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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是20世纪英美诗坛的巨匠之一。他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个具有宗教信仰传统和良好文学教养的富裕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爱好文学，经常写些宗教诗，这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童年的艾略特。成人后，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期间创作了一些诗歌。1925年，艾略特开始担任著名的费伯出版社主编和董事，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并改信英国国教。艾略特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早期（1915-1920），主要作品为《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思考》；二、中期（1920-1926），主要作品有《荒原》、《空心人》等；三、晚期（1927-1965），主要为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后创作发表的诗作和诗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艾略特大胆创新，不落俗套，在诗歌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改变了传统的诗歌观念，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与探讨诗歌艺术的发展以及诗歌与社会、诗歌与个人等关系；此外，在文学批评领域，艾略特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文学论点，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丰富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戏剧方面，他则大力振兴诗剧，并创作了许多重要剧作，为他在英美戏剧舞台争得了一席地位。 相信对T·S·艾略特诗歌感兴趣的国内读者都熟悉他的长诗《荒原》和《四首四重奏》，但这里选译的九首短诗，读到过的人恐怕不多。前四首是T·S·艾略特用法文创作的诗篇，由法国文学翻译家徐知勉教授翻译，系首次在国内发表；后五首是知名教授张子清先生选译他的《诗合集：1909-1962》的最后部分“偶作”。在风格上，这些简洁明快的短诗显然迥异于他颇为含蓄而复杂的长诗，希望以此引起读者的兴趣，更希望读者对这位大诗人诗风的另一面有所了解。 社长 倒霉的泰晤士河真倒霉 流淌着，靠《观察家报》那么近。 《观察家报》 保守的 社长 污染了清纯的微风。 保守的 《观察家报》的 反动 股东 臂挽着臂 步子轻轻地 来来回回转悠。 在藏垢纳污之地 一个衣裳褴褛的 塌鼻子 小姑娘 望着 《观察家报》报的 社长 他保守 而柔情满怀。 胡乱的混合体 在美国，教授； 在英国，新闻记者； 你汗流浃背，迈开大步， 几乎跑遍了我的足迹。 在约克郡，演说家； 在伦敦，干点银行差事， 你要花钱买我的脑袋。 在巴黎，我戴上 我行我素的黑色头盔。 在德国，哲学家， 因为被高高举起的气派； 我终年到处流浪， 以形形式式的身份、排场， 从大马士革到奥马哈。 我在非洲的一块绿地 庆祝我的节日 披一身长颈鹿皮。 人们会指出我的衣冠冢 在莫桑比克炎热的海滨。 蜜月 他们走过低地，后来又返回高地； 可是在一个夏夜，他们却来到了拉文纳， 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两百个臭虫窝里； 炎热的汗水，夹着一股母狗刺鼻的气味， 他们仰面朝天，叉开双腿， 四条腿上尽被蛰伤， 还掀起被头搔个痒。 离这儿不到一里，就是圣阿波利奈尔， 这个格拉斯著名的大教堂， 风盘旋在那些叶板的柱头上。 他们马上搭乘八点钟的火车 把他们的穷日子从帕瓦多拖到米兰， 在一家价钱便宜的饭店举行圣餐， 他心里老惦着小费，还带着编造的生活预算。 他们将先去瑞士，然后穿越整个法国。 而圣阿波利奈尔，峭直而肃穆， 当年改造过的这旧工厂，在一片断壁残垣之间， 依然挺立着拜占庭建筑的准确模式。 在餐馆里 没精打采的侍者无事可干， 整天倚着我的肩膀，掰手指头： “在你的家乡，多雨的季节快来临了， 刮风，大太阳，下雨， 人们把这叫做邋遢天。” （铙舌，淌口水，像个马屁股， 我请你，至少，别把口水溅在汤里）。 “拂水的杨柳，树莓上长满嫩芽， 骤雨中我们就在里躲避。 那时我七岁，她更小， 她浑身湿透，我送给她一支报春花。” 她背心上尽是污渍。 “我搔她痒痒，逗她笑。 一时间我感到了力量和欢乐。” 不过，老色鬼，在这个年纪上…… “先生，事情是困难的。 一条大狗走过来，在我们身边蹭来蹭去； 我害怕，半路上我离开了。 真可惜。” 不过这样，你有了你的秃鹫！ 去吧，去抹平你脸上的皱纹； 呐，我的叉子，把你的头洗洗干净。 你何必像我一样为我的经历掏钱？ 这里十个“苏”，付澡费。 腓尼基人，富莱巴，在陷于困难的两个星期里， 忘却了海鸥的鸣叫和戈苏阿伊的波涛， 忘却了所有利润的损失和船上装载的锡块： 海底涌起一阵巨浪，把他冲得很远， 转瞬间又把他卷回到昔日的生活。 