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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是中国本土综合的文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建构于西汉中后期，自两汉之交开始逐渐流行起来。司马迁《史记》（原名《太史公》）的创作和流传，与“文章”概念的建构和流行颇有关系。《太史公》的创作，渊源于古“史记”，继承并弘扬孔子作《春秋》的典范，也受到战国至西汉前期流行的诸子学文化的启示。此书问世以后，作为笔墨“文章”的代表作流传数百年，另外，又成为魏晋时期目录学系统之中“史部”崛起的引领者。东晋至南北朝隋唐时期，《史记》与日益唯美化的“文章”概念的关系渐行渐远，逐渐成为性质比较单纯的史书。 【关键词】 “文章”观念 《太史公》 书论 目录学“史部” 【作者简介】 吴光兴，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光兴教授 目次 一、释《汉书》中的“文章司马迁” 二、“史记”—《春秋》—《太史公》 三、“书”“记”“书论”与史部的崛起 四、史书在“文章”世界的边缘化  中国本土的文学概念之中，“文章”是个综合的大名，涵盖极其广泛。这一“文章”名称，最初建构、流行于两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原名《太史公》）一度是“文章”大名之下的典范代表。研究中国文学观念史，《史记》与“文章”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魏晋目录学史上的“四部”图书分类体系的建立，也与《太史公》一书崛起的学术背景息息相关，《太史公》在当时学术系统里的离合归属，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考察“文章”名称的用例用法史为主要线索，辅以史“书”等名称的名义辩证，围绕《太史公》的写作与流行这一焦点，试对相关文学观念史、史学史问题进行廓清与论述。 一、释《汉书》中的“文章司马迁”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列数西汉武帝、宣帝两朝得人之盛，是《汉书》的著名篇章，被选入萧统《文选》，本节的选题也出自这段话，兹具引于下： 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䃅，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汉朝甫定之后，“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达四十年。公元前2世纪中期，汉武帝在位（前140年一前87年），广开才路，文武人才辈出。赞文列举儒雅、笃行、质直、推贤、定令、文章、滑稽、应对、历数、协律、运筹、奉使、将率、受遗共十四个系列的代表人物，其六“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连带赞述汉宣帝时代（前74年至前49年）的名臣代表，列举儒术、文章、将相、治民四个系列，其二“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这两个赞述系列当中，“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二品题可以互相参证。 上述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王褒四位汉武帝、宣帝时代的“文章”代表人物之中，司马迁著《史记》，司马相如为汉“辞赋之宗”；刘向，《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王褒赋十六篇。”按文释义：文，文字；章，篇什；“文章”也者，连缀文字、成就篇章是也，即文字著述之义。“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二句，表彰汉武帝、宣帝时代士大夫案头文字著述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文章则司马迁”这一品题，硬译的话，意为“文章人才有司马迁……”。司马迁的成就以《史记》为代表，可见《史记》这部具有开山地位的“史书”，在前揭《汉书》论赞代表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中，与辞赋、子书等一起，是被归类在“文章”大名之下的。 进一步考索，又可见在班固（32年至92年）的时代，“文章”是个热词，非常流行。与班固同时的王充著《论衡》，也以“文章”称许司马迁：“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按：刘向字子政）、扬子云（按：扬雄字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而以“文章”一词为广义著述，与“书”为同义词，这一用法与刘向、刘歆、扬雄颇为一致，而三人处于自班固、王充的时代上溯一百五十年，大约西汉宣帝、元帝之交的时期。《汉书·艺文志》“因人成事”，实取刘歆《七略》删减而成，则《汉书·艺文志》的文字渊源于刘歆，而《七略》以刘向《别录》为基础，因而也与刘向的用语一致。《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诗》.....《易》.....