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身份、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所思所想有异,因此,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与身份相应,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身份、知识结构、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关键词:汉代/作家身份/知识结构/文学言说 作者简介:杨允,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辽宁 锦州 121013;许志刚,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辽宁 沈阳 110036 标题注释:2013年度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类型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13YJA75106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研究”(11FZW006)。 文学主体的社会身份、知识积累不同,必然导致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感受及审美取向有异,见诸文学表现,即形成了文学言说的内容、方式、风格等的个性化特征,形成了身份、知识与文学创作的相关。汉代文学主体身份呈现多元化态势,既包括帝王妃后,公卿大夫、郎官、史官,也包括太守郡丞、郡县小吏,以及岩穴隐逸之士,在不同的社会身份及知识背景下,这些以个体身份呈现的文学主体运思泼墨,创作出了大量彰显个体身份特征的诗文辞赋,铸就了色彩纷呈的大汉文学。本文仅从作家身份及知识体系的差异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趋向予以探讨。 一、汉代作家社会身份的不同类型 汉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兴盛期,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居于不同社会身份的作家耽思运藻,为文为赋,亮丽了汉代文学的天空。依据汉代文学主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可将其分为尊贵层、上层、中层、下层、隐逸五个类别[1](p.135)。这五个类型的文学主体,既有居于社会等级结构最顶层的、权倾天下的天子,也有为汉王朝藩卫一方平安的诸侯王;既有协天子佐理政务的“三公”,分管王朝各部门具体事务的“九卿”,也有出纳王命、为王朝重大建设献言献策的“大夫”;有“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的郎官,史官,郡县小吏,也有幽隐山林市井、无涉政事的“岩穴之士”。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构成了汉代作家的多样形态。对于这一点,班固的《两都赋序》曾有所揭示: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2](p.3)。 班固历数武帝、宣帝朝的著名作家,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这些作家社会身份各异,既包括言语侍从之臣,也包括御史大夫、太常、太中大夫、宗正、太子太傅。当然,班固此处只是列举了汉代社会等级和身份结构中的一小部分作家,其他如皇帝、后妃、诸侯王、史官、幕僚、郡县小吏、岩穴之士等身份的作家此处尚未提及。汉代作家人数之多、社会身份类型之多样,前人已有所发现,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二、汉代作家知识结构的多元繁复 汉代作家生活在一个学术知识多元并立的时代,尽管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曾使儒学一度成为名义上的“显学”、“官学”,但儒家之外的学说和思想从未彻底走出汉代士人的知识和思想世界。黄老道家、刑名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说,术数、医药、星历、音乐等知识,为作家知识素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外在条件。虽然由于时代久远,我们无法尽观当时知识界、思想家的全貌,但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的相关出土文献足可使我们透见汉代学术知识的斑驳多样。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孙子佚文、《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守法守令》《务过》《为国之过》《唐勒》赋、佚书政论、兵法、阴阳、占侯之类数十篇。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二十多种,主要包括:《老子》甲本及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及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六十四卦》《二三子问》《系辞》《要》《昭力》《缪和》《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筑城图》等;《养生方》《胎产方》《合阴阳》《十问》《天下至道谈》等。 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竹简主要包括:《周易》《庄子》《吕氏春秋》《万物》《苍颉篇》《诗经》《离骚》《涉江》。 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主要包括:《太公》《文子》《日书》《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等。 上述汉墓从汉初到宣帝时期,出土文献既有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著述,又有《诗经》《离骚》、汉赋等文学典籍,还有医学、养生、气象、犬马等方面技能知识,这表明当时有关知识、技能的文献十分丰富,传播地域广泛。汉代作家正是在这样一个内蕴繁富、多元并存的学术思想空间,涵养储纳个人的知识养分,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并借此进行理论思考与文学言说。 学术思想的丰富蕴藉,决定了汉代文学主体知识结构的复杂多样。董仲舒、班固具有典型的儒家知识背景,晁错文章彰显法家话语风范,主父偃言辞多纵横长短之术,司马相如恢宏的艺术想象与博闻多识的素养融合,蔡邕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他在术数、天文、音律方面的修养,司马迁的文学、史学、哲学修养成就了空前绝后的巨著。 三、身份、知识结构差异与文学言说的异彩纷呈 任何文学言说都是创作主体既定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下的言说。