你想想，这真是一场痛苦的遭遇； 那时候，他可是一个身材高高的漂亮男人。 保卫不列颠簸群岛 让石头建筑般坚固的---音乐的永久载体、 许多世纪以来对大地耐心的培植、 英国诗歌的这些纪念物 加入到对这次不列颠簸群岛保卫战 的纪念中来 加入到对那些被派到灰色的船只 （军舰、商船、鱼船）贡献 他们的一份力量而分享 付出留在海底几个世纪的 列颠簸白骨代价的人的 纪念中来 加入到对那些以与死亡孤注一掷的最新形式 在空中和炮火里同黑暗力量作战的人的 纪念中来 加入到对那些跟随他们的祖先 到佛兰德和法兰西的人、 对那些失败中打不败，胜利中 坚定不移，除了武器 不改变祖先的风度的人、 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说 光荣的道路又是 不列颠的小巷和大街的人的 纪念中来： 对过去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 说起我们的亲人和我们的话语--- 我们在服从命令中采取我们的立场。 战争诗注解 集体情感的表达并非 不完美地反映在日报上。 为了创造普遍性，从 其影响中开创象征， 在纯粹典型的行动之路 哪里是纯个人的爆发之点？ 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交叉点， 一个通过试验，各种无法控制的 力量之交叉点，大自然与精神的 交叉点。多数个人的体验 太大或太小。在努力保持 白天与黑夜在一起时，我们的情感 只不过是“一件件平常小事”。 一首诗似乎可能发生于 一个年少之人：但一首诗 并非是整个诗歌——那是生活。 战争不是生活：它是一个处境， 一个既不被忽视又不被接受的处境， 一个用埋伏和策略对付的问题， 可以包围，或可以散开。 持久不是对短暂的替代， 两者互不能代替。但个人经历的 抽象观念在其张力最大时 则变成普遍性，我们称之为“诗歌”， 也许会在韵文里得到确认。 致死于非洲的印第安人 一个人的归宿是他自己的村庄， 他自己的炉火，他妻子的烧煮； 坐在夕阳下他自家的门口 看看他的孙子和邻居的孙子 在一起玩沙土。 他经历过千辛万苦，如今已经安逸， 他的许多回忆出现在与人的闲谈时， （根据天气变化，有温暖也有凉爽） 他谈到外国人在外国的地方作战， 他们互不认识。 一个人的归宿不是他的命运，对一个人而言， 每一个国都是他的家，对另一个人而言， 则是背井离乡。一个人勇敢地与他的命运 终了在一个国家，那片土地就属于他。 让他的村庄铭记他。 这不是你们的土地，也不是我们的土地，这是 中部省的一个村庄， 五河的一个村庄，也许有相同的墓地。 让那些回家的人讲你的同一个故事： 讲带共同目标的战斗，但仍然是 有成效的战斗，如果你们或我们 都不知道它，直至死后的那一刻才知道 什么是战斗的成果。 致沃尔特·德拉马尔 孩子们探察小河，发现了 一座荒凉的岛屿上 有一处浅灰色的隐蔽地方 （这里很隐蔽，也很危险， 水牛会在此处漫游， 在幽暗的芒果树丛里 有许多蜜熊和白猕猴， 身影模糊的狐猴从一棵树 滑到另一棵树—— 这些守护者，守护着 很久以前失落的宝物）。 他们在用少儿茶点时， 讲述他们的冒险事迹， 这时灯还是亮着，窗帘已拉上， 需要朗诵一些诗歌。在上床时间 还没有到时，谁来朗诵？…… 或当草坪 被看不见的脚踩踏时，鬼魂轻轻地 在黄昏中回来，黎明时轻轻地走开， 它们悲叹和渴望是那样不可捉摸地 可悲； 当熟悉的情景突然变得陌生时 或当众所周知的事正是我们还需要了解时， 当两个世界相会，交叉，变化时； 当猫在月光下被引起激动时， 当在年轻妇女的女巫休息期 狗战战兢兢地退缩、蝙蝠 拍着翅膀盘旋、猫头鹰漫游时； 当夜游人叫不醒睡觉人时； 或当呆板的面孔 偶然从空屋里隐现时； 是谁，通过什么手段，策划了 这一切？是这个允许自由地通往 心头幽灵的低声咒语？ 是你；通过那些造成假象的韵律，这里 普通的音步变得精妙无比；通过 有意识的艺术手段自然地表现出来； 通过你编织的精致而看不见的网—— 这无法说明的神秘莫测的声音。 题献我的妻子 这跃动的欢乐，我应归功于你 它在我们醒着时拨动我的官感 加速我们睡眠时恬静的节奏， 和谐的呼吸。 爱人们的胴体散发彼此的气息 他们不需讲话而有同一的思绪 不需表意而喃喃同一的言语。 冬天严酷的寒风冻不死 热带炎热的太阳晒不枯 花园里的玫瑰，那是我们的玫瑰 仅仅属于我们的玫瑰。 然而，这献词是让其他人阅读： 这些是公开场合对你讲的私房话。 徐 知 勉、张 子 清 / 译 中国古代诗论是以诗话词话为主要载体，在鉴赏的层面上展开的，强调情感体验，注重象征意蕴的领悟及艺术韵味的品评，间或也杂有诗人生平、创作本事及传播情况的介绍等。这种以鉴赏为中心的诗歌品评，与中国古代诗歌主情、重情的艺术表达方式相一致，经过多年传承，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概念、术语、范畴、品鉴方法等方面表现了超常的稳定性，缺乏对批评对象进行分析归纳的逻辑工具和方法，很难以理性的方式深入到诗作的内部结构，也很难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对诗歌现象进行理论反思，从而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横空出世为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种转型，除去有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外，最主要的是受西方哲学思想与诗学文化的影响。