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南音（弦管）之所以被稱為中國非常古老的樂種，是中國“音樂歷史的活化石”，其重要標誌之一，是它別具一格的記譜法 工乂譜（乂讀音叉），讓人容易聯想到我國古代先秦時期的“宮商角徵羽”五聲樂譜。
工乂譜
什麼叫“工乂譜”？吳世忠在《南音工尺譜及其直譯五線譜識讀概說》一文中指出：
“南音工尺譜（實指工乂譜）是記錄南音音樂語言的漢字化表意性樂譜，它由譜字、‘指骨'（表示時值和琵琶彈奏的記號）及撩拍記號三部分組成……”
“南音工尺譜乃以‘乂'、‘工'、‘六'、‘思（低音為“士”）'、‘一'五正聲為基礎。”
工乂譜的特點
南音基本譜字只有五個：“×、工、六、士、乙”，相當于宮、商、角、徵、羽。
宮音歷來是十分重要的。《樂記》雲：“宮為君，居中總四方。”南音工尺譜用一個縱橫交錯、經緯相交的“×”，代表了東、西、南、北，並交叉於正中，它明確無誤地告訴人們，這個音正是“為君”的宮音，有著“總四方”的地位，南音把它叫做“正×”。除了倍士管已經“背反”之外，其餘管門，它都是不可或缺的音。
南音以“工”協律。調弦的第一個音，必須以琵琶子線調協洞簫的後出孔，即將後孔放空莫按，即為“工”。“工”恰好是“空”字的減筆。一個“工”字，不但告訴人們該音在洞簫的位置，連指法（即後指放空）也指出來了。
“六”是一個數字。《說文》曰：“六，易之數，陰變於六。”南音正管五空管的“五 乂（“ 乂”合一字）”，按中國五度相生法，它必定由“六”下生，律學上屬陰，叫陰呂。藉“六”這個“易之數”，暗示它同“五 乂（“ 乂”合一字）”的陰陽相生關係。
《樂記》雲：“徵為事。”南音的“士”和“事”同音，而諧“徵”。這個音剛好是曾侯乙墓編鐘的“徵”。用最簡省的筆劃，利用諧音、同音，標明“士”就是“事”和“徵”。
《樂記》雲：“羽為物，冬，物聚也。”冬是四季之末，冬之終必是春之始。南音譜字的“乙”，音通“翼”，而“翼”通“羽”。這個音剛好是曾侯乙墓編鐘的“羽”，它處於五音之末，超過它，必須加單人旁或雙人旁。顯然，它是利用諧音和最簡單的筆劃，標明它在樂學中的地位。
其它的音如：
“毛”，音諧“穆”，正好和曾侯乙墓編鐘的“穆”音位置相同。
“倍士”，是“士’之變（降）“士”為“徵”，“倍士”即為“變徵”。
“四六”是四空管的宮音位置，而“四”諧“瑟”，正如清商三調中之“瑟調”。
工乂譜與工尺譜的關係
工乂譜歷來習慣寫作工尺譜，有些業內人士也照此讀音，不讀工乂譜而讀工尺譜。其實“工乂譜”與全國統一的七聲音階的“工尺譜”一字之差，卻對工乂譜的歷史認定，大有天壤之別。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研究曾侯乙編鐘專家黃翔鵬說：它們（指泉州工乂譜與全國工尺譜）是稍有略同而大有質異（黃翔鵬《“弦管”題外談》，中國音樂，1984年第2期）。
關於工乂譜（“乂、工、六、思、一”）與工尺譜（“上、尺、工、凡、六、五、乙”）的關係，陝西省藝術研究所古代音樂研究專家李健正於1985年6月來泉州參加“南音學術討論會”發表的論文《論工尺譜源流》描述說：
“一、音名譜：
律呂字譜：十二音。產生於先秦，歷代沿用至今。用作音律名，亦作雅樂曲譜。
二、唱名譜：
1、宮商字譜：五聲七音〔五聲七音：聲指其唱名讀音。音指其一均中是所使用之律數。五聲七音就是說此譜共有五個唱名，在一均中使用了七個音律）。產生於先秦，歷代沿用至令。先秦時作為唱名，漢以後僅用作音樂理論文辭。
2、工乂字譜：六聲十音。產生于漢末，用于清商樂。流傳閩南至今。
3、半字譜：十聲八音。產生于隋至唐初，用于唐代燕樂。流傳西安至今。
4、俗字譜：（宋俗字譜是固定唱名譜，其與十二律之對應關係根據朱熹《琴律說》；譜字採用張炎《詞源》。除宋俗字譜之外與其他舊譜，因與音律無固定關係，故十二律名僅為參考之用）十聲十二音。產生于唐末宋初，用于宋燕樂俗樂，流傳至元代瑟譜中變為工尺譜字。
5、工尺譜：九聲七音。產生于明，定型於清，用于戲曲、聲樂、器樂等各個樂種，流傳至今。
工尺譜是我國獨有的傳統唱名譜，它源於我國先秦時的‘宮商角徵羽'五聲樂譜，後來經過了‘工乂譜'、‘半字譜'等幾個發展階段，到了清代才逐漸定型為以‘上'為宮的七聲音階首調唱名工尺譜。
工尺譜的形成和發展，始終貫穿著我國傳統的樂學理論，工尺譜的每一聲讀音，每一個譜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一經詳察，這些來龍去脈都是十分清楚的。工尺譜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也形成了‘敦煌曲譜'和‘宋俗字譜'等幾個亞系，但由於這些亞系都存在著不可補救的缺點，所以經過一個時期流傳之後，便相繼被淘汰掉了。
在發展過程中，工尺譜的節奏系統始終寄寓於樂器演奏手法、歌詞或者節拍之中，直到清代末年，它還未形成獨立適用的節奏系統，所以當簡譜於清代光緒年間經由日本傳入我國之後，古老的工尺譜便有被取而代之的可能。
