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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抽烟理论与实践(东)

 鸽子飞吧 2015-09-21

我的抽烟理论与实践(东) 

我的抽烟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假抽烟时代与真抽烟时代,或者模仿现在的语言时髦,可以称为前抽烟时代和后抽烟时代。

前抽烟时代开始得太早了,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967年。那时候,文革刚刚开始一年多,父亲在牛棚里关着,母亲在农场劳动改造,哥哥和其他一些牛鬼蛇神狗崽子子弟一起长期住在学校里。本人基本属于彻底没人管的状态,每天自由自在。那时候,我们住的南开大学校园里有不少和我情况类似的小孩,大家经常成群结伙地到处游荡,夏天一条游泳裤,冬天一身破棉袄,只有春秋季还比较好一些,勉强像个人样。

那时候讲备战备荒,在我们住的北村六楼后面与卫津河之间,有一片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一些的荒地,长了一些大柳树、毛桃树、槐树之类,剩下的就是很多灌木和荒草了。那片地方成为了我们的活动天堂。我们在那里学着《地道战》的办法挖地道,学着《地雷战》的办法埋地雷,后来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大家就开荒种地,很快一片片向日葵、蓖麻、玉米、黄豆、葡萄、葱、姜、蒜、白菜、西红柿、辣椒、白萝卜……就茁壮成长起来。今天想起来,那个时代的小孩不仅会玩儿,而且生活质量水平真的比现在强得多。

在大家种植的各种农作物、蔬菜当中,还有一种棚架类植物,就是丝瓜,那丝瓜成长的时候远没有同是棚架类的葡萄吸引人,葡萄属于水果,基本上还是绿的时候就被偷光了,记忆里好像没有见过红色的。但是丝瓜没有人光顾,因为那不过是一种蔬菜,小男孩们都不会做菜,所以可以平安地长到成熟。半成熟的丝瓜可以交给邻居家的大人炒菜吃,味道还可以,彻底成熟的丝瓜只能掏出丝瓜瓤,或者刷锅刷碗,或者洗澡的时候搓背,比现在的塑料百洁布、浴室用品好用得多。

说不出最早是谁的发明,反正我们小孩们很快就发明了用深秋的干燥丝瓜梗当烟抽,每天玩儿累了,或者劳动累了,就撅下一段丝瓜梗,悠哉游哉地抽起来,那味道柔柔的,略有一些呛,很是好抽。不过当时我属于没有烟瘾的,抽得比较少。

秋天、冬天可以抽丝瓜梗,夏天丝瓜梗还没有干燥,抽什么呢?也有办法。最常见的方法是用蓖麻秆做烟袋:撅一根粗的蓖麻秆,选中结的位置做成烟锅,在旁边钻出一个小孔,插上一根细的蓖麻秆,就是烟袋了。再找一些枣树叶子,晒干了,就是烟叶,抽起来很有点意思,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丘吉尔,更还没有意大利的烟斗足球教练贝阿尔佐特,最熟悉抽烟袋的就是斯大林,于是乎,一帮子小孩就都自诩是斯大林,叼着蓖麻烟袋在马路上晃。

1969年,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发布,我这等父母都被隔离的走资派、右派子弟属于“战备疏散”对象,我被疏散到了河南滑县的广阔天地。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虽不属于“上山下乡”,但是和“上山下乡”基本无异。到了后营村(枣村营)的第一个月,我得了比较严重的胃病,疼得三九寒天浑身冒汗。那时候哪里有药啊,白天还得下地挣工分,而且当时正在跟随队里的社员深翻土地,坚持几天以后,实在有点不行了,二叔出了一个主意:吃一口烟!吃烟,不同于抽烟,是吸一大口烟后,不能从嘴里吐出来,也不能从鼻子里冒出来,而是直接咽到肚子里。那个呛啊,差点没憋死。可是神了!我的胃病立马好了,不疼了,而且直到今天我也再没有闹过胃病,以至于经常搞不清胃在什么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抽正式的烟,烟的牌子好像是“金钟牌”。

1975年,我进纺织工厂当了工人,从“学生、小资产阶级”变成了正宗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我先后换过色织五厂、色织一厂,最后是色织十一厂,干过打穗儿、整经、浆纱、帮车、挡车等多个工种,最后是保全钳工,厂子里俗称“大平”,就是织布机的大修工。

因为是无产阶级了,就得学习无产阶级的习惯,那时候工厂里男性无产阶级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抽烟。车间里为了安全是绝对不能抽烟的,但是厕所里能抽,那时候工厂的厕所都分里外间,里间是厕所,外间就是吸烟室,人一进去,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全是浓重的烟雾!

在厂子里因为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再教育多年,我这个走资派、右派双料狗崽子改造得很好,老工人、小工人们没有一个歧视我的。只要我一在厕所出现,马上就会有人递给我一根烟卷,虽然当时不爱抽,但是工人阶级的热情不能拒绝,抽了不少的便宜烟。

1980年,上了大学。入学报到的那一天,看宿舍分配名单,我的宿舍八个人中,居然有一个叫做“张宝丽”的,当即欣喜若狂,老师真的太好了,居然男女生搭配在一个宿舍。遂兴冲冲前往宿舍,进门见一老爷们儿,胡子拉碴,坦然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张宝利。”“啊?你为什么是男的?!”“我本来就是男的,可能又是我的名字被大家误解了。来,抽一根。”一根烟卷递到了跟前。这是我上大学抽的第一根烟,也是最令人失望的一根烟。

大学四年,同宿舍的张宝利、魏耀时、乔振中都是抽烟的,都会买烟,我自己不买,但是人家如果让烟,有时候也抽一根。后来在《八小时以外》、《天津日报》实习,采访的时候也经常有人让烟抽,基本都是被动的。到了大四,实验室的宋世吉老师基本成了我的抽烟教唆犯,去宋老师那里,每次必让我抽烟,马艺老师也是如此,这两位都属于毁人不倦类型的。不过不买烟的原则,我坚持得很好,到84年毕业,我没买过一次烟。实际上,四年里我也没有抽多少烟,估计加在一起,还没有现在一天抽得多。

以上属于我的假抽烟时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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