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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 2011年第4期
论晏殊的心灵冲突与人生境界
摘要：被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晏殊，以诗闻名，以词传世，但历来褒贬俱存，或肯定其珠圆玉润、雍容华贵的艺术造诣，或否定其富贵闲愁、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就思想内容而论，晏殊诗词其风雅精神也并非完全缺席，其中“小园香径独徘徊”等言语极具张力，这种幽约的风雅表达源于其一生所奉行的以柔克刚、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但这种圆融之中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冲突，于是他在行动上就常表现为跋前踬后，在艺术上则仿佛风雅不作。
关键词：晏殊；忧乐冲突；刚柔冲突；儒道冲突；知足境界；有容境界；圆融境界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1)04-0056-06
Discussion on Yan Sue’s Psychological Conflict and reaml of life
Li Wanbao
（Shanw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wei，Guangdong 516600）
Abstract：Known as the“ancestor of Song Dynasty’s Yi Sheng family”，Yan Shue was famous for his poems and ci. But he has received both praise and criticism. Some people affirm his graceful artistic, meanwhile they deny his idea of rich sentimental and decadent.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content，Yan’s elegance is not entirely absent；in which“Wandering alone on the fragrant path of Small Park”has great tension. This kind of expression origins from the philosophy that Dealt with gently and Content is happiness he pursued all his life. But this harmony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as a result，he usually hesitated in action，while the elegance of his works is not enough in art.
Key words: Yan Shue； conflict of anxiety and happiness；rigid conflict； Confucianism conflict；contented state；a capacity of state；harmonious state
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扼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虽没，其言犹存。”（《春秋左传正义》）简言之，“立德”指道德操守，“立功”乃事功业绩，而“立言”则是著书立说以传之其人。其实此三者皆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不朽之名”。古圣先贤的这种追求，正是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精神永存的贵族价值观，同时这种追求又恰好以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道德、事业、言论为个体精神价值无限延续的条件。但是这三者又不是并行的，立言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自韩愈倡言复古之后，“立言传道”、“文道一统”已经成为正统文学的人本意识中最基本的共识之一。彭亚非说“在写作理念中有意将意识形态言说的必要性与参与政治权利的运作区分开来，而与文学性追求合二为一。就中国文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视而言，这一理念的实质便是，当不能实现权力话语的直接在场的时候，文学写作可以帮助缺席者达到间接性的和永久性的话语在场……因此，文学立言观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文人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在场追求。”[1]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但其“游于艺”是以不放弃伦理道德理想为前提下的，并不等于玩物丧志，其“艺”中自然应该包含着礼乐文化的风雅精神。