今天，工尺譜雖然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失去了實用價值，但伴隨工尺譜發展過程所產生的我國民族樂學理論，卻將在改造五線譜和簡譜使之民族化的進程中，發揮其巨大的作用。”
李健正的論文很明確的指出，工乂譜和工尺譜都“源於我國先秦時的‘宮商角徵羽'五聲樂譜”，工乂譜“產生于漢末……流傳閩南至今。”而工尺譜“產生于明，定型於清”。工尺譜是從工乂譜、半字譜等發展而來的。
吳世忠《自成體系的福建工尺譜》（北京《中國音樂學》季刊，1992年第3期）認為全國工尺譜是宋以後形成的。他進一步指出：
“如果將南音工尺譜譜字同曾侯乙編鐘及七弦琴對照比較，可以發現，南音工尺譜（實指“工乂譜”）以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準確地反映了先秦樂音之間的邏輯關係。可以說，它是先秦樂學理論在南音的遺存。”
“福建南音工尺譜（實指“工乂譜”）字以其獨特性符號，記錄了先秦的樂音關係，它是先秦幾以來傳統樂學理論存活於民間的、教科書。這一以五音為基礎的、具有四大基本特點的樂譜有別於以七音為基礎的全國工尺譜而自成一體系。”引用自：泉州歷史網 簡 - 簡轉繁
一 、碩博士論文
台灣地區：
孫靜雯 1976《南管音樂研究》，台北：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錘寬 1982《泉州絃管（南管）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 冬 1983《泉州絃管音樂歷史初探》，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嘉寶 1986《南管器樂曲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玲玉 1986《台灣車鼓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淑玲 1987《鹿港雅正齋及南管唱腔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巧珍 1987《南管戲「陳三五娘」及「益春留傘」之唱腔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秀娥 1989《民間傳統社團的的持續與變遷—以台北市南管社團活動為例》，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堯鈞 1992《台灣高甲戲及其基本唱腔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
究所碩士論文。
林麗紅 1993《台灣高甲戲的發展—以員林生新樂劇團為例》，台北：國立中央大學
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振南 1995《南管器樂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郁琳 1996《南管唱唸法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佳燕 1996《梨園戲音樂及腔調之研究》，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
士論文。
其他地區：
葉 娜(美) 1986《Nanguan Music in Taiwan:ＡLittle Known Class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王櫻芬(美) 1986《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nguan Vocal Music: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and Variance》，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楊桂香(日) 1988《南管音樂的戲劇性和音樂集團》，Ochianomizu Women’s University.
王櫻芬(美) 1992《Tune Identity and Compositional Process in Zhongbei Songs: A
Semiotic Analysis Vocal Music》，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