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秦朝“焚书”，称为“燔灭文章”，足证“文章”为“书（籍）”之同义词。 “文章”“书”，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是笔、墨合作的产品。《汉书·扬雄传》叙述扬雄作为汉成帝的侍从之臣，元延三年（前10年）随驾前往长杨游猎，曰： 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汉书·扬雄传》取扬雄《自序》成篇，此处叙述即出扬雄本人之手，将辞赋创作称为“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日本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此处“笔墨”“文章”等关键字眼及其所反映的辞赋创作演变现象，即辞赋之由诵读的文学变成书面的文学，扬雄作赋对此显示出清楚的自觉意识。“扬雄《长杨赋》虚构的主客，不是，'子虚’，和'乌有先生’，而是'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因为是用笔墨写成的文章。可见当时作赋，通常以笔墨写成。”辞赋是笔墨写成的，司马迁《太史公》（《史记》原名）也是笔墨写成的，因而可以并列于笔墨“文章”之林。“文章司马迁”这样的表述，通行于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王充等的话语体系之中。 近人余嘉锡从古籍史的角度，指出西汉中叶士大夫开始形成以著述传世的方式寻求千古留名的新志向，“周、秦诸子，以从游之众，传授之久，故其书往往出于后人追叙，而自作之文，乃不能甚多。汉初风气，尚未大变。至中叶以后，著作之文儒，弟子门徒，不见一人，凡所述作，无不躬著竹帛”。余氏举东方朔、扬雄等为证。其实，以“文章”传名后世，司马迁也是同样的典型。 总之，公元一、二世纪流行的“文章司马迁”品题，提醒我们要关注并研究司马迁所著书与笔墨“文章”观念的关系，这又牵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史学相携发育成熟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层隐微。 二、“史记”—《春秋》—《太史公》 以《太史公》为新兴的笔墨“文章”系统之代表，司马迁本人对此却可能是隔膜的，因为笔墨“文章”观念是在司马迁身后的一段时期才完成建构并流行的。那么，司马迁著书的自觉意识以及他所认同并追随的又是怎样的价值传统呢？研究《史记》的著作汗牛充栋，千头万绪，本部分以司马迁所著书的渊源、书名变化等为线索，尽量理出一条“文章司马迁”的观念通道（或者这一话题的“前史”）出来，考察西汉中叶以后士大夫著述传统之建立。 司马迁著《太史公》，继承的是他父亲司马谈的未尽之业，与班彪、班固父子两代接力著《汉书》情形类似。《太史公自序》叙述了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临终嘱咐：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汉武帝封禅实属千年盛事，太史令司马谈以病滞留在周南（河洛）一带，不得参与，引为终生遗憾。临终嘱时其子司马迁，称祖上为周代太史，现在父子两代又将相继担任汉朝太史令，自孔子作《春秋》以来，战国纷争，“史记”已绝，因而要求司马迁继承他的志向，将他未完成的“论著”继续完成。司马迁含泪答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太史公自序》接着叙述本书写作过程：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三年后（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为太史令，即接续搜集旧史。又五年（太初元年，前104年），逢天子改历，《太初历》颁布。《太史公自序》曰“于是论次其文”，近人王国维据此论断：“史公作《史记》，虽受父谈遗命，然其经始则在是年，盖造历事毕，述作之功乃始也。”又七年（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受刑，之后忍辱继续著书。断限自五帝（“陶唐”开始），至“麟止”之岁（元狩元年，前122年）为止。 《太史公》之作，完全是对孔子作《春秋》这一典范的追摹。《太史公自序》对此有反反复复的多方面申说。前揭司马谈遗命司马迁续成“论著”，引述的就是孔子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的先例。父命续《春秋》，此其一。又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一段是上承汉武帝太初改历、“诸神受纪”与天下更始而说的。引述到文明史所谓“五百年”定律，指每隔五百年要出一个周公、孔子式的圣人。汉代的社会文化还弥漫着比较浓重的神学气氛，一代巨儒董仲舒倡“天人感应”，“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云云，司马迁以“继《春秋》”的“五百年”运来自我激励，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五百年”期运不敢逃避，此其二。 《太史公自序》还载有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的长篇对话，专题讨论孔子作《春秋》问题。