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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何时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杏坛归客 2022-05-09 发布于山东省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中国新诗何时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王钻清

摘     要

百年新诗一路走来,在艺术层面上的“诗探索”有哪些值得关注呢,它们对于创立定型的新形式有什么启示?百年新诗在“自由体”或言“随行体”上的实验有过许多种类,但所有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所有实验还得继续或转型;因此,诗人要有所担当——在诗歌创作中要大胆进行新的语言之冒险、新的手法之发明、新的结构之探索,力求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关键词

中国新诗、汉语新诗、现代诗、诗探索、诗性、诗情、诗思、诗歌语言、诗歌结构、定型的新形式

对于中国新诗,诗人、评论家、研究者等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都表现为莫衷一是,于是诗歌作者往往各持己见或独持偏见或自以为是或自我陶醉,但读者大都对那些诗歌不以为然或有嘲讽或让作者自娱自乐。推求其原因,主因也许是汉语新诗乱象丛生、泥沙俱下。我们知道,从早期的白话新诗到现在的多种可能性诗探索,汉语新诗一直未见“定型的新形式”或可传承的诗歌范式。那么,百年新诗一路走来,在艺术层面上的“诗探索”有哪些值得关注呢,它们对于创立定型的新形式有什么启示?

 新诗是否形成了可借鉴的传统?

中国新诗其实就是现代汉语诗歌,主要表现形式是“自由体”或者说“随行体”。相对于古体诗而言,新诗大都是现代诗。梳理一下百年新诗,我们知道,旧体诗与新诗有一个交接的过程,那就是“五四”前后,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背景下,以胡适为第一人的“尝试派”尝试白话诗。接下来,以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梁实秋、陈源等为发起人的新月社,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月派的新诗人。新月派也称为新格律诗派,提倡现代格律诗。卞之琳、戴望舒、冯至等发起《新诗》月刊,作者以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为主,运用原始意象、意象组合、通感、象征、反复等表现手法。尽管这类新诗具有现代元素和先锋基因,但诗的形式对比唐诗宋词来说只是脱胎并未换骨,如果说宋词是诗余,那么这类新诗就是杂诗加尾巴。

事实上,百年新诗在“自由体”或言“随行体”上的实验有过许多种类,比如白话诗、新格律诗、口语诗、新叙事入诗、新古典主义诗歌等等;可是所有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所有实验尽管有过程性探索经验和丰富性内容表达,但是没有诗歌结构的完美和诗歌文本的健康,倒是新诗“通病”延续且蔓延,新诗“新病”流行且离谱,那么实验还得继续或转型;这样不可能一下子让新诗形成传统——事实上百年新诗还没有形成传统。那么新诗被经典只是某种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本身经典化,新诗还有经典化过程要走,走多远才会出现经典新诗呢?这要看新诗是否创立了完美的定型的新形式。

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远远不如中国古典诗歌。美国诗人弗兰克指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有很多杰出的翻译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奠定了杜甫等人的国际地位和在西方的经典性。要让自己的诗歌传世,那得让诗歌走过一个自身经典化的过程。被经典化了的“朦胧诗”其实没有精准地找到真东西,哪有什么传统呢。对此,我们要从新诗自身找问题。实际上汉语新诗在尝试或实验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新诗散文化和反诗倾向以及没有形成完美的新形式等,更何况当下汉语新诗写作由于功利性或言急功近利导致“旗号诗”“坏诗”“非诗”“伪诗”泛滥。特别是所谓“先锋诗”和“实验诗”为了“树旗帜”,把跟它不一样的先前那些“先锋诗”和“实验诗”视为传统。当然这些诗当中也有诗本身的艺术技巧可以学习,但从整体上看还没有形成新诗传统——纵向看,无论口语和叙事等元素仍没有突破中国传统诗歌的某种方式,所谓有“突破”的诗就成了“非诗”;横向看,将外国“现代实验诗”和“翻译体外国古典诗”等可借鉴元素融入汉语新诗而成的诗歌仍然不能从整体性上形成传统,其诗歌结构也不具备传统意义,仍然在求变创新的过程中;只是有些新的写作方法可以借鉴,有些好的诗歌语言可以学习。

中国新诗早期探索有什么启示?

