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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答案是：‘非也，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而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因为启蒙并没有完结，且诚如青年学者周濂所说，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在深刻地搅扰着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政治和社会的现实。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美国犹太裔史学家彼得·盖伊所著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史的经典之作《启蒙时代》的重要理由所在。虽然此书上下册分别完稿于1966年和1969年，用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四十年来，这一领域尚未出现一套系统的新解足以取本书而代之，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过时”的问题：“无论对启蒙（运动）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认识它，盖伊的经典之作为我们认识启蒙（运动）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梁。”也正是有了这座最可靠的“桥梁”，才有了日前于上海长宁图书馆举行的，由许纪霖、刘擎、高全喜等学者参与，“从启蒙时代的蓝图说起”引申至“何为‘良序社会’”的热烈争论。事实上，盖伊也是因为受到启蒙运动精神遗产的搅扰而着手研究的。后世往往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热烈同情的人，大多对启蒙运动赞不绝口。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怨恨，视其为一场灾难的人，也把根源归结到启蒙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学界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就一直存在这样的分歧。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启蒙运动要为欧洲的战乱负责，因为当初它企图推翻现状，打破一切传统，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乌托邦，这种思维很危险，最终导致惨烈的法国大革命，导致后来的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即使到现在，美国的知识界甚至一般民众对欧洲的思想也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他们把欧洲看作旧世界，认为自由、民主精神并不是源自启蒙，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启蒙。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圣经》，或是英国的其他传统。这对于作为德国犹太人后裔的盖伊是一个很深的刺激，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为逃避纳粹迫害随父母来到美国，他的父亲完全服膺启蒙思想，这一点对盖伊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他花十年时间写这本书，就是要告诉美国人：启蒙运动有它自己的问题意识，有它自己的逻辑，它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美国人，美国的独立，首功之臣就是欧洲启蒙运动，所以美国人不要数典忘祖，觉得可以自外于欧洲，实际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欧洲的产物，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问题是即便承认启蒙运动无所不及的巨大影响。启蒙到今天，也像是许纪霖所说并非到处都是凯歌，所向披靡，而是恰恰到处遇到了抵抗，这种抵抗是一种重新宗教化的方式，又让宗教产生强烈的反弹。让许纪霖感到疑惑的是，宗教复兴是启蒙内在的命题吗？还是逆启蒙而动？宗教的反弹会不会成为21世纪来自右翼保守对启蒙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以一种当下的困境感来读盖伊的话，这些启蒙的命题就活了。它不再是历史，而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许纪霖认为，启蒙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启，也不是选择哪一种方式启，而是要思考，为什么启蒙从十八世纪到今天，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世纪，竟然不是像一条直线一样，越来越深入人心，然后跨越整个世界，跨越文化，使宗教节节败退，而是倒过来，反而激化了宗教的抵抗？“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而仅仅谈启蒙运动，就会沦为学术游戏，和我们时代的困境不发生任何关系。”许纪霖的困惑和思考，无疑凸显了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面向。以法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在反王权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反教权，反对当时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某种意义上已经腐化的教权。但在刘擎看来，启蒙运动反教权的激进性，显然是被后世夸大的。以刘擎的理解，启蒙运动反教权，实际上是想为宗教重新定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宗教有整全性，传统的宗教不光关乎社会秩序，也关乎社会的道德和社会的政治。若只是把它安置为修身养性的一部分，就会出现宗教对于这种重新定位的反抗。大踏步的退缩，会激起大踏步的反弹，它会把启蒙视作敌人。应该说，通过反复的协调振荡,基督教传统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实现了政教分离，但其他的宗教未必，这正是现在这个世界碰到的大问题。”若仅只是把启蒙运动理解为理性至上，认为是理性主义的最强音，就像许纪霖说的，看起来非常正确，但又简单化了，否则怎么理解盖伊在该书上册下结论所说，启蒙运动不是理性的时代，而是一次对理性主义的造反。许纪霖举例道，伏尔泰就很复杂，你很难用理性来完全抽象他，他还相信自然神。启蒙思想的另一个传统就是卢梭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后来到了德国，与德国的虔敬主义传统结合，发展出各种各样激进的或保守的浪漫主义，导向了革命或纳粹。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彭刚表示，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是多变的，之所以是多变的，并不在于它提出来的价值观太多，而在于它提出的核心东西很少，可是每一样都很复杂。