不同的作家,因其知识构成及学术修养不同,必然导致其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评介,乃至个人的审美取向、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文学言说的内容、主题、话语方式及文体风格等方面的个性化特征,形成了主体知识与文学创作的相关。 (一)身份差异与言说内容之异 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在某种社会身份下的言说,对于汉代文学创作来说更是如此。汉代的许多作家都具有官场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官职身份的主体,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所思所想有异,因此,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题材的明显差异。 如皇帝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塔尖”的位置,拥有御宇天下的权力和责任,因此,皇帝的言说不仅“一言九鼎”,“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更重要的是,“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3](p.358)为了彰显天子言说的重要、独一无二,“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3](p.358)将制、诏等确定为天子的专用文体,通过它们发表安社稷、抚黎民的重大决定及规则。作为代天理民的天子,皇帝诏书的内容皆关系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等大事。典型如汉高祖的《罢兵赐复诏》《定口赋诏》,汉文帝的《除诽谤法诏》《日食诏》《遗诏》,汉景帝的《定孝文帝庙乐诏》、《击七国诏》,汉武帝的《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诏》《求贤诏》,汉宣帝的《减盐贾诏》《嫁娶不禁具酒食诏》,汉元帝的《免灾民租赋诏》《禁妨农诏》等等,无一不是关涉国家建设及百姓利益的大事,这种言说内容是由天子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与之相对,同样作为文学主体,但处于朝廷官职系统底层的侍郎,其文学言说的主要内容则与处于顶端的天子迥然有别。诸如武帝时期,长于文学创作的士子枚皋,曾“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4](pp.2366-2367)侍郎及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使他“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但其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朔也。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4](pp.2366-2367)从班固此文可见,枚皋的写作题材,完全是“应命承制”。如果说天子巡狩、封禅泰山、堵塞决河,还与朝政有所关联的话,其他如游观、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等则完全是娱乐潜兴,这些作品与皇帝诏书所言相去甚远。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乃是言说主体的社会身份决定的。皇帝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的诏令言说必须关乎社稷民生大事,而枚皋作为言语侍从之臣,作为侍郎,他的文学言说必须以取悦天子为目标,因此,“其文骩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亵渎贵幸”[4](p.2366)。之所以如此,乃是其社会政治身份决定的。 再如,同样居于汉朝廷官职系统底层的史官,其言说内容也鲜明带有自身的身份特征。“史”的本义是记事之官,《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5](p.235)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春秋以降,史官设置及职责有所嬗变。汉代的史官显见于史书的有二:一是“太史令”,二是“兰台令史”。由于史官的职责涉及记载史事,编撰史书,因此,其中许多人积淀了自觉的身份意识和丰厚的史学素养,在“秉笔直书”、记录国家大事和帝王言行的同时,也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美文佳作,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身份和知识结构色彩,典型代表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概述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司马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这样的家世令司马迁感到自豪和荣耀,同时也为他日后的撰述打下了旁人无法企及的家学背景暨史学根基。 司马迁早年即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已学会篆字,能诵读用篆字书写的先秦古文。同时,他很重视实地考察。20岁时,漫游历史名城,访求轶闻遗说,又奉命出使西南巴、蜀、邛、笮等地,深入实地了解各地的历史掌故,收集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除了耳濡目染之外,司马迁还受到良好的史官传统教育。这些史学素养为他日后的史书撰写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临终前对司马迁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p.3295) 司马谈的临终教诲,一方面要求儿子“续吾祖”“任太史”,承续史官世家的家族传统,以实际尽孝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司马迁以“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孔子为榜样,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撰写“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的历史,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遗嘱,司马谈将一个不容置疑和推卸的、承载着优秀史官传统和史官职责的重大使命交给了儿子。带着父亲的临终嘱托,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在完成“太初历”的议造后,即开始了《史记》的撰写。不幸的是,7年而遭“李陵之祸”,受“腐刑”。