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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民:匈牙利文学史上最后一个经典

 伟天英 2015-09-21

[摘要]很多作家在精神上有非常不完美的地方,但马洛伊·山多尔完全不同,他的爱情自始至终,非常完美。左派右派都攻击他,他不加入任何一个派别,最后他战胜了一切偏见,在茨威格身上就缺少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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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民:匈牙利文学史上最后一个经典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余泽民,作家,翻译家,现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

一生都在逃亡的人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当时还是奥匈帝国时期。马洛伊的母亲是位知识女性,曾做过教师,父亲是著名律师。

马洛伊·山多尔倔强、自信且早慧,掌握德语、法语和拉丁语,且很早开始写作,1916年,他发表了小说处女作。1944年,匈牙利发生重大历史转折,即德国向匈牙利正式宣战,马洛伊第二次离开祖国,“二战”后又回来,被选为科学院院士,但因思想桀骜不驯,被左翼排斥。1948年,他又选择了逃亡,以后再也没回到祖国。

马洛伊·山多尔一生为了思想自由,逃亡、出逃,最后在89岁时选择了死亡,他是在美国的家中拿枪自杀的,他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

马洛伊·山多尔在匈牙利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后一个经典,是承前启后的角色,对于现当代作家而言,占据着精神导师的地位。

此前我只读匈牙利当代作家,他获得了马洛伊奖,后来读《宁静的海》,那个作家也得了马洛伊奖,还有《摘玫瑰花的男孩》,也得了这个奖。在匈牙利,马洛伊文学奖是大作家起步的台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洛伊·山多尔在匈牙利文坛的地位。

专注于大市民阶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马洛伊·山多尔应征入伍,因身体弱未被录取。后进入大学学法律,但只读了一年,便转入文学系。

“一战”结束后,布达佩斯陷入混乱,马洛伊·山多尔逃到西方求学,他先去了德国,与托马斯·曼、亨利希·曼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报》的专栏作家。1923年结婚,与夫人在巴黎住了6年。1928年春,马洛伊·山多尔回到布达佩斯,由此进入文学创作盛期。

马洛伊·山多尔最重要的作品是描述了“一战”和“二战”间东欧社会的生活画卷,当时资本主义正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即“市民阶层”。这个词翻译起来很难,有人译成“公民阶层”,公民比较好听,但不准确,因为这个阶层中包含了工商业者、暴发户、没落贵族等,财产上属于中产阶级,在城市中生活比较悠闲,比较轻松。在匈牙利语中,还分大市民阶层和小市民阶层,这个特别难译,小市民阶层包括没落贵族,中产以下,但又不是穷人。

此前匈牙利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庄园为主,城市这个形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新的,所以我译成市民。

咱们理解市民是城市居民,但马洛伊·山多尔不是,他指的是大市民阶层文化,他比较精确的描述的是这个阶层的文化,而非小市民的文化。

充满苦涩的自由

1928年,马洛伊·山多尔出版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出版了《反叛者》,由此开启了马洛伊·山多尔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讲述一群青春期少年向成人世界挑战:“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轰动欧洲,被翻译成法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读后兴奋不已,特意致信马洛伊。

不久,马洛伊·山多尔又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一个市民的自白》,他用自传的方式写成,被认为是匈牙利版的《布登波洛克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书中生动记录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阶层的生活,心理刻画极为精彩。作者通过个人透视社会,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刻画出市民阶层的生活画卷。《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篇幅记录了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史,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之坦诚,在自传作品中都很少见。

在这部巨著中,马洛伊·山多尔描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身心纠葛和内心反叛,他出生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只有14岁,始终想逃离“正常社会”,这其中隐喻了马洛伊一生的命运。

马洛伊·山多尔最后也在不断流亡中客死他乡,在日记中,他写道“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语言、家园、工作、青年……最后,我自由了。”

1948年,马洛伊·山多尔被迫离开祖国,此时他在匈牙利文坛的声誉已无人可以比肩,诗人尤若夫·阿蒂拉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永远无法修复的断裂

1942年,马洛伊·山多尔完成了《烛烬》,这是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

我在翻译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时,感觉非常特殊,我翻译了快20本书了,也写过不少书,但这本书依然给我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因为翻译他的书感觉像莎士比亚,像话剧的台词,每句都非常有形式感,承载内容非常多,甚至有大段独白,而且用词非常独特。