“游于艺”虽不一定像经史那样述往思来，也应该在一定的意义上促成道德的艺术化。孔子又曰 “有德者必有言”，虽然道与文常常不能完全统一起来，然而晏殊之“游艺”果真未“志道”、“据德”乎？自陈子昂倡言“风雅”、“兴寄”之后，诗歌就渐以社会性的群体情感为主，偏重政治主题，多抒写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浮沉之情怀，而个体的自我情感则以“小歌词”出之，故词则偏重以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自花间派之后，宋初文人已有“诗庄词媚”的认识，但晏元献填词不离歌儿舞女，赋诗也必调风弄月，其诗词也清词丽句常有互见。在晏殊这里，诗词是一体的，同为释恨佐欢之作，这又令后人十分费解。晏殊一生著述颇丰，而大多散佚，所以我们只能从仅存的两百多篇诗文中“以意逆志”。但是为了避免更多的解读者偏见，参合正史稗言“知人论世”以观其“小园香径独徘徊”是否仅富贵闲愁，其“风雅”精神是否“在场”。王国维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解则寡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序》）“逆知”晏公诗词中风雅精神往往“缺席”之背后的思想皈依则可待矣。
一．忧乐冲突中的“知足境界”
（一）名利知足
晏殊对生命体悟极深，其内心深处有三忧。其一，生忧——哀叹人生苦短。自幼来朝伴读的弟弟晏颖，在晏殊二十岁时便去世；次年父亲在杭州病逝，晏殊本应守制，但又被仁宗以“思臣心切”召回；回京不久，母亲又病逝；他的第一个妻子李氏是官宦之女，成婚两三年后便去世了；约在二十七岁时与他第二个妻子孟氏结婚，在他近四十岁时又病逝；他的第三个妻子王氏算是陪伴了他的后半生。经历了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过早地体会了太多不幸的晏殊心理创伤极大，因此对生命及其敏感，哪怕在欢乐开怀时，也能引发他深沉的忧伤。其二，情忧——屡尝情感缺失。前两位妻子都可谓红颜知己可惜短命，唯独这位河东狮吼的王氏却偏僻长寿。晏殊曾有个家妓才貌双全，深得晏公爱怜，但是因妻子王氏妒嫉，无奈只好将她卖掉，致使她流落街头，后来词人张先著词描绘其惨状，晏公不忍，又将其召回。晏殊的一生，喜欢的人，无法长久拥有，不喜欢的人，却又挥之不去，始终不能圆满。表面上富贵荣华，实际上大半生都在忍受情感的煎熬。其三，宦忧——忧谗畏讥。晏殊仕途一生都伴随着党争，宋真宗时寇准和丁渭，仁宗时吕夷简和范仲淹。晏殊正身处其间，一生如履薄冰，但还是三次遭贬，于是在晏殊的作品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便成了主旋律。然而这一思想又与淡泊功利、乐天知命常常绞在一起。《酒泉子》：“三月暖风，开却好花无限了，当年丛下落纷纷。最愁人。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暮春花谢，感人生之易逝，名利之虚逐，绝非仅仅叹老嗟伤之闲愁。《喜迁莺》：“花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觥船一棹百分空。何处不相逢。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看穿名利，古往今来名利场好似梦渺茫，这是对生命本体的感悟。《菩萨蛮》：“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还似去年时。傍阑三两枝。人情须耐久。花面长依旧。莫学蜜蜂儿。等闲悠飏飞。”以蜜蜂酿蜜暗喻官场争名夺利的生活。用唐代诗人罗隐诗句解释颇为贴切：“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以奉儒守官者视之，晏公乐天知命，而以道心法眼观之则安之若命。
（二）富贵知足
忧中作乐、苦中作乐——“行乐”是晏殊排解苦闷的方式之一。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晏殊虽喜宾客宴饮，然是从不铺张，但求菜蔬随时，从不追慕权贵们的竞豪奢式的生活。晏殊延客之意不在酒菜，而在乎诗词管弦之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了一件事颇能说明晏殊人生观的感悟：“一日，游涡水，见蛙有跃而登木捕蝉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与坠地，遂作《蜩蛙赋》。略云‘匿蕞质以潜进，跳轻躯而猛噬。虽多口以连获，终扼吭而弗制’。”[2]2677由于当时摄于明肃刘太后的权威，他在撰《章懿太后墓志》时隐瞒了仁宗身世的实情，而今仁宗亲政，遂贬晏殊知亳州。现在偶然见蛙捕蝉的情形忽悟得人生之真谛——贪多勿得反受其累也。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曰：“其为政敏，而务以简便其民；其于家严，子弟之见有时。事寡姊孝谨，未尝为子弟求恩泽。在陈州，上问宰相曰：‘晏某在外，未尝有所请，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为表问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赐予加等。以其子承裕为崇文检讨。孙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看来晏公的廉洁自律是深得到皇帝首肯的。
