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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日本在明治政府之前由于接受并吸收保守的中国儒家文化，并且视为正统，所以，在遇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法治思想与制度时，基本上与中国一样是采用了非理性的排斥的封闭态度。这个时候虽然也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但是其情形与后来是完全不同的。杉本勋先生说：“进入明治时期，日本科学界的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幕府末期以前，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西方系统的科学在政治制约下像贼风一样偷偷钻进来。与此相反，在明治时期，近代科学毫不客气地直接涌进来，科学界受到了文明开化暴风雨的洗礼。如和算、历学、本草、中医学那样的传统科学受此风一吹，完全枯萎，而被西方科学取而代之。”（第317页）这一段描述很好概括了日本在明治之前与之后对待西方科学文明截然不同的态度。幕府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来的西方科学文明是用《锁国令》这样的法律来规制进入的。即使进来之后，也是视为异端。这种进来后受到种种挤压打击仍然顽强地却又以畏缩的形态生存于日本民间的西洋科学，杉本勋先生称之为“日本科学”，有别于明治以后在排除了压制条件后，可以自由发展的各种洋学。这个时期，科学的发展无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都与西方的科学文明完全接轨，所以，这个时候日本科学改称为：“日本的科学”。
七、日本洋学家、启蒙思想家的作用。日本明治政府成立的初始阶段，处于混乱的关头，出现了“日本向何处去”的现象。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不稳，思想迷茫。此时日本的洋学家、启蒙思想家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洋学家、启蒙思想家有这几个：福泽谕吉、柳河春三、小幡笃次郞、麻布弼吉、田中大介。在崇洋的人中，又分成一些专事介绍西洋“吃牛肉、打电话之类肤浅知识”的人，和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有深厚而系统的西学功底的思想家。日本明治政府在启蒙思想家的引导下，他们很快就确定了这样的大政方针，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创建新国家必须抓住欧化主义。”（第318页）从此开始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进程。因此，日本洋学家们也得到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出入朝野，开办现代学校，翻译大量西洋书籍，打通体制与民间之间的界限。一方面能够顺从明治政府的体制，得到体制力量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正价值、存在意义在于率先教导那些独立于当时政治思想之外的、不熟悉世界形势、尚未蒙受文明和科学恩惠的国民。”所以，总的来说启蒙思想家们主要是活跃在民间，特别是那些未得到现代文明开化的民间。
这些“洋学家们写书不是以西方人为对象，而是面向一般日本人。”他们“作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而意气轩昂，思想中充满着‘所谓科学就是人类进步的旗帜’这一主张。”（第319页），他们不是在细枝未节上，也不是在技术上来向民众讲述科学，而是从“本质上着眼于科学深处的近代思想并将它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务使（变成）一般的民众理解的东西，它与传统的思考法及西方对事物的看法即自然观不同。也就是说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思想，特别作为启蒙思想来把握。”（第319页）这就是当时日本的洋学家们启蒙的主要方式与主要目的。
就这一点我们得到的启示是：第一，思想启蒙，学习西方一定要得到政府力量与体制的支持，才会有民间的效果。否则启蒙思想家的命运就会很悲惨，而且愚民得不到改变，反而会被愚民愚行所吞淹。
第二，学习西方一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细枝末节与科学技术层面和知识层面，而要深入到思想层面，把科学引导到思想文化与方法的层次，让人来认识，从而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去，化成社会风俗。
第三，引入西方文化必然要有一个启蒙过程，特别是思想启蒙过程。启蒙阶段就是虚心学习的过程，要以完全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启蒙思想家不以世界先进自居，而是满足于以通俗的语言来全面介绍西方的思想。也就是强调常识、常理、常用方法对一个落后国家的重要性。
第四，坚定不移地学习西方文化，并且达到完全掌握，化民成俗的程度，创造自然容易出现。
第五，保守僵化的东西要通过政府体制的力量，要通过保持长久的开放政策，让人逐渐认识。启蒙思想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他们只是翻译、介绍者，但是远还称不上是专业人员。其目的是要让真正的科学登上舞台。这一启蒙的任务才算完成。
2007年9月29日 按一按识别二维码可迅速关注我的原创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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