壶遂发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回答：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日“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篇“《春秋》礼赞”，也是“《太史公》（《史记》）一书的宣言”，是从引述《春秋》大师董仲舒（“董生”）的教诲开端的，全面论述了孔子《春秋》的创作缘由、方式、内容、价值、意义等。壶遂又发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这一问已经将《太史公》继承《春秋》的实质挑明了，孔子处乱世作《春秋》，夫子（指司马迁）置身盛明之朝，为何作“春秋”?司马迁回答: 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司马迁表明，他要继承的是圣人作《春秋》的精神，而非《春秋》“刺讥”的表象。这一辩析更加证实《太史公》对《春秋》的自觉继承与发扬，此其三。 《太史公》写作过程之中，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天降横祸，生死抉择之际，他能忍辱负重，坚持下来，精神的力量同样有来自孔子作《春秋》范例的激励。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此其四。综以上四端，从《太史公自序》看，《太史公》之作，完全遵循的是孔子《春秋》的典范，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儒家经典之中没有第二部可以类比《春秋》。 从著书的角色与身份来看，孔子对作《春秋》一事自述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知孔子者，赞扬他通过《春秋》的创作，在王纲解纽的恶劣政局之中，主持王道正义。而“罪丘者”有多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古代史权归天子所掌，孔子非史官而作《春秋》，近乎一种冒犯与僭越。这种说法言之成理。尽管司马谈、司马迁两代相继担任太史令，但是，汉代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并不管记载之职，“故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以私人撰“史记”，也是司马氏与孔子之所同。刘知幾《史通》分史官为二种：一种是当代在职的史官，书事记言，贵博闻实录，如古代的董狐、南史；另一种是后代撰史书的史官，贵在俊识通才，如班固、陈寿。前后史官职责不同，二者相须而成。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太史公》，衡之此例，都应该算作第二种史官即著史的史官，而非记录的史官。 据“史记”而作，也是《春秋》《太史公》之所同。《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记作《春秋》。”《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迁继父撰述，“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论史记”“因史记”“䌷史记”，“史记”一词乃成共同焦点。中国古代史官文化悠久发达，《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注：“《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说文解字》：“记，疏也。从言，己声。”《释名·释典艺》：“记，纪也，纪识之也。”《广雅》：“记，书也。”《广韵》去声《七志》：“记，志也。”总之，严格意义上的“史记”，指历代事件的官方记载，例由官方执笔把守。《春秋》《太史公》之写作，离开“史记”系统的资料，就如同无源之水。 换一个角度看，历代“史记”与孔子《春秋》、司马迁《太史公》之间，虽然作者身份有官方、私人的差别，但是文书性质同属于记事类型。因而，广义“史记”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史记”本为古代王官系统记录之名，推而广之，孔子《春秋》、司马迁《太史公》亦未尝不可称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叙述左丘明《左氏春秋》之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文中的“孔子史记”一语，非孔子《春秋》而何？以“孔子《春秋》”称为“孔子史记”为例，司马氏《太史公》一书，称为“司马氏史记”，逻辑上完全可以成立。 与此相关，还有“史记”与司马氏所著书的命名问题。《七略》《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渊源于刘向、刘歆数十年为汉王室校书所登记的书名，明白无误，最为可据与权威，证明汉成帝时代官廷藏书的司马迁所著书的书名为《太史公》。无奈，因为以尊号（“太史公”）为书名，古书没有书名号，在不同的称述语境之中，为了表达便利，有时《太史公》书名（即人名）之下，需要附缀“书”“记”等字。考虑“书”“记”二词是通行的古代史官文书的类型名称，相沿成习，也成为语义清晰度极高的泛指“记事文体”的专有名词。本来正常的衍生附注现象，却意外引起历代学者对书名的混淆，导致《太史公》《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史记》，一书多名，今质诸上述语境，以还《太史公》本名为宜。