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输入，维护中国长期封建道统、文统的传统诗学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新诗人开创新的诗歌世界的同时,诗歌理论界也引进了西方的诗学观念、范畴、模式、方法，结合新诗的创作实际，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构架与批评方式，结束了诗话词话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批评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理论的奠基人当推胡适。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30]胡适把杜威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实验主义”，并具体描述为：“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与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31]胡适开始写白话诗,明显是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的新诗理论就正是伴随着他新诗写作的尝试而诞生的。他的《谈新诗》作为新诗理论的奠基之作，鼓吹诗体的解放,描述新诗之所以新的特征,为新诗的合法性而呼吁,其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联系胡适上述的自白，可以看出《谈新诗》最根本的是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更新，由它开始新诗理论与传统的诗话词话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胡适之后的诗歌理论家绝大多数摒弃了传统的诗话、词话式的写作方式，而代之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胡适编选的《建设理论集》和郑振铎编选的《文学论争集》，收录了新诗诞生以来头一个十年有关新诗理论、评论及相关争论的文章，全部以论文的形态出现，其思维的深度及研究方法的新颖，在过去的诗话词话中是见不到的。与此同时,诗歌评论家们也开始了用专著的形式构建诗歌理论体系的努力。在新诗诞生的最初几年便有《新诗作法讲义》（孙俍工编）、《诗歌原理》（汪静之著）、《新诗概说》（胡怀琛编著）、《诗歌原理ＡＢＣ》（傅东华著）等多种专著出版。这些作者知识结构不同，有的是对西方诗学著作的模仿与移植，有的是用新的方法对旧体诗歌的考量，尽管思考还不够缜密，结构还不尽完善，但无一不是超越了诗话词话的格局，体现了为诗歌理论构建体系的努力。
对于诗歌评论家来说，除去对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要有全面的把握，对诗歌文本要有精深的研究外，同时要有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的修养。艾略特在《批评中的试验》中说过：“有其他的各种知识（至少是科学的知识），是凡欲作文学批评家的人都必须熟知的。自然特别是心理学，尤其是分析的心理学。”中国的诗歌评论界对艾略特的说法深以为然。自胡适以后,实证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西方浪漫主义、意象派、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诗学的引进,拓展了评论家的视野，使诗歌评论呈现出鲜明的科学化、现代化的特征。
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影响的梁宗岱，是一位具有比较文学视野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诗论主要收集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他的研究颇多新鲜见解，如对象征主义的“象征”与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比”做了有说服力的比较。他认为，“象征”作用于诗歌的整体，而“比”则限于诗歌的局部；“象征”是物我同一，而“比”是以人拟物或以物拟人；“象征”是暗示的，而“比”本体与喻体的关系是明确的。梁宗岱论诗基于“为诗而诗”的艺术本体论的思想，高度强调形式的作用，认为诗歌不能离开形式而存在：“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32]他推崇“纯诗”，但不绝对化，而是肯定阅历与经验的作用，认为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性的，必定要经过我们全人格的浸润与陶冶。
