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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是建立政府财务赤字和债务可持续性预测模型】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吴思
2012年，由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三个国内研究团队分别完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以评估中国主权债务风险及各级政府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债务情况。 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将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某一个时点上的所有资产和负债进行分类加总，得到反映总体存量的报表。它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在特定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分布、结构和国民财富及总体经济实力的状况和水平。 因此，国家资产负债表被视为研究和解释国家债务风险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工具。比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认为，经济衰退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市场价格的崩溃，致使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企业将所有现金流都用于偿还债务，全社会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从目前进展来看，尽管在资产界定、计价方法、产权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大部分省级政府已经完成了试编，正在总结完善编制原则和方法，并开始研究如何使用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现状 李扬、马骏和曹远征三个团队所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有差异，马骏和曹远征分别采用估值法和推测法编表，李扬则更加关注杠杆率。其中，李扬团队最新发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将主要数据尽可能更新到2014年底。 据李扬在该报告研讨会上发布的数据，从总量上看，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 对于梳理政府有多少“家底”、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债务压力，净资产即总资产减总负债应该是最重要的信息。从资产净值角度看，2013年中国净资产总计352.2万亿元。李扬表示，坐拥352.2万亿元的净资产，说明中国的家底很厚实。 而国家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国家资产的形成，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有所上升，债务风险相应提高。 在反映国家主权债务风险的主权资产负债表方面，李扬团队按宽口径计算，截至2014年底，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总计124.1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2万亿元。而考虑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变现能力有限，以及国土资源型资产使用权无法全部转让，计算得出的窄口径中国主权资产为152.5万亿元，相应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4万亿元。李扬认为，从发展趋向来看，中国各年主权净资产均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但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及一些或有负债转为负债，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出现逆转。 中国目前28.4万亿元的窄口径主权资产净值能应对多少次危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助理张晓晶告诉记者，大萧条时期美国GDP下降了约三分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阿根廷GDP下降了15%-20%。中国以60多万亿的GDP计，如果下跌15%-20%，主权净资产能应付两次危机；如果GDP下跌30%，则能应对一次危机。 杠杆率方面，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由98%提升到149.1%，隐含的风险较大。 李扬说，中国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尤其是政府部门加杠杆趋势明显，在较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出现去杠杆的现象，对此必须要有充分准备。 长期风险隐忧 资产负债表可以显示很多短期内看不见的风险。马骏曾在一场内部研讨会上对记者表示，“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些短期政策看不到甚至故意忽视了长期问题，将导致中长期债务负担。” 一个例子是2008-2009年的大规模刺激，当时并没有过多显示在财政上，财政赤字1万亿左右，占GDP的3%，在全世界范围比较起来是比较稳健的。但据马骏计算货币超发额，显示金融刺激在那两年达到10万亿。“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当时的刺激大量都是隐性的，财政预算上看不见，最后成本体现在负债上，未来将要偿还但很可能没有偿还能力”。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后遗症。马骏表示，最近不断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这些债务中估计有一半多是2009年以后形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养老金债务。马骏和曹远征都做了估算，前者认为今后几十年养老金缺口相当于70%多的GDP，后者估算得出有18万亿的缺口。马骏告诉记者，不管是哪种方法，这个数字都非常之大，养老金是政府今后要承担的一种债务，这样的压力需要算账才能让人理解，把未来成本显性化，否则根本没人认识到这是个问题。 李扬进一步指出，从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负债方最大的潜在风险是人口老龄化和地方政府债务。此外，资产方最大的风险则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杠杆率过高，国有企业通过提高杠杆率进行扩张，在经济下行期，资产变现能力差，可能存在较大的估值风险。 在马骏看来，杠杆率高的根本原因是软预算约束。借了钱基本预期不需要偿还，债务成本也很低，以致于对借款的需求几乎无穷大，这是国有企业非常典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为了去杠杆，“杠杆转移”也是近来经常被提到的一个说法。李扬说，“考虑到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事实上属于统一产权主体，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转移。但不赞成将企业部门的杠杆向居民部门转移的做法，如前段时间居民部门加杠杆投资股市，近期股市剧烈波动，对此种思路给出了负面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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