然数代流传之后，《太史公》一书最终反而以《史记》为定名，宛如沧海桑田。 后人从“以后例前”的认知角度看《春秋》《史记》，前者编年体，后者纪传体，仿佛泾渭分明。其实，《史记》的十二本纪以朝代、帝王为主，从传说中的古圣王“五帝”开始，至当今皇帝（汉武帝）时代，实质上就是编年的大事记，构成全书的大纲，因而称之为“本纪”。以“本纪”为例，《史记》与《春秋》就是同一类型作品。《史通·本纪》云：“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当然，《史记》在本纪框架的基础之上，又独树一帜地配备了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经后人继承发扬，《史记》的“纪传体”成为“正史”的原始典范。然而，也不可数典忘祖而昧于《春秋》《史记》的源流关系。 孔子据“史记”作《春秋》，司马迁继《春秋》、据“史记”作《太史公》，司马迁所著书，由原名《太史公》最终取古史官记录之“史记”为名，后来居上，传诵千载，名播儒林，宛如史学史的“历史的宿命”。 《太史公》横空出世之际，司马迁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他的期望，与孔子作《春秋》比较契合，也未出战国诸子“成一家之言”的模式。然而，《太史公》书在西汉中后期带动起来的补缺、追随（也包括批评）的浪潮，是司马迁所始料未及的，《汉书》“文章司马迁”的品题所彰显的笔墨“文章”观念，也是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王莽时（按：9年至23年），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著《太史公》复成为笔墨“文章”领域中令人景仰的高标。 三、“书”“记”“书论”与史部的崛起 《太史公》问世之后，引起了一百多年追随、补续的浪潮。《史通·古今正史》：“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询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按：“名《史记》”云云，不确。至东汉初，补续《太史公》的行列中，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班彪、班固父子。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在此基础之上修订出《汉书》，不经意之间，班氏父子又在《太史公》“通史”规模之外，创造出一种裁成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新史体。虽然新的纪传体史书的体制为《太史公》首创，但这一体制正式称名为“书”，《汉书》才是始作之者。它的模范应出《尚书》。 在东汉一朝，“书”作为史书系列专有名称尚未完全凝定，出自传统“史记”的“记”的称名，与“书”的称名交互流行。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班固参与了后汉王朝国史的撰述，即后来以“东观汉记”名称流传于世的著名史书，在近二百年断断续续的撰述过程及成书之初的流行过程之中，同为新型“纪传体”断代史书，就以“汉记”为名。则“记”与“书”名异实同。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在东汉之前，《太史公》之称“记”或“书”，词义方面区别不大。 对于《太史公》“文章”成就的评价，班彪《汉书·司马迁传·赞》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二班引述刘向、扬雄的话盖棺论定，以“实录”为品目，推崇《太史公》为史记叙事文章之典范。 在《太史公》完成其典范化进程的同时，班氏两代续成的《汉书》问世不久，即与《太史公》并驾齐驱，一起成为东汉魏晋时代的笔墨“文章”典范的“双子星座”。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叙：“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太平御览》卷九三《皇王部》十八《魏文帝》引）“《史》《汉》”应即《太史公》《汉书》二书的简称，与“五经”“诸子”并列。刘劭《人物志》论述古今人物的才性与事业，将流业总为十二家，其中“有文章（家）...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晋书·孝友传》记载，西晋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以上皆证《太史公》《汉书》大行于汉末魏晋之时。 在东汉以降的“文章”科目体系之中，《太史公》应归类于“四科（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曹丕《典论·论文》）之“书论”系列。东汉魏晋时期，“书论”作为笔墨“文章”大名之下的“次大名”颇为通行。名称由“书”“论”二者组合而成，其实包括《太史公》《汉书》等史书系列与桓谭《新论》以下新兴的“论书”系列两大部分。其实，在汉魏时期，史书、子论二类具有一定的交相融合之处。曹植《与杨德祖书》畅叙人生规划曰：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 古代传统的“三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以此为参照系，“吾虽薄德”意思是不敢奢望“立德”。