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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根源上梳理“汉语新诗”概念的产生，分析其丰富的学 术准备和发展进程，领悟“汉语新诗”概念的内在价值。汉语的“同根性”将新诗聚合，而汉语又与中华文化呼吸共生，“汉语新诗”概念运包括一个更准确且包容性更强的学术命名，蕴含了独特的东方美学价值。“汉语新诗”这一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把握住刚萌芽和潜在的新问题并小心思考，求证其出路。绵长的汉语将始终指引我们更好地挖掘 “汉语新诗”这一概念的内蕴并使自身焕发多层次的生命内涵。 关键词：汉语新诗；内涵与外延；美学价值；理论运行 一、“汉语新诗”概念的形成 （一）“汉语新诗”概念形成的必然性 五四运动前后新诗处于萌芽的状态并从多元角度发展，出现了古典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传承和变革等不同的对立的视角和声音。纵观新诗发展的百年历程，如何寻求新诗发展的方向和平衡点，成为了当下汉 诗发展的关键，这是值得当代诗人及学者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把目光聚焦在诗歌本身的核心元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新诗的汉语性。笔者于2008年提出了 “汉语新诗”这一诗学概念，这个概念是基于多种政治历史因素、人为因素、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尴尬及错位形成的。“汉语新诗”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使纷繁复杂、不准确的学术表述的命名更精炼、更准确、包容性更强。汉语新诗把重点聚焦在汉语语言本身上，重点区别于中国古代文言，更在汉语文化共同体之上涵盖了所有以汉语作为语言基础的诗作进行整合，为当代诗歌的统一和发展提供方向。 当笔者经历在诗学领域的有机实践后，从大量归整的诗人诗作之中发现了 “汉语新诗”概念整合的可能性。大量诗人在其诗歌创作过程中常常引发新诗“区域”问题的讨论。于内陆诗坛而言，其发展脉络由流派到时代清晰可见。但港澳台的新诗作为同根同种同文的新诗，并且与中国古典诗歌甚至与五四运动新诗息息相关，却一直处于搁置状态。许多优秀海外华人的诗作同样运用汉语进行写作，同为华人血脉的相承，又该将其归于何处？因而，在概念的阐发的基础之上，发掘这一学术命名存在的可能性并进行实践方面的有机延展，有利于进一步梳理、研究更多别具特色与意义的两岸四地诗人及其诗作。 其次，“汉语新诗”概念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汉语诗坛出现了繁杂的命名。对于诗歌有“白话诗”“中国新诗” “中国现代诗歌” “现代汉诗”等概念，但遗憾的是这些概念的所指和能指皆很明确，但都存在着导致粗疏或模糊理解的欠缺。自1949年后，新诗的诗潮涌动着无间断的变革，从反对战争寻求独立自由“爱国”主题，再到以审视的目光揭示中国新时代的“伤痕”主题，亦或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反思“政治性”主题，诗歌的单一主题被多样化发展所代替。又划分了不同的流派，例如吟唱爱情的湖畔派、提倡为艺术至上的唯美写作的新月派、呈现出独立的象征主义特征的象征派、主张“西化”的现代派、 追求现实和哲理的七月派等等，出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 现代主义等思潮。在形式上涵盖了格律诗、半格律诗、口语诗等方面。 众说纷纭的诗歌主题、纷繁的表现形式与创作流派，一时间在诗坛上喧腾共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去命名，标准不一且有所缺憾，都没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严格表达。现代新诗的命名出现了单一化和瞬时性的问 题。没有长效的稳定性，也无法从根本上抓住诗歌本源性的特点。早在 80年代末，谢冕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否定偶像因而也失去偶像的 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权威因而也无视权威的文学时代，这又是一个不承认既有秩序，因此失去秩序的文学时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参与者的独立性及艺术自信共同影响了文学的去阶段化的形成。因而，以“汉语”为基础理因成为普遍性的价值系统。追本溯源，“汉语新诗”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秩序、打破中心，不再梳理以任何时代为威权，以任何流派或思想为中心。专制的诗学命意或指向的引发往往源自大一统的追求，或者为某一 “信念”或“秩序”所动摇，追求汉语文化共同且平衡的心理则能避免落入这一窠臼。 （二）“汉语新诗”概念的学术前沿 五四运动前后新诗处于萌芽的状态，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地方在于以白话作为基本写作语言。新诗内容的呈现与现代词汇的发展更为融洽， 在形式上，新诗打破了传统古典诗歌对诗行体式、词藻句法以及平仄押韵的严苛要求。