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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
胤禛安排这个项大的刊刻工程后两年，就驾崩了，乾隆皇帝继续完成了这件大事。到了乾隆四年，把这部大经刊刻完毕，似乎用了六年时间，并不是很长，但两任皇帝亲抓此事，并为这部大藏经的刊刻投入了很多的精力。雍正十一年时，皇帝命令在宫里设置藏经馆，要做这么大的工程，当然要先组织领导班子，因为当时有详细的资料留下来，因此今天能够清晰的知道《龙藏》刊刻的全部过程。比如，那个领导班子总计有133人，两位总管则是庄亲王允禄及和亲王弘昼。这两位的下一级则是三位校阅官，这其中之一就有梁诗正，另外还设监督、监造等职位。这个领导班子，下面管着具体的工作人员869人，这些人员包括：刻字、刷印、折页、装订。这其中的刻字匠最多，有691人，而刷印匠有71人，木匠9人，折配匠50人，界画匠36人，合背匠12人等等。
虽然队伍庞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同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刊刻首先就需要相应的木板，整部《龙藏》需要的木板数量近8万块。藏经馆开馆之后，皇帝派人到河北、山东等地去采购梨木，因为《龙藏》的开本较大，因此，能够合格的木料很少。当时的采办人员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买到了1万多块。这个数差得很远，官员们感到，这难以向皇帝交差，于是就开始搞摊派，强制要求一些州县必须交够数量。但梨木板片属于天然植物，催的紧了，只能滥宇充数，于是有的地方交来的版片是用几个木板拼合而成的整版者。木片运到贤良祠，质量监测员当然把这些不合格板片挑了出来，又运了回去。这种做法搞的地方官员很有怨言，因此到了乾隆元年的9月，有位叫程盛修的御史给皇帝写了封奏章，说这种购买梨木经板的办法，让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太难交差，所以他建议也可以接受三合一或者二合一的经板。乾隆皇帝觉得这个奏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给总管允禄下了批示，让他们按此办理。
按说，皇帝已经下令，办事的人执行就罢了，但这个允禄属于死心眼子，他竟然给弘历写了一封很长的奏章。在这个奏章里，允禄极力反对使用拼合板，他说自己反对的原因，是事先搞了调查研究，允禄把下面的话转述给皇帝：“据刻字匠禀称，经板长大，两面见刻，肿节、潮湿且不可用，何况軿合。若只顾目前，苟且塞责，恐日后易裂，不惟徒费钱粮，亦且难垂久远。”允禄说，因为经板尺幅大，并且是两面刊刻，因此拼合板时间长了，肯定会开裂，不能流传久远。为了说明历史的经验教训确实如此，他又做了如下的说明：“臣等即查前明永乐年间库存经板，俱系整块，并无軿合。因年久朽坏，于康熙四十二年间重复修补。其中杂有凑合之板，今已全行脱落损坏，与刻字匠所禀难历久远情由，毫无虚假。如果軿合之板不妨应用，实属省便，诚恐过二、三年间，仍复损裂，是以臣等不敢擅用軿合与肿节、潮湿之板。”
允禄说，他见到了永乐年间的库存板片，他说那些板片的原件都是整块的，因为后为有些损坏，在康熙年间进行了修补，但是那些修补的板片，反而后来都损坏了，由此可证，拼合板片难以长久。允禄的这个说法又透露出来另一个信息，就是在乾隆初年，《永乐北藏》板片仍然存在，并且在康熙年间还做过修补，而今这些板片却再没能见到过，至少我还没听说过谁曾目睹过《永乐北藏》的原板。
允禄的这个据理立争，可能让乾隆皇帝有些为难，因为他又不能下令坚持用拼板，那今后出现了损坏，官员们就没有责任。但御史所言也有道理，总不能为征集板片，而搞得官逼民反。同时允禄的奏章中，也不止是讲困难，他也讲了解决的建议。允禄说，交上来的板片有十分之一左右，不合格就是应该退回，但退回之后，也并不浪费，因为别人可以用这些板片刻其他的书。其实允禄所说也有道理，因为其他的板片很少像《龙藏》这样，又大又厚。去年我在榆垡看到了《龙藏》的板片，把那个板片搬起来，果真比一般书板的长、宽、高都要大两倍以上。可见找这么多的上好木料，确实不易。