可以这么说,中国新诗在“新文学”时期有对旧体诗的革命并创造适合现代人表达的多种诗体——胡适第一次“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胡适的诗还是注意到了韵脚——大体是押韵的。以李金发、穆木天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在创作理论和实践方面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Symbolism)诗歌的影响,虽模仿痕迹较重,但毕竟打开了中国新诗的风气,特别是给新诗创作提供了优良的写作手法——比如运用象征手法和新奇的想象,运用“诗的语法”上的创新即意象之间联络上的创新,丰富了诗歌写作的表达方法,在诗艺上提供了新的可能。启示一:“尝试派”学习外国诗且不脱离中国古典诗词根源开拓新路,诗的语言形式有明显的变化;启示二:“新格律诗派”倡导美学原则试图创立新的诗体,适合表现当时人们的复杂生活和心理变化;启示三:“象征诗派”引进外国诗表现手法求出新,找寻新的诗性表达方式;启示四:郭沫若和艾青在诗体解放方面存在得不偿失的教训——自此以后的新诗最大的问题就是“散文化”或言散文气息浓重,而且散文化一旦失控会对诗歌的押韵、节奏和跳跃性构成消解,导致诗歌呈现“非诗化”或“假诗”现象泛滥。然而,戴望舒是现代文学中最成型的接近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而且将现代与传统交接并创造优良的诗歌表达方式,为中国新诗指示了一条出路。

境外华文诗人对汉语新诗发展有什么贡献?

流散文学因其开放性和创新性产生了某些可借鉴的创作经验。台湾现代诗和海外华文诗歌的繁荣也在汉语新诗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有益的探索。比如,大陆诗人李金发、穆木天等还只是停留在模仿的层面,而海外华文作家程抱以及台湾诗人杨牧等在新诗创作上做到中西融会而出新。比如余光中将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进行动态沟通,一直努力构建传统与现代的良好互动关系(他把中国古典诗词 的 优 美 形 式 引 入 新 诗 ,而 且 变 革 活用)——他的诗还是有守旧之脉,还是从中国民歌吸取营养进而产生新的变化,不过他的这种努力是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再如杨牧将中国文学超文类的抒情传统与西方以史诗和戏剧为主轴的叙事传统结合,在叙述性历史感和诗作的抒情性格的交错拉锯中化用中西艺术资源,丰富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

新时期新诗的特意实验有何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诗与旧体诗同行,新诗为主;新时期产生了“口号诗”“朦胧诗”“口语诗”“先锋诗”等。“先锋诗人”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这些前卫诗人的诗歌运动其实不是诗歌革命,主要表现为趣味革命,在诗的形式上没有创新。比如,“口语诗”指的是具有口语风格的叙述性的诗,并非以“口语”为特色的诗,它的本意也是想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但他们诗歌的那些“口水化”话语(大白话式的生活用语)并非诗性的语言,也算不上文学中语言,也就是说跟水一样白到没有一点诗意的颜色和味道,这种述说的方式大概可以算作分行排列的散文吧。其实,口语入诗也好,叙事入诗也罢,看作品是不是诗,关键看这作品里有没有某种带着诗性的特质和诗情的气息流动,“分行就是诗”所指示是——“分行”应由诗性、诗情和诗思来主导,而不是随意地或硬性地分行。所以说新诗“散文化”是使诗歌边缘化的主因之一。

新世纪新诗的无序突围方向感何在?

新世纪中国新诗产生了诸如“先锋诗”“实验诗”“梨花体”“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荒诞主义”“信息主义”等;然而有的玩到诗外去了;当下某些旗号诗人及其追随者从反文化一直到反诗,走向他们所谓的新诗领地;可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坐标中,就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因为中国新时期新诗没有从模仿中走出来),放在中国文学史当中也找不到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相对称的位置。那么,复杂多变的生活需要诗歌,但作者捡到便捷方式就运用,以痛快表达为理由抓取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于是借诗之名生产非诗性表达的假诗,这为全民写诗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没了方向感。

然而,著名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程郁缀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典诗歌几千年丰厚的积淀,是孕育、产生、滋养新体诗的肥沃土壤。南朝梁萧子显曾经说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不同的时代呼唤并产生不同的诗歌,但任何时代的诗歌创新,都必然离不开本民族已经积累的诗歌传统。王钻清的诗集《大时空诗》也应该是如此。诗歌与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诗有韵律,就是诗要押韵——正是在这个方面,窃以为'大时空诗’还有进一步更加完美和提升的余地。据《左传·襄公二十年》载,孔子曾经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而我则以为诗而无韵,诵不琅琅——诗歌如果不押韵,则很难琅琅上口;不能琅琅上口,也就很难传诵久远了。但愿我的这一个小小的期待,能成为王钻清先生诗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追求。”

 如何创立新诗定型的新形式或审美法则?