其次为国为民“立功”，应属藩侯本职，“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本人是文学天才，反而对于辞赋文学表示不屑一顾，“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与本节主旨相关的是，曹植表示，如果立德、立功都没有实现，则他退而求其次，“立言”的选择将是著作一部论书，“成一家之言”，“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曹植的这一情怀表露，“史官之实录”自然不可能与司马迁书无关；“辩时俗”“定仁义”“成一家”的句式，也令人联想起《太史公自序》的“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名言；“藏之名山”“传之同好”，也与司马迁的名言类似。这样一部拟议中的论书，其包含的史书因素不容忽视。又据《晋书·傅玄传》：“（傅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傅子》久佚，后人汇辑成编，感慨其中一些内容“名为子而实史”，亦可证魏晋时代子、史相杂的现象。总之，“书论”作为笔墨“文章”概念之下的一大部类，《太史公》《汉书》支撑着半壁江山，司马迁、班固被《人物志》推崇为“文章（家）”典范也是自然而然的。 魏晋之世目录学“史部”之崛起，昭示着文、史分家的学术趋向，两汉以降的笔墨“文章”观念，因此迎来结构性的分化。刘向奠基、刘歆撰著的目录学经典以“七略”名书，除去“辑略”总叙之外，书籍目录分为“六略”即六部分，其中“兵书”“术数”“方技”三略属于专家小众之学，反映学术史源流的重要的大类，是刘向负责校理的“六艺”“诸子”“诗赋”三略，因而，不妨说《七略》已经具备了后来流传的“四部”体系之中的“经部”“子部”“集部”三部。有待后人设立的就剩“史部”.。《隋书·经籍志》记载，晋秘书监荀勖《中经新簿》开始以“四部”总括群书：'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西晋的四部以甲、乙、丙、丁区分，尚无部类的名称。东晋初，著作郎李充以《中经新簿》为基础，将乙部、丙部次序对调，尔后因循成习。目录学家注意到初设立“四部”时，各部分书籍数量均衡也是因素之一，不完全严格依据图书性质分类。从前揭《隋书·经籍志》的叙述看，丙部（后来“史部”）的“皇览簿”、丁部（后来“集部”）的《汲冢书》，就内容性质而言即属例外。尽管如此，“史部”（包括史记、旧事杂事等）的雏形总是在魏晋之际独立出来了，而首位的“史记”可能是个泛称的大名，其开山的第一位置，无疑属于司马迁《太史公》之书，《汉书》《东观汉记》等也必然包括在内。“四部”体系之中，甲部以六艺经传为主，丙部以战国诸子为主，与之形成对照，乙部由“史记”等组成、丁部由“诗赋”等组成，这两部是以两汉以下笔墨“文章”为主要依据的。 可见，《太史公》奠基的史部的建立，既标志着也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与发达。同时，在史部成立之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广义的包罗四部的笔墨“文章”观念，又出现进一步分化的趋势，与诗赋关联的狭义“文章”观念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四、史书在“文章”世界的边缘化 本文的主题从《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的史家赞语所引出，原话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也就是说在“文章司马迁”品题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文章司马相如”的品题，西汉“文章”二司马平分秋色。同样出自班固笔下的《两都赋·序》向我们展示了“文章司马相如”代表的另一片天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这是另外一个“文章”系列，以古诗之流的辞赋为主，西汉后期颇称为“诗赋”，首要代表人物为司马相如。该序结尾处所述“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则与《七略·诗赋略》所辑辞赋、歌诗作品的总数，即“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相近。与继承孔子《春秋》的《太史公》不一样，司马相如代表的诗赋“文章”是《雅》《颂》（《诗经》）的苗裔。 古代礼乐制度也有“文章”之名，汉代辞赋系列以“文章”为大名，当是由此而来；而孔子《春秋》，古代多以“史记”的大名称之，与古老的礼乐“文章”的名称，关联不是那么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辞赋与“文章”概念的联系，比之《太史公》还要多一层。然而，魏晋以下的论述话语系统之中，“文章”名称与诗赋系列的关系越走越近，而司马迁《太史公》与“文章”名称的关系逐渐疏离，究其原因，言语“渐染”或许也是一个因素。 而笔墨“文章”客观的演变态势无疑是更重要的因素，即骈俪化的大势所趋。东汉时期《汉书》问世不久，取得与《太史公》并列的资格，当时，论者之中已经出现“班甲马乙”即后来居上的评论。两汉时期辞赋文学鼎盛，文章书写系统（包括史书）也出现“辞赋化”倾向，西晋文风更加趋向骈偶妍巧，受此风气影响，在东晋南朝的文评系统之中，《史记》与“文章”（或单言“文”）的关系更为疏离。