对诗歌所表现主题从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到表达人们真实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 由此，新诗的改革成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胡适于1920年写了第一部白话诗集一一《尝试集》。次年，在文学界浮现了思想艺术层次上的新兴样貌，郭沫若写就的《女神》作为里程碑确立了新诗的地位。在新诗的摸索和发展的过程中，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并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在中国古典诗歌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得汉语新诗在近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多元的色彩。从新兴概念的 “开天辟地”到成熟妪变，从经典传承到“中学西体”；从以大陆中心到区域并存，汉语新诗蕴含着独特的运营理念。这样的深层的理念只有在新诗的“汉语”概念内涵导引下才能够条理分明，这是通过对新诗发展流派与代际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换言之，这同样通向对“汉语新诗”学术概念的肯定。 “汉语新诗”的概念作为现代文学潮流中一种崭新的形态，它融合了中国诗学传统与现代世界诗学理论。近年来的汉语新诗理论还远称不上完善与成熟，但也有些起色。汉语新诗论坛中记录了第一到第十届当代诗学论坛中众多诗人对汉语新诗发展道路的肯定及展望。在整合汉语新诗的创作与理论领域，建构统一中国现当代诗歌、台港澳诗歌以及海外华文诗歌（当然是指新诗）的汉语新诗学。我们不宜沉溺于概念的论辩，应强调以作品分析说话。 《汉语新诗90年名作赏析》《汉语新诗90年名篇鉴赏辞典》为“汉语新诗”概念的发展做了充足的学术准备，这对汉语新诗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汉语新诗在众多学者诗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编着上述专书，留下名人墨迹，对汉语新诗近百年创作成果进行总结，试图粗略地把握汉语新诗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 从具体的作品以及解析入手，品味出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兴衰历程。 使读者从宏观与微观不同的角度上深切领会汉语新诗在不同主题、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及不同艺术呈现上的特征和变化，以此论证“汉语新诗”概念整合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为推广汉语新诗学所做的学术准备。以汉语作为独特且根源的整合性因素，来剔除人为社会、非诗本质的诗学划分-这是“汉语新诗”概念的学术优势之所在。“汉语新诗”概念的提出到进入大众的视野需要一个过程和阶段。 在对当前汉语诗坛的宏观把握中，对汉语新诗的“断代”界定已刻不容缓。如以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幅页为一块版图，整个汉语新诗界的代际形态业已形成。吴思敬在《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中就指出了代际命名的重要性及其对沟通汉语诗歌创作及研究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代际划分，是从诗本体出发，着眼于因诗人群落的代际差距而带来的审美理想、艺术观念、表现手法等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独特的诗歌面貌。这种命名，从交叉达到互补，从趋异直至趋同的内在律动模式，在跨地域的视野中整合各个世代的汉语新诗人并将他们进行清晰的代际划分，有利于启动汉语在全球化文化共存交流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的探索。 二、汉语新诗的“文化内涵” （一）语言的根源性内涵 “汉语新诗”的命名，跳脱了以往诗歌惯用研究方法的桎梏，从诗歌本体的核心元素语言入手。语言既是一种表达材料，又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文化范式。 如果说诗歌是感性的，“汉语新诗”概念的命名则是理性的，它符合学术命名的严谨性，在关于中国新诗的诸种概念中，“汉语新诗”则是一个最接近文体学的概念。它剥离了诗歌发展中的非文学因素，所谓的母语“汉语新诗”的汉语都是指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一一现代汉语。在广义上包含了汉语的各种方言，回归到了对文学的自身上来界定汉语新诗。在全民族共有的“母族”情怀上，这一语法规范开创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它赐予诗歌一个全新的身份，力证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质量。 从汉语的源头出发，采集上游的文化信息无可厚非。