹、清彻、透明的,是善的,吾人只能保之养之、长之成之,因而思孟传统不会认同对人性绌(屈缩)、逆(压抑)、交(通绞)(绞杀)、厉(磨砺)等等,而荀学系统则全部认同。荀学传统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其中有材性、情性、欲性、知性、义性等等,对如此复杂的人性,荀子主张化、习、积、伪等多重手段整治之。对待人之“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的情性、欲性,荀子主张通过“矫饰”、“扰化”等手段,“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但对于“义性”或“人道之辨”,荀子主张积之长之,“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德,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这种积当然是积人之义性。故而绌之逆之、砺之交之等对治人性的手段不能为思孟所认同,但完全可以为荀子所认同,长之养之等对治性之手段为思孟学派所认同,同样也为荀学所认同,故而《性情》近于荀学传统而远于思孟传统。

  

《性情》的有些语言、思想完全为荀子所继承。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刚树之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荀子在《劝学》中转化为“强自取柱,柔自取束”。《性情》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荀子在《劝学》中将之转化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在《性情》中,“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顺逆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荀子将之转化为“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性情》中“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荀子·乐记》:“其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性情》可能为仲弓氏之儒的作品



荀子道宗仲尼,学崇子弓,大多数学者认为子弓即仲弓,有人认为子弓为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不足采信。因为商瞿之名不见《论语》,即使是孔子的学生,在孔门地位也不重要,不足以开宗立派。纵然是开宗立派,商瞿以筮占显,其治易路向与孔子的德义之路向有区别,馯臂子弓沿这一路向发展,与荀子“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路向大相径庭,荀子不可能以这样的人物与孔子并列为宗师。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荀子之所以推崇仲弓,一是仲弓在孔门中的地位极高,每每受到孔子的赞赏,位列孔门十哲之一,属于德行科的高足;二是仲弓是位极富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孔子称赞:“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这正是荀子所向往的那种大儒气象;三是仲弓父贱行恶,而仲弓本人行为高洁,完全可以成为国之重臣。“犁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这与荀子“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的思想完全相合。大概荀子是从庶人百姓之子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儒学大师。这种命运的相同性,使之与子弓有更多、更深层的内在呼应。其学宗仲弓也就不足为怪了。

  

直到现在,我们对仲弓的了解还停留在十分匮乏的时代,除《论语》、《孔子家语》、《荀子》外,即使上博简有《仲弓》一篇,它给我们所能提供的材料也实在太少。但依据这些有限的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描述仲弓的一些思想脉络。众所周知,德行科可谓传道之儒,是德行高尚、富有才华、最受孔子器重的学生。其他三科言语、政事、文学可谓专才,或具有某项专长。拥有某项专长可称之为“器”,孔子称子贡“女,器也”。(《论语·公冶长》)但德行科不是“器”,可谓“博学则无所成名”,不是以某项专长而闻名,而是通才式的人物。作为传道之儒,对性与天道自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性情》极有可能是仲弓或其后学在此方面的建树。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仲弓曰:“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以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

  

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录旧怨,是冉雍之行也。(《孔子家语·弟子行》)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通体是“敬”。敬即庄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言行、生活、态度。《性情》将孔子的敬进一步发挥,进而指出怎样才能实现敬、完成敬。“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美情、贵义、善节、好容、乐道、悦教,是道德之个体实现敬的方式或方法。虔敬的状态即“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君子执志必有夫广广之心,出言必和有夫柬柬之信。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性情》)这种语言似乎只有仲弓或其学生才能说得出来。敬是一种修为,一种境界,仲弓达到这种境界,使他“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在贫如客”就是说无论自己的物质生活如何匮乏,依然能够做到像做客时那样庄重不苟,不使贫困累其心,这是敬。“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以行简,无乃太简乎?”这几句可谓《性情》的“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的另一种表述。这里所说的情不同平常所讲的喜怒哀乐之感情,而是敬,是一种真情。敬是一种真情,简是不足。内心态度庄重、严肃,对待百姓虽有简慢、粗略之不足,亦可以接受,可谓“虽过不恶”。相反内心没有庄重、严肃的态度,而外在行为简慢、粗略,像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这是“虽难不贵”。

  

在《性情》作者看来,“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这可以说是仲弓由敬而笃仁。有人称仲弓“仁而不佞”,孔子亲自出来为仲弓的“不佞”辩护。仁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人生境界,佞是巧言利辞,不佞(笃仁)就是指仲弓没有那么多的巧言利辞而固守仁德。《性情》有言:“人之巧言利辞者,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巧言利辞,而没有屈退心,没有仁德修养就会陷入流俗。“不佞”可谓言词之慎,“慎,仁之方也。”(《性情》)这正是仲弓“仁而不佞”的注脚。

  

有人主张《性情》篇应称为《性》,本人认为称之为《性情》可能更贴切。因为《性自命出》主要是围绕情、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而不是强调“性自命出”。该篇文献作者或学术归属主要有子游说、公孙尼子说、子思说等,其中以子思说影响最大。然而通过以上论证,我们认为子思说可能性最小。因为从该篇对性本质的说明看,它所说的性不是道德之性,而是自然的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即本始材朴之性;从其认为性可动、可交、可逆、可绌、可养、可长等等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手段——化与积完全相通,由此我们认为,该篇文献的学术归属可能属于荀学系统。由于荀子自己认为其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因而仲弓氏之儒最有可能是该文献的作者。仲弓氏之儒在战国时代可能还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派,荀子是这个学派在战国后期的杰出代表。


【墨香中华编辑:王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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