晏殊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矜夸骄纵，他在与兄书中告诫家人说：“古今贤哲有识知耻者，量力度德，常忧不能任者不妄当负，以重愧责”、“人事有何穷尽”、“大抵廉白守分为官”、“安泊家属，不必待丰足”（《答赞善家兄书》），就是说做官守住本分就好，不要奢求高官厚禄，不要追求奢华，生活够用就好。有一次，皇帝说喜欢他不爱好嬉游宴赏，但他却实告曰：“臣实非不喜爱嬉游宴赏，奈无钱为之。臣若有钱，嬉游宴赏，岂肯落人之后耶？”这段话十分巧妙，表面上是据实以陈，实则既以“自诩清廉”溢于言外又规避了对同僚的品评。要解释晏公此种行为之冲突，须深入其心灵深处，晏著《解厄学》八卷便是金钥匙。其《解厄学·戒欲》卷三曰：“欲大无根，心宽无恨；好之莫极，强之有咎。君子修身，避祸也；小人无忌，授首也；一念之失，死生之别也。”强调把握自己，修身避祸。晏公有超强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力，他时时刻刻告诫自己“欲”乃祸之端也。又曰：“悟者畅达，迷者困矣。”[3]63晏公的“行乐”是以 “洁身自好”为前提、以俸禄供给为前提，其“乐”者，是知足常乐、是乐天知命。
二．刚柔冲突中的“有容境界”
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说：“公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尊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西清诗话》说：“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以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载：“晏元献公喜荐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常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2]2557
（一）荐引士类时的以柔克刚
晏公举荐人才时常面临此人该不该荐、何时荐的抉择。范仲淹出其门下，晏公自然知其器识。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记载：范仲淹丁母忧后，“服除，至京师，上宰相书，言朝政得失及民间利病，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时晏殊亦在京师，荐一人为馆职，曾谓殊曰：‘公知范仲淹，舍不荐，而荐斯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殊从之，遂除馆职。顷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帅百官献寿于庭，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不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2]873“冬至立仗”是指天圣七年冬至，在一次晏公的宴请中，吕夷简有备而来地提出要皇帝率百官拜贺太后，并胁迫宰相王曾同意，时晏殊一言不发。继之此事就被提到朝廷上来，当时范仲淹就立即上书抗言说“亏君体，损主威”、“天子有侍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不可为后世法”。[4]光的这段记载透露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作为恩师，在自己要举荐人的时候他并没有首先想到范仲淹，反而是王曾一见而“伟之”并提醒他推荐，然后才是“公从之”，晏殊要先避嫌再求贤，当王宰相提醒时他就顺水推舟而已。谨慎如此！第二，“冬至立仗”之事，范仲淹“正色抗言”章献太后，晏殊大惧并担心累及自己，事后怒责仲淹。胆小如此！第三，当他责备范仲淹时，没想到范仲淹又正色辩解，而他又“惭无以应”，这又说明他对范仲淹的做法在价值观上是认同的，但他认为正确的事不一定都可以做，只是无法与范仲淹说得清楚而已。胸襟如此！喜荐引士类是其优点，而不敢担当也是其弱点，见识与胆识往往冲突，于是进退失踞，“临大节”而权力话语“缺席”，这应是其“贵柔”、“保身”的道家思想所致。
所谓以柔克刚非为以己克人，而是以己之柔克己之刚。“贵柔”不是没有“刚”，晏殊还有“为人刚简”的一面。时机恰当时，他又表现为权力话语的在场，表现为儒家的积极进取和勇于担当。他知道只有适时的“刚简”才能更充分地体现人生价值，才能巩固并有所提升自己的地位。《晏公神道碑铭》：“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衮冕（古代帝王享祀先王时的服饰。《周礼-春官-司服》：‘享先王则衮冕。’）者，太后以问公，公以《周官》后服（《周礼》中有关后的服饰。《周礼·天官·内司服》‘从王祭先王则服祎衣。’（由于太后权听军国事，故有人劝太后穿帝王之服去谒太庙，但晏殊认为太后只能是穿‘后服’，不能逾级。）对，太后崩，大臣执政者皆罢。公为礼部尚书知亳州，迁刑部尚书，复召为御史中丞，又为三司使。”此次建言虽遭贬但不久就“复召”了。真宗崩时有遗诏，令章献明肃太后权听军国事，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独见太后奏事，时无人敢言。晏公以知制诰微职挺身建言“毋得见，当垂帘听之”，最终被太后采纳。丁谓乃执掌朝政的一品宰相，而曹利用也是主管军政事务的元老重臣，两人都想取得独见太后奏事的权利，他们究竟是为了自己履行政务之便，还是为了独揽朝政，不得而知。但晏殊建言，可谓铮铮矣。