 我们注意到,旧体诗除格律、句式等要求多一些外,其语言大都是白话或者说是很文雅的说话,并非“文言文的语言”,也没有古文的“穿衣戴帽”,只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居多,很少见粗鄙式口语;而新诗则是以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为主,新诗里的白话逐渐多些口语,以至近三十年来的诗人诗作以口语化或口水化为主,他们连“现代格律”都不要了,有的连“现代汉语”的规范和健康也不要了,所谓“新叙事入诗”的诗人们连意象组合、通感、象征等表现手法也不运用了,口水化语言或粗话脏话到底。他们做到了“诗到语言为止”,但他们并没有采用有质感的语言材料,更谈不上诗艺美。

 纵观百年新诗,我们发现,中国新诗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现方法,特别是没有形成相对独立、完整、新美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新诗还没有像楚辞、唐诗、宋词那样的形式完成和完美形式,新诗仍在找寻新的好的形式;可是近二十年来不少诗人很自信,有些诗人还很自恋,他们自我玩弄或掩耳盗铃或欺世盗名。随着社会公民和网络时代的不断推进,近十年来进入了诗歌公民的状态——人人都写诗,诗歌写作没有难度了,诗歌好坏没有评判标准了。

中国新诗并非没有“法度”和“难度”,只是有别于格律诗体而已。相对于古体诗和近体诗而言,白话新诗从时间上可以说是现代诗,但从审美机制和艺术发展方面来看,新诗不完全等于现代诗——现代诗不但在文体上具有现代元素和创新基因,而且在内容上建构现代意义世界,而许多新诗不具备这些特质。针对新诗创作实际,有必要选择其中有自身写作法度和难度的样式进行深入探索,或通过全新实验创新形式,力求形成定型的新形式。

 我认为,创新需要追求精神(追求文学的创造性作为和探索性成就,追求文学的审美价值即以维护和保卫人类一切人性为出发点,充分体现文学的本质即对人类生命中痛苦的最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对人的人性及关联性所产生的假恶丑保持彻底地对抗并追求真善美,以审丑来获得审美愉悦,追求文学的文学性即创新“语言的艺术”并生成崭新的有意味的美的文体和文本;以此拒绝或隔离伪诗、伪文学),需要信仰支撑,需要哲学基础(了解政治哲学、人伦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艺术哲学等),需要对人类本原的理解;更何况哲学是诗歌的近邻。所以,诗人要在熟读中外好诗(读大师和经典等)的同时,做到“功夫在诗外”——至少是半个哲学家或思想家,至少是半个评论家,真正地完成创作本身。我想,面对古人创造的诗歌高度,我们要有另辟蹊径的意识;为进入写作状态,要放弃许多东西以排除干扰、杂念和浮躁,在耐得寂寞中让写作每时每刻自由、自在、自然地进行,让诗歌在自我清醒和靠近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生成。

从总体上说,现代诗是一种方向,但仍需找寻更好的适合表现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新形式。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以文学的冒险精神寻找适合中国新诗的美学基础。诗人的本职是挑战艺术的高度,所以我们要有文学的冒险精神,以开放的心灵、自由的个性充分发挥诗人应有的创造性。没有任何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强调唯一性和独创性。所以我们要用不断更新的诗化语言创造一个独立的现代意义世界,呈现距离感、空间感。还要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细节和独特的音调节奏,以增加辨识度。比如,诗人王钻清尝试创作的大时空诗就有这些特征。中国当代文坛“晚生代”文学代表作家文浪与上海大学等高校专家交流后表示,王钻清的大时空诗有三大特点:一是通过创新中的随性拼贴与转换创造了新的语言方式,具有反诗歌艺术的倾向——其诗尝试运用小说和寓言的手法比如变形、荒诞和关系换位等,呈现科幻性和戏剧性,表现为渴望中寻找自我与外部对话的语言迷津,用繁复的句子应对繁复的世界,且有令人惊讶的意象和句式;二是通过跳跃式思维与混沌意境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发现,呈现新鲜感和独在的具体性,表现为非对称与非理性的双重书写,揭示了更多的未知;三是通过粗犷的宏观宇宙与微妙表述,呈现非时空虚拟,抵达思想意义的厚度。其代表作有《一个人的地球梦》《黑森林》《穿越时空的人心》等。

