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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里有一个片段叫“焦躁”，讲一对情侣在火车铁轨旁局促的情爱，结尾的句子是“而邻座还在打电话，‘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这个娼妇，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这句子的突兀、暴烈和歇斯底里同时吸引着我，好像对着条狗暴人的粗口。
文 | 俞冰夏 编辑 | Agnes 就我的阅读经验，能在一个作家仍在写作旺盛期的时候读到所谓的B面是可幸但罕见的事情。
华尔特·本雅明35岁开始写他那本鸿篇巨制的B面史诗《拱廊计划》，一直写到48岁过世，书却是42年以后才第一次出版。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在作者去世后47年才第一次出版。我们顺势可以举出一系列例子，比如罗贝托·波拉尼奥抽屉里翻出来的《括号之间》或者《安特卫普》，比如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伯恩哈德的书确实出版在他去世前，可是这个人多半觉得自己早就死了。
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经常是在我们可称作A面（如果你还记得磁带是什么的话）的、结构性更强用力更猛的完整作品，与B面的——更真实私密、更乖戾暴躁，对欲望、野心与失望之有修养的遮掩不那么卖力的作品当中徘徊。前者是事业，后者是经历前者漫长自虐过程之后倒抽一口冷气的产物。有理由相信后者更为诗意，好像磨破嘴皮为生的推销员在家里堂皇的餐桌上可能会感到忧伤，一种无法解释自己白天黑夜处境之差异的尴尬的忧伤。
阿乙今年不到40，正是此类忧伤变得浓郁复杂，扭作一团的年龄。虽然《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本书的名字还是起得太猛烈了，过于有现实感，更符合他作为作家的A面人格。我第一次见到阿乙是五年前，那个时候那本封面和内页的字全都是蓝色的《鸟，看见了我》几乎不可思议得通过口耳相传成为圈内佳话。五年过去，作为没有借口的职业作家，而不再是前江西小警察和前体育记者的阿乙，文学观念和人格都在发生极有意识、甚至可能过于有意识的激烈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不断想象自我扼杀又一往如故醒来的困苦——我们于某个时间节点过后成年的中国人，大做得到去想象变化，但永远无法想象变化的结果，于是对此的痛苦和失望几乎坚不可摧，形成了新的顽固力量。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虽然没有标明每个片段的写作时间，甚至也没有顺时针时间线的指向，但熟悉阿乙创作历程的人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那个写《下面，我们该干些什么》阶段热衷于加缪的阿乙，而后半部分则是用尽了力气尝试走出“自杀与否是唯一问题”悖论的阿乙，他开始感到这个问题有点幼稚，而幼稚大概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最不能容忍的品质。
存在主义对传统文学与逻辑结构的颠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在我看来都是个速率的问题。存在主义把从生到死的过程极端抽象简化——一种彻底反东方的思考方式，认为这过程不过是苟延残喘，单位速度大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速度必须是主观的，客观现实才是幻象。
阿乙的文学自我教育一开始是西方存在主义的，但生活，也许谈不上完全自我的教育则免不了来自中国。我们的文化对人生漫长程度的研究之细致程度与对付的方法之变化多端没有其它文化可比拟。可怕的是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反而好比一块硬币的两面，同时非常真实地存在。阿乙的早期小说基于存在的荒诞性和野心的绝望感，但这种荒诞性通过生活恶心的反刍，仍不足够阐释文学的价值——或者一个从事文学的人的自我价值。
阿乙尝试很多种方法走出他认为过于简单的荒诞派审判，就我读《阳光猛烈，万物显性》的观察，他尝试过法国和俄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写法，福楼拜、巴尔扎克、大仲马、托尔斯泰的写法。这种写法虽然对世俗生活的结构早下了（可能比存在主义更为刻薄）的判断，却不抖任何机灵，而是用缓慢的节奏，把悲惨还原出来。用阿乙在书里的说法，摆脱“小资一般廉价的忧伤”。
然而这种小说写法有一些现实问题，因为当代生活本身的结构混乱不堪，人的社会位置恍惚不定，阶级等级的森严不再能简单以外表和社交圈来定义，因此再也没有纯粹的悲喜剧可抒写。21世纪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茶花女何不可以是同一个人？何尝都抵不过刷手机的无聊？
阿乙当然还尝试从中国的生活结构本身找到答案。我认为这可能是条死胡同，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批判与接受同一件事。好像一个作家的A面与B面，不可能在不感到可耻的情况下互相仇恨。然而你很难把生活的事结束在仇恨上。这个时候我感到悲哀，因为从事没有任何羞耻心的B面写作的西方作家也不少，比如庞德和T·S·艾略特，彻底对日常生活没有兴趣之人，反而所有的包袱都是往外抖的。庞德可以毫无愧疚感地说：乡巴佬是文学的敌人。我们中国人不敢这么说，哪怕乡巴佬正是我们自己也不行。
最后来谈谈语言的问题。阿乙是背着沉重包袱的写作者，因此他的阅读经验更是背着沉重包袱。毫无疑问，这是某一类型写作者的本能。阿乙语言的节奏里，最让人颤动的不是他对写作的思考，而是一种文明针对文明的歇斯底里症，具体表现在偶尔插入的只属于乡巴佬的示威一般的粗鄙。书里有一个片段叫“焦躁”，讲一对情侣在火车铁轨旁局促的情爱，结尾的句子是“而邻座还在打电话，‘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这个娼妇，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这句子的突兀、暴烈和歇斯底里同时吸引着我，好像对着条狗暴人的粗口。
当然阿乙已经看了两年的《史记》和《左传》，我相信下一个五年的阿乙可能又是个完全不同的作家，又能找到全新与自己较劲的方法。
阿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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