现代汉语所酿造的新的诗性语言及现代化表达积极主动地将文化遗产的古代汉语作为瑰宝——并在互文性的基础之上焕发出尤为贴切、凝练的现代性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推翻文言文的决绝态度看似割断了汉语语言传统，实则不然，语言具有随着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特征，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无法主观臆断地称之为“割断”。而“汉语新诗”的概念重新整合了诗歌的表达，在古典与现代的进程中，寻求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这一概念不再固执地停留于对“现代”这一观念的强调或者秉持对现代汉诗的偏重，不仅仅指陈时间维度上“代际”性的文类秩序，还更指向一种连续性的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对语言的加工能力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综合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实现，要从正确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开始。汉字的作为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其形成的渊源内涵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比拟的。它从远古时期就诠释了人对于指示对象最直观的表达，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变得尤为贴切。系统的分为象形、指事、形声等造字方法，使每一个汉字的来源有处可寻。郑敏曾感喟：“汉文字实则是文字与视觉艺术的混合体，而艺术的威力主要是直接震动感官。” 汉字可以看作是汉民族独有的历史回忆和情怀的缩影，承载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汉字变化纷繁的多样性和不同性使汉语自身 的内涵大幅增加并作为诗歌的附加值，加强了其视听效果和感性魅力。 正确认识汉语新诗语言的根源性并具备自发地回到语言本身的意 识,是打开汉语新诗研究视野的关键之处。强调汉语之于汉语新诗的重要性赋予了诗歌从始至终的本质规定性。需要认识到的是，由于现代汉语在语法和语序上皆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人对汉语的想象反映于其对汉语文化所建构的定位中，其往往仅关注汉语文明的形式及符号系统，却缺乏在文字系统方向对内容的深掘。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即显示了其以西方历史辩证法的角度为基础出发所造成的包含粗浅甚至谬误的文化误读。片面以他人之观视方法来透视自身的汉语文字的途径无疑阉割了汉语自身的灵性'其负面影响是汉语文字符号的独特神韵的消逝以及汉语形象的表现潜能的遮蔽（启功《汉语现象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因而，在汉语文化共同体之上，需要肯定诗人的本土性及古典汉语诗学品质。无论是从汉字的来源或者是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来看，汉语就是“汉语新诗”的独特诗美渊源。“汉语新诗”概念中的“汉语”内涵，是强调“汉语性”诗歌的意义和价值。汉语母语的诗性因子千年的延续，给人们带来恒定不变的心理认同，为当代诗歌的统一和发展提供方向。 （二）语言的文化性内涵 在“一个中国”的共识下，文化认同一直作为文学核心问题贯穿始终。新诗的汉语文化性内涵要求我们把身份认同和区域整合提上日程。 对一个民族来说，母语作为一个种族生存的特征和发展的情感羁绊，无形中将所有的华夏儿女牵连在一起。作为文化环境的基本要素，为民族含上了烙印为人群贴上了标签，更为广义的说它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首先体现在港澳台地区。随着港澳台及大陆的联系加强，加之新时期文学成就带来的震撼，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通过文字在诗歌中产!除殖民色彩，弘扬中华文化。同根同种同文作为一个强 大的羁绊显现了血缘与母体无法割裂般的关系。余光中在《白玉苦瓜》 中写下诗句，“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悲惨的历 史经历无法阻隔诗心对本源的回溯，而情感共性得以被激荡的根本原因 在于汉语语码对于文化记忆的反复唤醒。汉语组成了汉语新诗，而汉语新诗同样协助建构出了更为稳定的话语谱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认同感及社群意识。采用汉语写作时，汉语和汉字自身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必然会“自动带入文本”，即便在异质语境中，语言同样秉持着巨大的文化向心力，以开放的态势回馈多样的生存状态、生命态度及情感状态。“太阳升起的亚细亚/我们出生/沉落文化乡愁的大海”。作为一名海外诗人，林幸谦的诗句中总是弥散着对于故土之根的溯泪企望，在多元互文的碰撞中及个人文化身份的认定选择中，运用汉语进行抒写体现了语言的自律性对人的精神过程的无意识支配。正如林幸谦本人所言：“生在这边陲，扩大的海水和故乡联成为一体。在边陲的时候，我们于是便有返回核心的冲动,想要摆脱边陲处境。”汉语便是汉语新诗写作者在漂泊、迷惘的时空中永恒的指南针，其饱含的文化性内涵及精神气韵始终跨越地域的限制，引领诗人及读者持续以汉语为平台、媒介追踪自我的文化身份。 