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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云浩，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作者赐稿，在此致谢！转载请注明出处。
是故，每到年底，各地各级法院都会习惯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清理积案活动，然后再大张旗鼓地总结和表彰，一时盛况空前，好不热闹，可第二年积案又出现了，正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清积年年积。 这些看似热闹的清积活动，实则问题多多，那些本可以在审限内按部就班审结的案件，却突然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都顾不上仔细推敲，泥沙俱下，案件质量可想而知，正如萝卜多了不洗泥。更有甚者，没有把功夫用在结案上，而是想方设法解决超审限，大搞所谓的技术处理，收案网上超审限的警示灯不再亮起，似乎没有超审限的了，这些无法统计的隐蔽案件，更像一颗颗毒瘤，最终害人害己。 形成积案的原因很多，有体制不合理的问题，也有法官司法能力不足的问题等。本文只探讨与审判工作形影不离的司法统计对积案的影响和作用，司法统计中的“结案率、调撤率和发改率”，各有各的内容，各有各的功能，是考核人民法院工作优劣的重要指标，笔者姑且称之为三驾马车。 案件长期积压，直接受影响的就是案件当事人，正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为了不让当事人着急、失望甚至绝望，减少和避免因为迟来的审判而引发的冲突和上访，鼓励法院尽快结案，尽可能减少和消灭超审限，强调结案率是完全正确的，但过分强调调撤率和发改率，则适得其反，这会束缚法官的手脚，降低结案率。 先说调撤率。顾名思义，调撤率就是调解和撤诉占审结案件的比率。这个指标在法院考核体系中举足轻重，有着高大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个指标越高，说明法官做工作的能力越强，法院和谐司法的水平越高，当事人的满意度就越高，荣誉和奖励便接踵而至，这个指标跌下来了，法院和法官的考核结果就只能是副班长了。在调解浪潮的推动之下，各种级别的“调解能手”、“调解专家”应运而生，一时间，百分之七八十的调撤率都不算高，百分之八九十也不鲜见，恨不能百分百。 我们不能否认调解特别是诉讼外调解的重要作用，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正是通过调解解决的，可是，当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以后，调解还一定是解决纠纷的必需手段和最佳方法吗？事实上，调解的负面影响早已显现，而且大有蔓延之势。 调解本来需要当事人双方自主自愿，而实践中因为法院迟迟不肯下判，当事人熬不住了才被迫接受调解、被迫做出妥协的现象，应该不是个案。过度调解还容易掩盖矛盾，影响司法公开。著名的南京彭宇案，二审法院不是依法判决，而是迫于舆情压力而充当和事佬，不分是非和责任地进行调解，还接受了彭宇提出的所谓保密条款，导致公众和媒体无法了解真相，埋下了事后南京法院被整个社会口诛笔伐的祸根。 一份合格的判决书，就是一个或多个法条的解读，对社会有指引、评价和预测的作用，而一份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调解书，其法律规范作用几乎无从体现。写一份优秀的判决书，需要调动法官对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在内的各种法律的理解和储备，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有利于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而一份非专业人士也写得出来的调解书，显然没有多少含金量，反映不出法官的专业水平。就像一个不敢做手术的医生永远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好医生一样，一个不敢判案的法官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法官，那些会开庭、敢下判、会写判决书的法官才是真正有水平的法官，才是有资格进入员额的法官。 作为大陆法系的鼻祖，德国也曾经将调解制度写进民事诉讼法，但因为调解程序的自愿性和调解结果的公正性饱受批评而于1950年取消，即便是在调解大行其道的1924年，德国诉讼调解的成功率也不过是13%，这说明，司法调解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是弊大于利，所以才始乱终弃。 众所周知，没有足够的时间作保障，调解很难奏效。有人说，调解是和谐司法的标志和需要，难道果断判案、尽快平息争端就不是和谐司法了？为了追求调撤率就可以牺牲犹如紧箍咒一样督促法院裁判、保障司法效率的审限制度？ 一边喊着“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一边表彰和宣传着调撤率高的法院和法官，大家自然奔着“调撤率”蜂拥而去。为掌握司法规律而统计调撤率这样的司法现象无可非议， 但夸大司法调解的作用和片面追求调撤率，就与司法规律南辕北辙了，对待调撤率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反对，也不鼓励，客观统计。 再说发改率。发改率就是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案件占审结案件的比率，也就是所谓的错案率。错案是指法院因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而造成对案件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因为证据标准本身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事实（法律真实）是否清楚、法律适用是否恰当，经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案件被发改的一审法官需要承担何种责任，可是司法实践的普遍情况是一旦被发改，各种错案追究制度便找上门来，让一审法官压力山大，有苦难言。案件被发改，就要被追责，法官心有顾虑，审限自然会拉长。错案要追究，久调不判却无需担责。调解成功了，既能消除被发改的风险，还能提高调撤率，法官自然会选择调解这一法宝来降低自己的风险，当事人不接受调解咱就再来一次。如此以来，审限焉能不超？积案就是这样炼成的，结案率自然就失去了保障。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既然是认识和判断，那差错就不可避免，正是为了防止和纠正差错，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设计了合议庭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及两审终审制度和再审制度等，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的规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按多数人意见作出决定；两审终审制度和再审制度则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一审和原审、维护法制的统一，这些制度的设计，完全符合司法规律。 对同一案件的审理意见，即使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意见也经常不一致，上下级法院之间意见有分歧更是不足为奇，基于审级制度，二审法院有权发改一审裁判，但只要不是故意枉法裁判或者明显属于司法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发改，一审法院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给自己的法官施加太大的压力，否则会影响法官结案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结案率。二审法院不仅不能予以追究，还应该提供必要的说明和帮助。江苏宜兴两级法院审判的冷冻胚胎继承第一案，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审法院认为胚胎不能成为继承标的，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继承并予以改判。二审法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一审判决虽然被撤销，但不代表判错了，只是对案件的认识和论述角度不一样。二审法院的声明，对化解了一审法院承受的社会压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承认发改属于认识上的不同，对错案不做追究，会不会导致一审法官以此为借口而不负责任地草率下判呢？应该不会。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是司法能力的问题，抑或是故意枉法裁判，外行看不懂，专业人士看看案件的庭审、卷宗和判决书就明白了。属于司法能力不足的，要促使其学习和提高；属于枉法裁判的，要坚决依法追责。 和其他行业相比，法官需要更加可靠的职业保障。刑法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而枉法裁判的法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故意枉法裁判，法官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买单，否则法官就不敢独立判断，他就会逐级请示，问计于上级，甚至听命于政府。失去独立性和能动性，法官就变成了公务员，司法权就变成了管理权和行政权，而去行政化正是我们本次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 如果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那最好不过了，但更多的时候是不能兼得，必须有所取舍。“结案率、调撤率和发改率”这三率，用好了是三驾马车，用不好就有可能变成三套绳索。在大量收案得不到及时结案的情况下，我们要首推结案率，而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该走出认识上的误区，鼓励法官多判案，多结案，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和谐司法”而过分追求调撤率，也不是因为几个所谓的错案而求全责备，批评甚至追责法官。在积案问题得以化解之前，我们并不需要“结案率、调撤率和发改率”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更需要“结案率”一马当先，如果再能加上一个“审限内结案率”，则犹如快马加鞭，积案问题将有望实现突破和扭转。 能不能用科学的政绩观去评判法院和法官，是一个司法导向的大问题，这事关法官的积极性，事关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事关人民法院的公信力。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取消法院排名制度，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法院压力，得到了各级法院的拥护，这也让我们广大法官看到了司法改革的务实、初效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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