《宋稗类钞》载：“苗振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试馆职。一日谒晏丞相，晏语之曰：‘君久从吏事，必疏笔研。今将就试，宜稍温习也。’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而为老娘，而倒（衣朋）孩儿者乎？’……由是不中。”苗振以为自己已有出身，想倚老卖老，讨些便宜，晏公偏不买账，与擢拔寒士欧阳修相比，可谓泾渭分明。又如章太后要召张耆为枢密使，晏殊却进言：“枢密与中书两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贤，亦不宜使中才外之。耆无他勋劳，徒以恩幸，遂极宠荣，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议，奈何复用为枢密使也？”（徐自明《宋宰相编年录》）顶住了太后的压力。因晏殊宁缺毋滥、择优进荐，故所荐大多为栋梁之士，在庆历新政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晏公一生唯谨慎，但对于苗振，他有把握摆平，是可行的；对于章太后所荐的张耆，若据理力争，也必得同僚的支持，因此也是可行的。
晏殊荐人特点大体有三：第一，求实惜才不重门第，其《解厄学·求实》卷五曰：“不求于全，则不损于实；人无贱者，惟自弃也。”[3]125《解厄学·向善》卷八曰：“名勿信，实勿怠。” [3]215第二，求实向善不计恩怨，其《解厄学·向善》卷八曰：“君子亦怨，不误其事。小人亦友，不辍其争。”又：“言善未必善，观其行也。言恶未必恶，审其心也。”[3]215三，求实尚能不拘小节，《解厄学·求实》卷五曰：“致远者实，近利者虚；众趋者慎，己悦者进。”又：“大智无诈，顺乎天也；小智无德，背乎情也。”[3]125晏公的“求实向善”以“解厄”为旨归，因此他的“知人善任”则是有条件的，是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施行的。因晏公由胆小而知足，进而在自身刚柔之两性挣扎之后，常常表现为贵柔的特质。
（二）抒情言志时的柔中带刚
晏公写富贵唯说气象，赋闲情粉面青娥，但《珠玉词》中也并非全无风人之旨，只是风雅来得不觉耳。清人张惠言、谭献、黄蓼园等常州派及近人刘永济等又说晏殊词无讽喻寄托。晏殊崇尚“藏锋隐智”，但其风雅精神也非“羚羊挂角”，其作品中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会时时浮现出来，而这更是诗人最渴望倾吐的东西。《踏莎行》：“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全篇笼罩着哀怨，表面写伤感离别、男女相思，情场失意，但更主要是隐寓了官场斗争中失败的情绪虽然他的宦海很少大的沉浮。刘永济分析此词说：“仁宗朝朋党之祸已兴，晏殊与孔道辅、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相善，而与吕夷简不和。及夷简为相，就因故贬孔、范、余、尹诸人。此而词，当即暗指此事。垂杨似指同党之谏官，言谏官虽犯颜谏诤皇上（春风），何尝能留住被逐之人（行人）。”哀怨而又宽和，此词可谓寄托遥深。晏殊绝不使用穷形尽相的语言，不写情调低下的庸俗之作。但蒲传正认为词中的“年少”是“新欢”。其实此词之背景是仁宗亲政后罢免诸执政大臣这一大事，晏殊把“年少”来喻仁宗（二十四岁），但又不能对蒲传正直言，只好以白乐天诗句来回答蒲传正。《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一词述尽男女相思之情，但刘永济认为是“论闺情以抒己情”，“因所托之情，关涉朝政，不便明言，故托之以闺情”（《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山亭柳·赠歌者》：“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写于暮年知永兴军时，仕途屡遭挫折，感情便与天涯沦落相通，一反雍容华贵、闲雅婉约词风而激越慷慨、悲凉感人。通过描写被损害、被诲辱的歌女的悲惨命运，抒发自己对朝廷不辨贤愚、不识忠奸、轻谴大臣的愤懑和不平，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涵。《采桑子》“红英一树春来早，独占芳时。我有心期。把酒攀条惜绛蕤。无端一夜狂风雨，暗落繁枝。蝶怨莺悲。满眼春愁说向谁。”讽喻仁宗亲政后罢免诸大臣一事件。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四月罢吕夷简、晏殊等。罢相五年后（1038）作《诉衷情》：“数枝金菊对芙蓉。摇落意重重。不知多少幽怨，和露泣西风。人散后，月明中。夜寒浓。谢娘愁卧，潘令闲眠，心事无穷。”曲终人散，家事国事平生事一齐袭来，表现受委屈的幽怨之情，借助西风“和露泣”，表现“心事无穷”。一方面委屈又不敢直言，另一方面忧国忧君又不得回朝，充满矛盾。再看《破阵子》“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句就更不难理解晏殊的一怀愁绪来自何处了。《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渐素秋向晚。雁过南云，行人回泪眼。双鸾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远。梦未成归，梅花闻塞管”，写征人思乡，悲凉苍劲，不亚于李益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可谓开范仲淹《渔家傲》之先声。