与此同时，汉语新诗的内涵与积淀在现代的构建与延展同样无法脱离汉语的文化内涵,对汉语蕴含的内在精神的挖掘及反思恰恰源自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碰撞及融合的过程。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提出，自我身份的建构，最终都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汉语新诗文化身份的认同之路正是在“不断引进来”的基础上逐步觉察到了理性结构话语权力的盲点，进而通过对汉语语境、意识流变的反视，依托着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显现出了更为广阔、包容、诗质的古朴灵性。通过汉语作为诗歌和文明的载体是不可抗拒的、本质的、原初的书写，只有从流动不息的汉语文化血脉中不断汲取养分，汉语新诗才能在向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定及提升在跨文化跨语境的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自信力，继而去承袭和传播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价值。“汉语新诗”概念将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新诗文化性内涵建构的目标，确保诗歌独特性和完整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多元契合的宏观视野，寻觅专属于中国诗歌的表达方式。认识汉语新诗语言文化性内涵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走向，有利于各界对中华文化认同增添信心，有利于增强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三、“汉语新诗”概念的可行性 “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或者，暗示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首先“汉语新诗”的命名凸显了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强调将现代汉语作为操作新诗的有力武器。其次，它规避了因生存地域而形成的命名限制，例如“中国新诗”之类的命名将台港澳诗歌或者海外华文诗歌置于尴尬之境，消除地域的排斥更利于在“汉语”作为文化 共同体的基础上奠定新诗稳定且具有准确时代定位的文化地位。 “汉语新诗”的命名有助于整合汉语文化圈，它张开双臂以开放的态度包揽两岸四地及海外诗歌作品，将汉语诗歌文化打造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和地域限制的文化共同体。因为汉语包括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乃至所有的汉语文化，共同流淌一种血缘的人，不论何时身处何地，心中都会自然地联想到汉语文化的核心区域，那便是中国。另一方面， “汉语新诗”概念净化了新诗的质量，对“汉语性”的强调，剥离了新诗存在的种种非诗的因素5如各种功利因素，再如流行文化因素5包括当前新诗创作中表现出的生命体验的浮躁化、粗糙化和简单化，以及语言环境的污染，从而使新诗回归汉语诗歌本身,突出新诗的核心价值。 （一）“汉语新诗”概念的可行性发展 在新诗尝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思维仍有迹可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与古典诗歌的强行“断裂”的局面。“汉语新诗”的“汉语”所具备的文化积淀能作为符号经过诗人的创作重新集中起来，为后世读者所理解所感动。 在沟通和联系大陆和港澳台乃至海外的诗歌上，“汉语”是一个有力的武器，由一个个点汇集起来连成线，最后编织出网，如此构成一个以汉语作为基点的版图，为各地的汉语新诗提供强有力的依附并带来了实质性的皈依。“汉语新诗”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和现当代诗 歌历史进程的梳理整合，进而为学术界提供一种根源式的思考与参照。 为了“汉语新诗”的理论可以运行，不少学者在不断地小心求证， 挖掘其独特并且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汉语新诗”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强大的支柱，为丰富新诗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包容并收不同的诗人的有机体，分析其可行性发展方能规避僵化空泛的理论并不断进行着有突破性进展的实践。 1·“汉语新诗”概念提出的时宜性 新诗的理论在不同时代不断被提出、建构和确立。这些观念术语，框架和范式都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不断地被加注和重新诠释，引发了学者的不同理解及矛盾的争论观点。在当代的诗坛所需解决的就是如何“融会贯通”，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讲究诗人之间、诗歌流派之间、诗歌表现形式上、古代与现代汉语新诗之间、各区域诗歌在沟通上的畅通与和谐。