在巨大的人生打击面前,司马迁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述往事,思来者”[6](p.3300),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撰写。全书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52万多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这部伟大的著述中,司马迁的史学知识和史学素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一方面体现在《史记》的记述承袭了中国优秀的史官文化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4](p.2735)司马迁此言充分表明自己的著述是建立在充分的史实和史料基础上的。《西京杂记》云:“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7](p.2719)《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郎传》载,王肃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8](p.418)这两则记载表明司马迁作《孝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虽有所避讳,但还是记述了景帝和武帝的过失。武帝不满,因此,销毁了两篇本纪,足见司马迁忠实于历史,真正做到了“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4](p.2738)。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以孔子修《春秋》为榜样,继承和发展了“《春秋》笔法”,在对历史事实的记录中,微婉精要地表达了自己的审美判断、态度及立场,将是非、顺逆、善恶、美丑等评价融入历史叙述中,形成了独特的“太史公书法”。《文献通考》引吕祖谦语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9](p.1621) 此外,《史记》一书的撰述宗旨、框架构思以及司马迁的阐释之语也充分展现了司马迁的身份意识及知识结构背景。对于《史记》一书的写作宗旨,司马迁一方面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修史是史官家族的传统,自己是在完成父亲的遗愿和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提出自己撰述的宗旨乃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p.2735)。显然,这一宗旨充分凸显了史官的职责。《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6](p.3299)为了不辱史官使命、“堕先人所言”,司马迁忍辱含诟创作了《史记》,这种独特的、“不朽”的言说是其史官身份决定的,正如汉武帝书写《求贤诏》、枚皋创作《皇太子生赋》一样,离开了特殊的职官身份及人生际遇,司马迁之《史记》亦或无从谈起。 (二)知识结构差异与言说方式之异 社会政治身份不同,则境遇有别,所思所感不同,则言说的主题话语有别。与身份相应,文学主体所具有的不同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其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仅以社会身份相同的诸侯王宾客为例,枚乘和司马相如同样是梁孝王宾客,都是汉赋大家,但由于两人各自所具有的知识体系不同,因此其文学言说的主旨及话语方式明显具有自身知识素养的痕迹及特征。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也是汉大赋的开山之作。作品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起笔,以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谋篇。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2](p.478)造成的,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2](p.479),即使是扁鹊、巫咸内外同治,也无济于事。此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2](p.479),但却可用“要言妙道说而去之”[2](p.479),于是,为了医治太子的病,吴客先后“说七事以起(启)发太子”[2](p.478)。对于吴客所讲的前几件事,诸如赏天下至美之音、品天下至美之食等,太子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当讲到田猎盛况和曲江观涛的壮阔时,太子面有起色,但由于体力不支,太子表示还是无法参与。于是吴客建议“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2](p.484),为太子讲述“天下要言妙道”[2](p.484),闻听此言,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2](p.484)文章鲜明表达了对奢侈享乐、纵欲无度生活的否定。吴客指出:“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2](p.478)过度奢侈享乐乃是对生命的戕害,因此,吴客提倡楚太子养生贵生。吴客向楚太子推荐“方术之士有资略者”“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阐述“天下要言妙道”共六人——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其中的四人是黄老道家人物,即庄周、魏牟、便蜎、詹何。这四人中,庄周是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三人,魏牟、便蜎、詹何也是黄老道家学派的重要学者。 魏牟即《汉书·艺文志》中《公子牟》的作者。《汉书·艺文志》原注曰:“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4](p.1730)公子牟是魏之公子,亦称魏牟,封于中山,故又称中山牟。《庄子·让王》云:“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10](pp.980-981)他弃万乘公子之荣华,身隐岩穴之间,虽未能完全忘却“魏阙之下”的荣华梦,“未至乎道”,《庄子》对他修道的程度也并不完全认可,但其按照黄老道家的理念修身养生,已是寻常世俗中人难以想象的。魏牟有过万乘公子之荣华,又转向岩穴幽隐的人生,表现出明显的黄老思想,所以,《七发》的作者假托他的形象为楚太子讲述人生体会,似乎更有针对性。 《庄子·秋水》载,魏牟批评公孔龙曰: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虻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与?且彼方跐此黄泉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10](p.601)。 魏牟批评说,公孙龙谈论庄子,就像井蛙谈论大海,无异于“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甚至于像邯郸学步那样,新的本事没学到,原有的能力也丧失了。