晏殊的诗也不乏风雅之作：“平台千里渴商霜，内史忧民望最深。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宋代诗人写雪诗的颇多，但大多着眼于铺写上林琼苑之雪景（除王禹偁外），晏殊能以七绝咏雪来表现对农民生活的关心颇为难得。《吊苏哥》曲折反映官场的俗态：“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这是为悼念一位笃信殉情的营妓而写，但其主旨在于讽喻当时“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温变渝，如翻复手，曾一女子不如”（《西清诗话》）的世态人情。《咏上竿伎》“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倒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意在劝讽人世的翻覆机巧，主张为人处世的淳朴正直，表现了他对当时宦海风云的深长感喟，并且还把此诗题在书壁间。《西垣榴花》：“山木有甘实，托根清禁中。岁芳摇落尽，独自向炎风。”托寓了自己守清持节的高尚情意。
（三）晏殊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师生的情感纠葛
晏殊与范仲淹之交可谓至深至厚,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载：“范文正公以荐入馆晏元献，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2]2558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范仲淹年齿长晏殊两岁，而范仲淹终身殷勤执弟子礼甚恭，这一点也正足资证明晏殊之品格。“冬至立仗”之事仲淹曾惹晏公不爽，但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被诬陷，晏殊仍然上书力陈“仲淹素直”。
欧阳出身寒微，曾两次落第，天圣八年（1030）“翰林学士晏公知贡举，公复为第一”（《欧阳修年谱》）；庆历三年（1043）“殊初之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校补》）。据赵令畤《侯鲭录》卷四记载：“晏元献公作相，因雪设客，如欧阳文忠公辈在坐。时西方用兵，欧公有诗云：‘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可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罢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饮，如退之但作诗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几曾如此合闹。”[2]2063后人批评说当时正值西夏元昊用兵，晏公为宰相，当佐天子择将帅，恤士卒。晏公因此事被蔡襄上奏而罢相，也因此背上只顾个人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恶名，据说晏殊此后曾对欧阳修十分简慢，固有“晏公不喜欧公”之说。但观欧公为晏公所作《晏公神道碑铭》犹不吝溢美之词，这又说明晏公对与欧阳修的私人恩怨等个人情感分寸的把握得还是十分得体的。
王安石以第四名科第，一日往谢晏公，“晏公俟众人退，独留荆公，再三谓曰：‘延评乃殊乡里，久闻德行乡评之美，况殊備位执政，而乡人之贤者取高科，实预殊荣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荆公唯唯。”又一日饭罢又延坐，晏公谓荆公曰“乡人他日名位如殊坐处，为之有余矣。”且欢慕之又数十百言。继之，“晏公泛谓荆公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应之，遂散。公归至旅舍，叹曰：‘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颇不平。”[5]由于晏公乡党观念、名利观念太重而致使王安石曾另眼看之。《宋稗类钞》记载王琪、张亢一次同为晏殊的座上客，二人胡开玩笑：“亢体肥，王琪目为牛。琪瘦骨立，亢目为猴。”此二人不但其貌不扬，而且开玩笑还不顾场合，也常常失却体统，甚至有时还把玩笑开到晏殊的头上，但晏公对此也并不介意。孔平仲《孔氏谈苑》载：“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张亢为幕客，泛舟湖中，只以诸妓自随。晏公把舵，张、王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桥下，故使船触柱而横，厉声呼曰：‘晏梢使柁不正也。’”[2]2255王琪之戏言暗喻晏公人品，正说明晏公的口碑乃褒贬俱在。《解厄学·向善》卷八曰：“恶惑愚不惑智也。善贵诚不贵法也。” [3]215能用人还要能容人，有容乃大也。由胆小而知足，并进而贵柔，又进而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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