——在诗歌的技艺层面上创造性地运用已有技巧并尝试新方法。诗歌是词汇的更新。好的作品是语言的更新。诗歌的“机制”是它的韵律和格律。那么我们要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有益于新诗成长的元素,比如呈现画面感的意境和增强音乐性的押韵等;同时从外国经典诗歌中选取优质基因转入中国新诗当中,比如向外国经典诗学习如何创造新美的诗歌结构、如何表现人性和人类性、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意象等诗歌修辞。诗人王钻清就是这样向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意象诗学习的,并有意识地在意象上求新—— 一是在大自然和新科技中寻找未被意象化的具象并与文化交融从而产生“新意象”,二是通过反常搭配或有机转换等技术处理使意象组合产生整体性语境而呈现新意,即一个具有整体感的意象或整体性象征物包裹若干被意象化的具象从而使意象组合出新意。其三是捕捉全新的诗性感觉以产生富有新意的意象。如是完成语言的更新。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高建平教授所说:“新诗在'无序的突围’之后,将走向何方?当代美学家们在谈论艺术时,有一个共识:艺术终结以后,还会回归。艺术与美分离以后,还会重新结合。同样,诗歌也会是如此。诗歌还是要追求情感、意象、节奏和韵律,突围后还是要有新的美学建树。超越美学的美学,就是指这种新的追求……在种种'突围’之中,王钻清所追求的'大时空诗’,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这种诗与以往的诗不同,在我们读起来,有一种新异感。其实,这种诗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屈原写了许多优美的诗,但他的一首《天问》,在他的诗中是另类,有其独特的价值。'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的追问,代表着一种对上下古今,天地万象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知识之母,而他的追问,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己所处的时空在精神上的超越。”

——创立中国新诗的基本法度和某种诗体的精确形式。一是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并呈现唯一的诗体特征。在现代诗的创作中寻找新形式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先锋文学具有独创性、前沿性、可能性。现代诗一直都是以先锋的姿态在文学前沿积极地创造着,有的实验或言独创也许会不成功,但有的却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吸收民间清新有活力的语言,活学活用文人传统语言,健康使用现代生活用语等。二是通过新的尝试建构完美的诗歌结构,在诗的形式设计上有所突破;因为诗之形式是被音韵和节奏所控制的新的写作方式的语言运动体,那么诗歌的魅力主要表现在捕捉诗性的感觉、引爆内在的诗情、触摸独立的诗思,也就是构建新美的诗歌结构。我们如何从文学视角看待文学或者说如何看待文学的文学性?世界上给文学的定义成百上千。有说,文学是有意味的文本。有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还有说,文学是人学。更有说,文学是说不清。还有将文学分为很多个类别。我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学应理解为有文本特性和艺术倾向性,有追求精神的艺术门类,即倾向于艺术创造(即破坏活用、破中立新、全面创新)和审美趣味,倾向于有信仰的人文关怀和有批判精神的人性维护,倾向于呈现某种形式感——即文体美感、语言形式(语体、语势、语感)和结构形式的美感。换句话来说,文学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是艺术表现,是激活人类语言的艺术样式,而那些再现式或应用式的写作只能算作实用的文体应用,属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前者为发挥艺术家的创造力为世人创作新美的艺术品,让人们从中得到审美愉悦,获得表达的新方式;后者传达人们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让人们从中分享生态美感和人生经验。所以,诗人要有所担当——在诗歌创作中要大胆进行新的语言之冒险、新的手法之发明、新的结构之探索,力求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本文原载《心潮诗词》2022年4月号“心潮专论”栏目,作者系深圳市华文文学会理事、著名诗人)

责任编辑  胡均华

参考文献:

[1]访美国诗人、翻译家弗兰克·斯图尔特《. 中国作家网》等,2016年7月.

[2]顾彬.中国诗歌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顾彬.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 中华读书报》,2015.

[4]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黄万华.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6]黄万华.传统在海外.中华文化传统和海外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7]章亚昕.中国新诗史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8]龚鹏程.中国诗歌史论.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 办

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  
湖北省荆门聂绀弩诗词研究基金会

编 审
夏雄彪 姚泉名 胡均华
魏无忌 胡长虹 秦 凤 夏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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