“汉语新诗”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诗能在一定程度上沟通建立了有力的桥梁。 首先，“汉语新诗”概念所具有的文化向心力是诗坛寻找持续发展的动力。在面对审美化错异等诗坛乱象之时，更需穿过语言符号的外壳，回归汉语的内部肌理，在其沉潜的诗性美感及隐喻力量的底色上寻求共通的汉语美学与异质性的沟通。以“汉语”为一个基点，为诗人提供了共同认同的暂新的创作园地。除了行之有效的“沟通”，“汉语新诗”可解决新诗存在的许多争论和冲突：如何处理与古典诗歌关系、如 何看代西方诗学影响、怎样建立自身诗学体制。“汉语新诗”概念的提出是在“新旧交替”和“东西拉扯”过程中追求自然和谐的发展。 其次，在全球化语境下，除了提升自身的创作水平外，还需重视文学传播的策略与力度。1在网络化时代面前，“汉语新诗”这一理念将有效避免诗歌“文学性”的弥散现象，并使得不同地理区域间汉语诗歌发展的相互影响及趋同效应愈发鲜明，可以在“汉语新诗”的名义下尽可能地拓展传播的视野。正如洛夫所说：“其实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补，因为是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扩大与延伸。” 2.“汉语新诗”概念的本土性 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新诗，不管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遵从了诗歌语言的本土性。“汉语新诗” 一再强调的“汉语”与赵思运提出着重于汉民族语言的“本土性”1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即旨在将中华土地上共有的东西一一筛选整合，强调新诗的汉语所承载的诗性智慧和文化累积，实为中国的新诗寻根。这一观念区别于“本土化”。“本土化” 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将外来思想同化。“本土性”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西化，而是在改造创新的过程妪变成为中国的新的东西，完成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及西方现代诗学传统的超越。 其实诗歌在全球都具有表达情绪和思维表达方式的共通之处，但汉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诗性智慧。诗人李笠说到：“用瑞典文只能写生活的当下；而过去，我的背景，整个中国文化，又怎么用另一种文字展现出来。” 多种语言的特质确有可能圆融地融汇成为新的诗歌言说方式，但诗人将永远无法抽空更不应剥离传统熔铸在诗行之中的汉语灵魂。“汉语新诗”的可行性正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从未放弃或一直坚持在原有的诗学基础上加以利用，推陈出新。“汉语新诗”概念的背后，牵引着更多关联的中国文化。“汉语新诗”概念的可行性发展仍需要不断地探讨汉语新诗存在的内涵与外延，这也意味着“汉语新诗”理论的运行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挑战。 （二）“汉语新诗”区域诗学整合的可能性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空间的分隔、社会政治的转折、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等因素，汉语新诗出现了分流。几十年来，两岸四地的新诗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进程和形态。将港澳台、大陆几大重要的新诗版块进行比对、分析和选取，通常使用 的分析研究方法并不一致，因此区域整合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多元与契合”成为了共同发展的主题，“汉语”作为连接新诗与新诗的枢纽， 凌驾于深层次的语言文化心理结构的认同之上，在中国诗歌传统的一脉相承基础上，有利于诗学近百年来的整合工作。 新诗会不断的成长，从古典诗歌中继承精华、从现代诗歌中借鉴学习、在不同的区域博采众长、在历史长河中接受经验教训，包容并收不同诗人的有机体，在为诗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有力的园地的同时也为诗坛的进步作不懈的追求和奋斗。 结语 本文从根源上梳理了 “汉语新诗”概念的产生，通过它丰富的学术准备和发展进程领悟“汉语新诗”概念的内在价值，着重以新诗的“汉语”内涵为论据，分别从新诗的“汉语性” “文化性”内涵展开论述。 汉语的“同根性”将新诗聚合，而汉语又与中华文化呼吸共生，从而分析“汉语新诗”概念运行的可行性。它包括一个更准确且包容性更强的学术命名，蕴含了独特的东方美学价值、对区域整合的贡献，提供了开拓发散思维的多元新视角。“汉语新诗”这一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把握住刚萌芽和潜在的新问题并小心思考，求证其出路。绵长的汉语将始终指引我们更好地挖掘“汉语新诗”这一概念的内蕴并使自身焕发多层次的生命内涵。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2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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