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对庄子乃至黄老思想的坚守与阐述。 便蜎即《汉书·艺文志》所载之《蜎子》的作者。《艺文志》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4](p.1730)据此注释,当以蜎为姓。蜎渊或作便蜎、蜎蠉。 “《淮南子》曰:‘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高诱曰:‘蜎蠉,白公时人。’《宋玉集》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七略》曰:‘蜎子,名渊,楚人也。’”[2](p.484)《七发》中的便蜎,《淮南子》中的蜎蠉,《宋玉集》中的玄渊,《七略》中的蜎子,实为同一人,以声通字讹而书写不同。 另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6](p.2347)便蜎即环渊,亦即蜎子,学黄老道德之术,并著上下篇以阐述黄老思想,而上下篇的结构似乎也有《老子》道德经结构的影子。 詹何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或作詹何、詹子、瞻子。詹何也是黄老道家大师。 《庄子·让王》称他为瞻子,并载他与魏牟的对话。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10](pp.979-980) 从这则记载看,詹何是黄老道家中人,而且,他对道的修养还要高于魏牟,故在两人的对话中,魏牟有问道之意。 《七发》中,通过吴客之口推荐的哲人以庄周为首,而在人数上也以道家居多数。这鲜明表现出作者对黄老思想熟悉和接受的程度。作者在文章中倡导的以贵生为主的理念,对黄老道家思想及人物了然于心,足以说明其知识体系中黄老道家学说占据主位。 与枚乘相类,同样具有诸侯王宾客身份的邹阳,其所创作的《狱中上梁王书》及《酒赋》却表现出鲜明的纵横家风范及儒家思想。 邹阳,齐人,曾经和枚乘、严忌一同仕于吴,以文辩著称。后来吴王刘濞因为儿子被文帝的太子刘启打死一事对朝廷心怀不满,阴谋反叛,邹阳上书阻谏,刘濞不听,他遂与枚乘等人离开吴而客游梁。邹阳很有谋略,性情刚直,不苟合取容,羊胜等人非常忌恨他,趁机在梁孝王面前进谗言,邹阳由此被囚禁狱中,将被处死。邹阳担心自己无辜留下恶名招致士人唾弃,于是在狱中上书梁王(即后世所谓的《狱中上书自明》),广引战国及秦代史事,有理有据,正反对照、情辞恳切地阐述国君识人、知人,察与不察、知与不知的利弊,劝诫君王明辨是非,亲贤臣、远小人,君臣合意建立“五霸”“三王”之业。文章写道: 故女无美恶,入官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桼,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4](pp.2346-2347) 邹阳此文广征博引,“比物连类”[6](p.2479),排比铺张,气势纵横,颇有战国纵横家色彩。《汉书·艺文志》载其文7篇,归入纵横家。梁孝王读后幡然醒悟,立刻释放了邹阳,并把他列为上等宾客。 如果说邹阳此文充分彰显了他纵横家的知识背景,《酒赋》则又透露出他鲜明的儒家思想。《酒赋》云: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騃……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士,皆若哺粱肉焉。乃纵酒作倡,倾盌覆觞。右曰宫申,旁亦征徴扬。[11](p.33) 在描绘了各种美酒及君王对群臣的赏赐之余,文章篇末点题:“乐只之深,不吴不狂。于是锡名饵,袪夕醉,遣朝酲。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 “乐只之深”化用《诗·小雅·南山有台》诗句,其文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对于《南山有台》的诗旨,《小序》云:“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对于“乐只君子”句,郑玄解释说:“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贤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礼乐乐之,则能为国家之本,得寿考之福。”[12](p.419)“不吴不狂”化用《诗·周颂·丝衣》诗句,其文云:“不吴不敖,胡考之休。”《毛传》曰:“吴,哗也。”郑玄认为“不吴不敖”句的意思是“(饮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哗,不敖慢也,此得寿考之休征。”[12](p.603)邹阳此两处对《诗经》诗句的化用,并及其后的“袪夕醉,遣朝酲。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旨在表达贤臣效忠之思,末句“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部分引用《史记·屈原列传》之语,《史记·屈原列传》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6](p.2482)通观邹阳此文,文中所欲凸显的主题即是贤臣的拳拳效忠之思与明君的恤臣爱臣之情,而这种明君贤臣思想正是儒家所极力倡导的,此一思想并《狱中上书自明》所呈现的纵横家风采与枚乘《七发》所倡导的黄老道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枚乘与邹阳社会身份相同,同为诸侯王宾客,但由于两人各自的知识结构不同,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及文学言说的不同话语方式。对于社会身份相同的文学主体是这样,社会身份不同的文学主体亦是如此。董仲舒著述彰显儒学风范,而司马迁文章却尽展《春秋》的叙事风采。 综上可见,作家身份不同,则言说立场有异、言说内容有别;知识体系不同,则审美取向、话语方式及言说风格有别,正是受到身份、个性、知识构成等因素的影响,才形成了汉代文学创作及发展中的多元繁荣及个性化特征。 汉代文学主体的社会身份颇为复杂。历经秦末大乱,加之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特殊语境,使得公卿、大夫,史官、郎官,博士、文士、经师、儒生等纷纷登场,他们贴着不同身份的标签,带着不同的知识体系,舞文弄墨,成为汉代文坛不同层面的代表,由此形成了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多元形态。分析不同文学主体的不同身份及所具有的知识体系在其创作的诗、赋、文诸种文体文本中的作用,阐释不同文学主体不同身份及所具有的知识体系对其创作体式、审美取向、言说内容、言说方式、作品风格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对于揭示汉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内在规律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允.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4). [2]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