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的法律语言

庭审中的法律语言

                                                               

 

法律语言学，本是一门高深学问，但实务中很少有人关心。最近，长沙开福法院公布一段视频，为公诉人是否言及“法庭不是讲法律的地方”正名，网络上对此多有议论。对涉案所争议之问题，笔者并不感兴趣，但从庭审语言的角度，我以为颇有申论的余地，故在此谈一点浅薄之见。

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其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又因为司法的特殊价值，法律语言实在大有研究之必要。语言与权力，本来就不可分割。比如，公诉人的言论，在法庭上代表国家，其语言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而公诉人在庭上的言论，当慎之又慎。大而言之，公诉人语言传递的是国家的司法立场、权威。本人也曾参与过公诉工作，其间与多名公诉人同台，后来作为律师，也有过与公诉人同台竞技的机会，明显的感受是，公诉人多义正辞严，语言中多有情感，从权力的构架中，我们可以找到其语言背后权力的影子。

法官在法庭上的言论，也与权力直接相扣，国家要赋予法官以权威，以保证司法的权威，进而确立统治的权威，这都是不言自明的道 理。相较而言，律师的言论，在法庭上代表当事人，其语言本身不代表权力，但与国家权力也息息相关。西方的法律明文规定，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有豁免之权，理论上从中可以找到与权力的关系，只不过是反向的关系而已。所以，司法中的语言，其价值都不可轻觑，但由于吾国司法历史及传统等诸多的原因，当下我们庭审中的语言，多有探究的问题。

从专业角度论，法庭语言中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法律人“大而化之”的毛病。此论可以从上述长沙案件，得到佐证。公诉人说法庭上不应谈具体的法条，这是很难成立的。本律师现在已不从事刑辩代理，但在民商事案件中，请求权基础的法律方法的运用，即“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无不涉及具体的法律规范，也即是法条的问题。在成文法的国家，正是因为法律人言必谈法条，才能引导法律人养成“依法办事”的观念，培育出缜密的法律思维！

台湾民法学泰斗王泽鉴先生，曾在其大著中，谈及年轻时在德国求学的经历。其参加拉伦茨教授民法学研讨会，有学生报告时说：“甲得依不当得利法则向乙请求返还某车”，当场被教授质问：“请明确言之，依何规定。”学生思考后答：“依德国民法第816条。”拉伦茨教授高声谓：“不是某车，而是某车的所有权，请求权基础是德国民法批816条第2项前段。请说明为何是第2项前段，而非后段！”笔者之所以要作文抄公，苦心旨在说明，大而化之的的法律语言，背后定然是法律人粗放式的法律方法，作为可能要取人性命的法律人，对此不可不慎之又慎！

法庭语言另外的问题，即在于语言普遍的情绪化。言之有情，不失为很好的写作方法，但在法庭中常会导致问题，情绪化的不足，在于会导致言论的非理性，这在法庭辩论程序中，我们常会遇见。在上述长沙案中，公诉人因辩护人的给出的问题，在法律上无法给予正面的解答，因而明显出现情绪化的言论，以至于口不择言，说出法庭上不谈法条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在法律人看来，大有不当之虞。

法庭语言中，常见的还有逻辑硬伤的问题。法律的逻辑，在于论证的合理性，以及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常会基于立场，而轻视逻辑。在典型的冤假错案中，常能见到证据不足而错判的问题。从逻辑关系上言之，证据不足而下判，必然不符合法律逻辑，证据的归纳不足，适用法律方法之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定然会出现纰漏，错案也就在所难免。庭审中，法律人强辞夺理，言语混乱，当也是逻辑硬伤的明证。另而言之，在公诉案件中，不客气地说，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也是导致法律语言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对此看官们都可能有所感受，在此不论。

以上所论，在于说明法律语言的价值所在，另以实务的角度言及当下庭审语言所存在的问题。就不才所见，要改进司法庭审中的语言，使之精确化、理性化，尚需时日。这当中，法学方法的科学化，可能是要务之一；以司法公开，来倒逼法律人专业素质的提升，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举措。（201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