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概念·文从字顺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主要讨论文学语言的运用问题。语出唐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就文学语言的运用艺术而论，韩愈的“陈言务去”、“词必己出”，又与“文从字顺各识职”相辅相成。诗文创作要扫除陈辞滥调，要有“词必己出”的创造，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创造的同时，有时又会因为追求新鲜奇怪而入于险怪晦涩一路。而险怪晦涩，人所难以理解，于是形成了新的陋习。樊宗师（绍述）的《绛守居园池记》，以及当时卢仝的诗歌，即是例证。为了纠正这种创造中产生的不良文风，韩愈就公开提倡“文从字顺各识职”，认为流利畅达，合乎语法，使人易懂易晓，是语言创造艺术唯一可行的道路。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何运用语言规律，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诗歌语言艺术，由于修辞需要，变化繁复，更为复杂。加以汉字汉语因形体及方言方音影响而书写困难，“言”与“文”之间，颇有距离。六朝文人，又利用汉语单音独立的特点，把汉语中的节奏、音韵等加以绝对化，给语言运用和文章表达，加上许多人为的限制，从而形成骈俪文风。骈俪可增加语言的音乐美，这没有什么不对；但非骈不行，过分绝对，几乎取消单句散行的自然语言，则又物极必反，趋于极端，导致“言”与“文”的距离与隔阂，文学与口语背道而驰，则言难达意。因此，韩愈的“文从字顺各识职”，要求语言流畅妥贴，合乎语法规范，不违背一般语言习惯，既有针对性，也有创造性，因为“文从字顺”往往由精炼而生。如韩愈评贾岛诗歌是“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评孟郊诗歌是“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语言的新奇，是服从诗情的需要，为塑造诗人的鲜明个性服务的；同时，语言之新奇，又与“妥贴”、“平淡”相统一，明白晓畅，并非故作艰深。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既有“奇辞奥旨”的一面，但必须符合文从字顺的规律，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云：“（韩诗）精神驱五岳，奇崛战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奡’也。”在文学语言与口语的统一方面，韩愈又前进了一步。这对后世的诗歌语言艺术的创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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