齐梁文宗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纵论近世四百年“文体三变”。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颷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在这段对诗赋“文章”系列变迁态势的概述中，司马相如、班固、曹植与王粲，分别代表文章“三体”，其中没有《史记》的位置。这至少表明，“文章司马相如”系列在“文章”领域取得了强势地位。 齐梁之际的刘勰作《文心雕龙》，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论文名著，对于“文章”文学的论述极为系统，全书除末篇《序志》之外的四十九篇，分为上、下编，上编二十五篇按体类专论，下编二十四篇综论文章写作与批评等。上编之中，首要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为文章枢纽论，从与经典、纬书、《楚辞》的关系入手，辩证文章的渊源与典范，也可以视为全书的“总纲”。《明诗》至《书记》二十篇，“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文心雕龙·序志》篇语），学者一般认为，这部分呈现为两个文体集群：《明诗》至《谐隐》共十篇为一组；《史传》至《书记》共十篇为另一组。前者为“文”，后者为“笔”。《文心雕龙·总术》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 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参考中国古代的正闰之辨，“笔”之于“文”，略似闰之于正，有边缘附庸之义。在文、笔区分的“文章”系统之中，《史记》位置在“笔”类的《史传》篇，“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按：司马迁字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按：班彪字叔皮）论之详矣”。主要参考并沿用《汉书·司马迁传》中保存的班彪的论述。这一类语境之中，“文章司马迁”的处境越来越边缘。 梁代萧统编《文选》《文选序》开宗明义，介绍全书选文范围，对于那些不予选录的作品也作逐节说明：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周公、孔子经手的经典著作，为道德人伦之书，与日月同辉，不可轻易选裁，因而不选。《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诸子书，以“立意”为宗，重点不在“文”的方面，因而不选。那些著名的辩论说辞，尽管已经记载在典籍当中，但是实质属于口说，与写作的“篇章”性质不同，也不选人。对于史书，要作一分为二的辩证。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史书主体为叙事褒贬，与修辞写作的“篇翰”性质不同，因而不选；但是，史传的“赞论”“序述”部分，通常注重文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应该纳入“篇什”文章之列，因而入选。 按照上述具体标准，《史记》全书没有篇章入选《文选》，司马迁凭一篇《报任安书》入名作者之列。作为比较，班固《汉书》传记部分也没有入选，但是，“史论”类选入《公孙弘传赞》，“史述赞”类选入《述高纪》《述成纪》《述韩英彭卢吴传》三篇，班固又入选包括《两都赋》在内的一系列作品。班固属于《文选》的典范级作者，《文选》所反映的司马迁的“文章”地位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文选》是联结南北朝与隋唐的文学经典，在《文选》盛行的时代，司马迁《史记》对于“文章”文学的影响亦可想而知。 综本文所述，《史记》（原名《太史公》）与笔墨“文章”大名的关系，反映了古代文学观念建构史的关键面貌。司马迁撰《太史公》，渊源于古“史记”系列，自觉继承孔子《春秋》的模式，志在“成一家之言”，从学术史归类方面观察，属于战国西汉诸子学传统的创造性产物，与笔墨“文章”的关系，主要是在一班补编者前赴后继、赓续补缺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太史公》作为笔墨“文章”，两汉之交是其辉煌时刻，这一点体现于《汉书》赞语之中；东汉至西晋的二百多年间，《太史公》与《汉书》并驾齐驱，为“文章”典范，继续流行为口实。东晋以下，《太史公》（《史记》）与 “文章”大名的关系渐行渐远，光芒逐渐黯淡，这是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史上的一段秘辛。由《太史公》的这段浮沉，可见东汉至齐梁时期的文学观念建构史的重要侧影。而从魏晋时期开始图书目录系统“史部”逐渐独立，也是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值得注意的学术史条件。 （责任编辑：李俊 陈华积） (网络编辑：曹谆谆）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学报编辑部官网：https://xbbj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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