“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诗评家唐湜则高度重视“经验”与“理性”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在他看来，拜伦的“诗就是情感”之说已是明日黄花。他虽重视经验但同时也认为，经验的东西只有拉开相当的心理距离，沉入到潜意识的底层去发酵，才能为诗人所用，经验本身并不能成为诗。唐湜重视潜意识却并不排斥理性。他在《论意象》中说道：“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Mind）与最虔诚的灵魂（Heart）互为表里的凝合。……意象的自然成熟后仍必须有意识或意志的匠心的烛照与运斤，匠人般的工作方法是里尔克向罗丹学到的由浪漫蒂克转向成熟的古典精神的体现。”[33]超现实主义者忽视生活经验，一味强调潜意识；机械唯物论者却忽视人的深层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仅仅强调经验，唐湜这种看法则纠正了两者的偏颇，可以说，是一种深刻而稳健的主张，但其意义不限于纠偏，更是与他所憧憬的诗美理想息息相关。
袁可嘉则构筑了新诗现代化与新诗戏剧化的理论。“新诗现代化”的概念较早是由朱自清提出的，但朱自清对这一问题并未做详细探讨。袁可嘉则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系统化、理论化了，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这一新诗现代化的美学原则。[34]作为对“新诗现代化”内涵的补充与具体化，袁可嘉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命题。由于戏剧的首要原则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35]从而达到心理现实与外在现实的统一。
上述诗论家如梁宗岱、唐湜、袁可嘉者，因与外国文学颇有渊源，他们在进行诗论研究时能大胆引入西方现代诗学成果，视野开阔，故能在一定程度上逃脱陈规陋习的桎梏，提出一些崭新的诗歌观念；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极为突出，再加上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渗透，这群“艺术的叛徒”并不如他们的西方的先行者走得那么远，这是一群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走钢丝的技艺高超的能手。他们的著作不仅直接回答了新诗发展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且直到今天仍放射着思想的光辉。
进入历史的新时期以后，新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仍然固守着祖宗留传下来的对诗歌的解读方式，恐怕很难对诗坛现状有清醒的估计、对诗的运动规律有恰如其分的把握。因此，诗歌研究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必然要不断更新。1985年前后, 在改革浪潮推动下，思想界、理论界力图冲破过去的陈陈相因的封闭式研究模式的拘囿，开拓新的思维空间，掀起了方法论讨论的热潮。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随着美学、文艺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长足发展，随着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语义学批评、现象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文化－人类学批评等的介绍与输入，为诗歌理论家在传统的批评方法外，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有助于批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新时期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始在理论阵地上显示他们的锋芒。一批青年评论家陆续成长起来，他们的思维更活跃,知识结构更新，比起朦胧诗论争阶段新潮评论家所受的政治干预，他们受到的外部压力大为减低，每个评论家都可以展示自己的个性，而无需乎特意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大道理来保护自己。这一切，使这一阶段的诗歌理论更具实验性、探索性，呈现了断裂错落、异态纷呈的批评格局。
透过对百年来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品格的描述，可以发现，中国新诗理论是在中国诗学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冲撞与融合中艰难行进的。外来的冲击是那样强势而猛烈，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又是那样深厚而深入骨髓。冲破这些影响，靠的是新时代提供的广阔的思维空间与科学的思维方法，也靠的是革新者的巨大勇气。百年来的新诗理论与诗人们的新诗创作在大变革的时代相伴而生，冲决了旧诗的营垒，使新诗作为独立的文体而屹立于诗坛。当然，比起底蕴深厚的中国古代诗学与西方诗学，百年来的中国新诗理论还远称不上完善与成熟，尽管步履蹒跚，它却坚定地行进在通向新世纪的路上，并召唤着未来的年轻诗人和评论家与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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