据说马洛伊·山多尔的弟弟非常瞧不上这本书,说这是炫技的一本书,此外,还有人说这本书过于卖弄语言。

故事以身为将军的主人让奶妈点蜡烛为开始,因为客人康拉德要来,两人40多年没见,最后蜡烛燃尽,康拉德走了,小说中两个人年轻时代非常要好,一起在奥匈帝国当军官,但将军出身贵族,康拉德来自平民。41年前,康拉德暗恋将军的太太,41年后,两人都觉得应该揭开心中的疙瘩,因为两人都已风烛残年、临近死亡了。但揭开疙瘩只是表面线索,更重要的线索是写两个阶级永远不能弥合,尽管将军非常尽力接受康拉德,但是康拉德永远自卑与嫉妒,这引导着他一生。无论将军怎样放下自己的优越感,无论康拉德怎样想摆脱内心的纠缠,到了最后,两个人还是没有达成默契和理解。

带着一身正气生活与写作

在奥匈帝国,还有一位著名流亡作家,即茨威格,但他和马洛伊·山多尔很难相互比较,因为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茨威格只是在讲故事,在我看来,马洛伊·山多尔要比茨威格高一块,他讲的是精神。

马洛伊·山多尔有一本散文集《草叶集》,明年会出中文版,读了那本书,你就会知道马洛伊·山多尔与茨威格的区别是什么。这是一本非常短散文集,讲怎么做人,非常励志,但在当下社会出版可能不合时宜,因为按那本书去做人,肯定无法生存。在书中,马洛伊·山多尔写的是道德坚守。马洛伊·山多尔本人也如此,他就是带着这种道德观生活的。

很多作家在精神上有非常不完美的地方,但马洛伊·山多尔完全不同,他的爱情自始至终,非常完美,他的婚姻就是一个传奇故事,无论左派右派都攻击他,可他不加入任何一个派别,所以他始终受到排挤,左翼、右翼都抨击他,但最后他战胜了一切偏见,在茨威格身上就缺少这种东西。

为了5%,宁可放弃95%

作为独立知识分子,马洛伊·山多尔从20岁开始正式写作,他最早想当记者、诗人,后来才当了作家,马洛伊非常年轻时就追求独立思考,在纳粹还没有得势时就看到了它的威胁,他在匈牙利第一个写了报道,提醒匈牙利人要警惕,这是非常勇敢的事,因此受到右翼抨击,因为当时匈牙利和德国关系非常,“一战”“二战”时都是同盟国。

“二战”结束后,左翼上台了,马洛伊·山多尔的独立思考又让左翼非常不舒服,叫他布尔乔亚作家,想用这种方式将他边缘化,但由于他的文坛地位太高,当局不得不给他一个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可第二年他还是走了。

在出海关时,相关人员问马洛伊·山多尔:你是一个当红作家,你想得到的东西95%都得到的,为什么还要出去?他的回答是:我想得到那个5%。

得到了95%,但那5%的自由没有得到,马洛伊·山多尔宁可出走,这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作家,其实当时并没有封禁他的小说,只是想让他边缘化,他也没有感觉到受冲击,但为了自己还没有说出的那些话,他还是选择了流亡,所以我在译序中起的标题就叫自由的骨头。

勇敢地告别生命

马洛伊·山多尔流亡后,当局封禁了他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有关方面有了一点松动,派人请他回去,但他说,只要我的祖国还不自由,我就绝不回去。

其实,当时匈牙利已经解禁了马洛伊·山多尔的作品,但他拒绝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这个姿态很少有人能做到,在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长期不为人知,他在海外写作,在匈牙利语的小出版社出版,被人偷偷带回去传阅。1989年2月,他选择了自杀,一是他一身病,一是他的老伴去世了,还有一个养子也去世了。

人们可能比较熟悉另一位著名的匈牙利作家,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即凯尔泰斯,他的《船夫日记》也是我翻译的,大家认为这本书的语言非常有穿透力,但是凯尔泰斯受马洛伊·山多尔影响非常大。比如马洛伊·山多尔曾经写过“谎言还从未像它这样,在最近三十年成为历史的动力”,而凯尔泰斯则写为“至今为止谎言一直是真理,但是到了今天,谎言都不真实了”,其实是对马洛伊·山多尔的话的翻版。马洛伊·山多尔还写过“上帝无处不在,但是在教堂里可以找到他”,凯尔泰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既然爱无处不在,为什么可以在找到它的地方去寻找它”。凯尔泰斯在多次采访中提到,他视马洛伊·山多尔为精神导师。

1989年2月21日,马洛伊·山多尔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他曾写到:“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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