弘历也觉得允禄说的有道理，于是他把御史程盛修所奏和允禄所奏做了一个折中，他下了三条指示，第一，地方送来的板片，不论合用与否，一律收下，合格的来刻《龙藏》，不合格的给了内务府，今后刻其他的书来使用，就省的地方官员来回运书；第二，以前所定的采购价格，是每片白银3钱2分，如果这个价格收不来好板子，那么可以酌情提高，以此来关心老百姓的不容易；第三，要求内务府的人查收板片时，不能故意压级压等。
乾隆皇帝的这个指示果真有作用，一是平息了大臣们之间的纷争，二是收板速度果真有所提高。此后不久，就交上来可以用作刻经的板片37400多块，而不能用的刻经板片也收购了16000多块。后来很快就解决了经板不足的问题。
板片是解决了，但刻工却不够。允禄为此又在奏章中给皇帝提出了以下的建议：“再查京师刻字匠役，不过四百余名。除上谕馆、武英殿等处雇用二百余名外，所余无几。今板片如蒙俞兄交地方官采办，则板片可以敷用，但刻字匠役不能多得，于工程仍属迟延。臣亦请交三处织造，照所定刻经板一块，工价银七钱二分之例，令其召幕数百名来京刊刻，庶时日不致迟滞，而工程均有裨益矣。”
允禄说，北京的刻字匠全部都雇下来也就400多位，而宫内的刻字匠也就200多位，因此允禄建议把每个板片的刻工费用定为白银7钱2分，然后到其他地方召集百名人员来刻板，后来果真解决了刻工缺乏问题。但是为了刊刻这部经，清政府也花了不少钱。当时为了买板片，就花费白银25290多两，雕刻经板的费用又付出了56900多两，合计花费了82000多辆白银。但皇帝刊刻这部大藏，也不是为了挣钱，当时刷印一部大藏，仅纸墨和工价成本就有625两9钱6分，而售价则仅为668两，基本上只取了些手续费而已。
经板刊刻完之后，就进行了首次刷印。首次刷印的数量，李富华、何梅所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清《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刊成后，次年即刷印了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院。”而翁连溪先生则说：“乾隆四年（1739）首次印一百零四部，是为初刻原刊本，二十七年又增补刷印三部。”由此可知，《龙藏》的初刻初印之本是100到104部之间。该经在清代又多次刷印，李先生的著作中，有这样的列表：
乾隆二十七年 3部
乾隆五十四年 1部
嘉庆二十四年 3部
道光六年 4部
道光十四年 4部
同治十年 1部
光绪年间 10部
宣统三年 6部
对于进入民国间到现在的情形，李、何两位先生的说法是这样的：
《清藏》的第二次大规模刷印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林森等人为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发起请印《龙藏》。全国各名山大刹亦随之陆续请印了22部。
第三次大规模刷印是在1987年，文物出版社印行了78部。宣纸刷印，成书尺寸36*13厘米，明黄色布面经折装，蓝布函套，国内预订价：86880元。其中有10部为豪华装，金陵缎封面，仿宋锦函套，国内定价550000元。
翁连溪先生则说：“其后，嘉庆二十四年刷印三部，道光六年、十四年又以聚珍馆存银各刷印四部，寺庙禅院自备资金请印大致在二十部上下。人民国后，1933年林森等人发起在南京中山陵建藏经楼，安奉历朝大藏经。当时佛教界著名人士及南北各大丛林群起响应，筹资附印达二十二部；1936年，宋哲元等八人组织筹资刷印八部，以上也许并不是一个完整数字，尚有零星刷印未统计在内，但合并计算，自乾隆四年至1949年二百余年间，总数也就在一百五十至二百部之间。”
李、何二先生提到的第三次大规模刷印，是在北京大兴的韩营印刷厂。对于这个厂，书中有如此的描述：“同年10月，智化寺所藏经板73024块运抵大兴韩营古籍印刷厂。在一个约1200平方米的农村大院里，将已混乱无序的经板重新整理，各归其位。”
韩营印刷厂，前几年我跟这里打过多次交道。某天，跟刘洋先生又来到这里看书，刘兄发现了一个残板库房，他在里面竟然发现了一块残损的《龙藏》经板。看到此板，刘兄大为兴奋，高兴地把那块板子双手托举：“大家看，《龙藏》经板！”众人随着他的声音看过去的时候，只发现地面上有一双手托着经板，而人却不见了。原来刘洋先生不小心踩翻了地上灰坑的木板，整个人掉了下去，然而他在那个灰坑里依然笔直站立着，双手继续托举着那块残板。众人赶快跑过去细看，只见他满脸黑灰，却有着一脸的兴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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