“比如说，自由究竟是什么？是我不招惹你，你也别来招惹我；还是说我去招惹你，把你变成比之你现在更好的你？另外启蒙运动中提出的‘平等’、‘民主’等概念，之所以至今我们还在反复讨论，就是因为它们很复杂、很暧昧，具有多样性，互相之间又充满张力。”这就有必要如周濂所说，回到启蒙运动，去看启蒙哲人在当时当地以何种方式探讨这些问题。而我们所说的“回到”，还为了破除启蒙思想家的神话。事实上，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反思的那样，如果说启蒙之前的世界是被神话统治的世界，那么后现代的启蒙出现了一个问题，启蒙自己变成了神话，它对人们的思想起了一种禁锢的作用。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些被当成神一样供奉起来的启蒙思想家，从万神庙里请出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思考的，看看他们的思想对我们都有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也恰恰是在这方面，盖伊的《启蒙时代》就像周濂说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么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榜样。盖伊在书里，采取和这些哲人完全平等的立场。他评述这些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问题做出反应，他们表达了什么样的具体观点。与此同时，他在书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刻板印象。诚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启蒙时代”被盖伊分解为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同于我们通常对学术研究的印象。启蒙也不再是干涩的思想、观念，抽象的方法、口号，而是一幅生机盎然的生动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卢梭的敏感犹疑，亚当·斯密的和善圆润，富兰克林为了赢得欧洲对美国独立的支持，在上流社会的妇女沙龙中施展八面玲珑的手法，以及享有巨大声望的伏尔泰曾为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愁苦纠结。这些思想家们跨越国家地域，相互拜访通信，既在同一战线上与教条思想斗争，相互之间也有鄙弃、抵牾。这就能理解，何以去年盖伊逝世时，《纽约时报》撰文悼念称，《启蒙时代》的重要性，在于“它将一座座思想家的孤岛联结了起来”。也正是循着盖伊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近几十年来，如彭刚所说，史学界对启蒙运动多样性的研究更为深入。历史学家们开始聚焦启蒙运动所影响的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不同面向，以及它是如何渗透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物如何对它做出反应，它怎么传播开来，以及它跟法国大革命之间有什么具体而生动的关联。“在我看来，在盖伊之后，达恩顿等史学家，对启蒙运动开始了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的研究，但这无损于盖伊这本书的价值。”当然，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回到”启蒙运动，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在于一方面，我们希求启蒙突破自身的神话性，再次实现对人们思想的启迪，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得以从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资源，以建立“良序社会”，以及成为那个更好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全喜说的，我们现在仍处于思想的启蒙与生长过程之中，可以选择接受不同的传统，而启蒙思想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有多个维度的。让高全喜感到疑惑的是，英美经验主义思想甚是契合中国儒家的一些道德原理，为什么中国偏偏舍弃了英美，先是找向法国，后来又转向了德国、俄国？中国近百年的路是怎么走的？“那很可能是因为，启蒙思想的凯旋来得太快了，这导致其中一些优良的东西丢失了，而一些不那么好的东西，反而是被发扬了。中国道路中，把启蒙思想中隐含的激进主义这条线索发挥到了极致。”在高全喜看来，对照欧美社会发展过程，18世纪前后，在西方启蒙思想中，理性和情感大体上是并行的，是二元的。相对来说，法国强调理性，英国强调情感，德国强调意志。这三个国家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图景不同，导致的社会生活秩序，甚至政治秩序，也是非常不同的。英国走向了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法国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强调理性建构，很容易走向专制主义；德国强调意志，最后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走向纳粹极权统治。“18世纪之后，这三条线索一直在西方社会展开，当后发国家在向西方文明学习借鉴时，侧重点不一样，变革的方式也就不一样。相对来说，接受英美的经验主义道路，不是彻底颠覆旧传统，从头重建一个道德社会，一个情感社会，或者是共同体，而是经过启蒙的洗礼，对旧传统做一些清理，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重新定位，比较能够形成良序社会。”而要形成良序社会，毫无疑问也有赖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担负起如康德所说的“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责任。事实上，启蒙运动就像《启蒙时代》译者、学者刘北成所强调的，并不只是少数精英，站到了知识甚至是道德的制高点上，把广大民众看成是受教育者，向他们传播一些东西。“在启蒙运动时期、特别是到启蒙运动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启蒙观，就是康德的启蒙观。康德讲启蒙，特别强调每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在人面前没有神，没有那种一定需要我们去崇拜的权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北成表示，我们怎么来实现启蒙，其实不是仅仅讲理性、平等、自由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态度。“盖伊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他让我们和那些启蒙思想家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之上。他提示我们，或许我们的思想没有他们那么深邃，但是我们能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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