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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想任何知识之所以涌现出来，基准的给定，都是第一重要的命题。为了建构一个必要的思想基准，笛卡儿提出了这样的判断：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和科学是知识涌现的一个总的线性体系，是一个知识的涌现过程，不存在内在悖论。 事实上笛卡儿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教会权力和科学思想冲突的时代。一方面教会把已经形成的神学解释和亚理斯多德的思想定为真理，不容挑战，构成教会权力对科学的阻拦；另一方面，大量新兴的科学思想者则误以为只要冲破信仰传统，就可以更多的发现科学知识。
笛卡儿或许是那个时代第一个认为信仰传统与科学涌现并不冲突，而且存在一种内在的统一的思想家。“幻觉的内容不能与其来源发生冲突，真正科学的思想，应该能够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协调一致。”这是笛卡儿在沉思之后得出的新观念。这个观念秩序的基准建构，让笛卡儿大为感恩，为此他专门到洛雷托圣母玛利亚教堂敬拜。
事实上，这种开阔的观念，让笛卡儿成为17世纪理性主义思想流派的第一人，是欧陆理性主义思想的开创者。的确，整个17世纪属于典范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时代，思想史上有时候称之为启蒙主义时代。而笛卡儿生于1596年，相比于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他是惟一一位出生在16世纪后期的理性主义思想家。 有必要强调的是，在理解了笛卡儿的思想史位置之后，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所熟知的理性主义概念和启蒙主义概念进行思想史维度上的辨析。
一直以来，由于教材的原因，我们对理性主义的基本定义存在误读。整个欧陆理性主义的原初意义和方法论，乃是应用第一性的原理或者超验的定义，而不是通过实验的证据来进行知识的推导。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正是需要辨析的地方。当我们说到理性主义，我们往往认为理性主义就是完全依靠人类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而在思想史的层面，其基本概念恰恰相反，理性主义就是人类凭着上帝启示所形成的直觉能力，通过对第一性原理的深度沉思与想象，发现新的知识体系。而经验主义则是指人类在明确地拥有来自于上帝启示的直觉能力之后所展开的演绎能力。 这是笛卡儿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贡献，他把知识的涌现细分为直觉和演绎。直觉指向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和上帝信仰，演绎则指向科学。没有直觉能力，人类的思想缺乏深度演绎的明确基础和问题意识，因此无法涌现系统的知识体系。没有演绎能力，人类的直觉则只能停留在感觉和模糊的阶段，同样无法涌现系统的知识体系。
了解思想史秩序的人们必然知道，理性主义或者是唯理论，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的学术讨论之中，乃是作为经验论或者经验主义的一个对立面，或者说是一个批判的对象而存在的。也就是说，17世纪以笛卡儿、斯宾诺莎、帕斯卡尔和莱布尼兹等人为主要思想家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引起了18世纪以洛克、休谟等人为主要思想家的经验主义的批判，构成了跨越两个世纪的思想大争论。一直到康德这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才形成了一种综合的判断。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理性主义的误读，随之引起了我们对于启蒙主义这个关键概念的误读。当我们讨论17世纪的思想，我们所讨论的，既是理性主义，也是启蒙主义。所以启蒙主义的原初定义，同样是基于第一性的原理，基于超验的观念秩序而引发出来的思想史概念。启蒙主义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上帝之光照进人类的内心。Enlightenment，在思想史的语境里，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概念。这个词意味着真正的启蒙者，是上帝，而不是知识分子。 由此，那些深入了解过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史的人们，必然能看到一个伟大的事实，无论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还是莱布尼兹，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一生都在基于上帝的启示而思考。在这样的思想史传统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先知阶层而存在，但是人们必须牢记，所有的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不受尊重。同时人们还得明白，先知在先验的意义上，惟一的使命，就是承受苦难。
我们的困境在于，当我们说启蒙，或者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几乎不加思考地就把启蒙的主体安放在自己身上，知识分子不仅德行高迈，而且知识渊博，因此所有人都应该而且必须接受知识分子的教化与训练。 在全球范围内看，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性病症，是一种知识的僭妄和一种理性的自负。而这种僭妄与自负，乃是由于知识分子普遍远离了上帝启示和圣经秩序的必然结果。 而在中国范围内看，知识分子把自己想象成启蒙的主体，乃是儒家思想“文教”传统使然。从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身份想象，中国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想象成“君子型”启蒙者，而芸芸大众则属于他们眼里的“小人式”的被启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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