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常识八

钟家台 201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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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常识八

23、兴趣说　24、涵泳 25、诗话　26、格调说

23、兴趣说　

　　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观点。实质是对有感而发、兴会神到的要求。“兴趣”一语在宋以前的诗文中虽然出现过，但作为创作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严羽把“兴趣”作为“诗之法有五”之一提出；又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兴”指“诗兴”，即作家在和外物接触中所引起的情思和创作冲动即《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之“兴”。“趣”则指诗歌的韵味与钟嵘《诗品》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相通。“兴趣”则是诗歌创作要有感而发：即事名篇，兴会神到，诉诸艺术直觉，不假名理思考，表现上则要求自然天成，不事雕镂。这是针对宋诗中以抽象说理为诗、以堆垛典故为诗而发，无疑具有积极的补偏救失的意义。对一部分抒情短制来说，这样的要求也完全是合理的。诗自然应该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但一时兴会神到，不假名理思考的诗，固然可以成为名篇，也未必篇篇都是佳构，同样，思出沈郁，有为而作之诗，也未必都不是好诗。针对诗歌创作的无病呻吟，堆垛陈腐提倡兴趣是无可非议的。却不能作为诗歌创作的普遍原则。直抒胸臆、叙事流畅、议论慷慨之作在李白、杜甫以至唐诗中都不乏这样的名篇。所以“盛唐诗人惟在兴趣”之说，其概括具有片面性。这一原则后来为“神韵派”的王士□所继承，用以反对明代七子的拟古主义，同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片面强调兴会神到，“□兴而作”，以至“色相俱空”（《带经堂诗话·分甘余话》）等，更加发展了“兴趣说”的片面性，成为排斥艺术思想性的口实。

24、涵泳

　　古代文论术语，指对文学艺术鉴赏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涵泳”一词出现得较早如左思《吴都赋》中已有“涵泳乎其中”，韩愈的《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也有“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下上”之句。“涵泳”有时也称“涵咀”，如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所说“每涵咀义味”。到宋代，程朱理学又提出了这一概念。程颐《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语必谨也。虽然，优游涵泳而养之可也，拘迫则不能入矣。”《朱子语类》五《性理》二：“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咏玩索，久之当自有见。”程朱理学家讲到学习时，主张“涵咏”，本指在学道时，心理状态要从容不迫，沉潜其中，不断玩索，自有所得。这就是所谓“优游涵咏”，或“涵咏玩索”。“优游”，即从容不迫。后来这一说法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文评论和鉴赏中，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应该沉潜其中，反复玩索或玩味，以求获得其中的三昧。由于艺术作品言理、言事，常常并非质直言之，而是比兴言之，仅仅依靠理性判断是不行的，必须全身心地深入其中进行玩索才能真正感知其中的奥秘或“味外之旨”。所以“涵泳”也就成了艺术鉴赏中的这种态度和方法的代称。

25、诗话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形式。诗话的萌芽很早，象《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论作赋、扬雄评司马相如赋；《世说新语》的《文学》、《排调》篇中谢安摘评《诗经》佳句，曹丕令曹植赋诗，阮孚赞郭璞诗，袁羊调刘恢诗；《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于王粲、曹植、鲍照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论；《颜氏家训》的《勉学》、《文章》篇中关于时人诗句的评论和考释，都可以看作是诗话的雏形。钟嵘的《诗品》，过去有人看作是最早的一部“诗话”著作，清人何文焕编印《历代诗话》即以此书冠首但严格地说它还不是后世所说的诗话。唐人大量的论诗诗，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偶题》，李白、韩愈、白居易等的论诗诗等，则是以诗论诗的一种形式。唐代出现的《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等，更进一步接近了后世所说的诗话。

　　诗话正式出现在宋代。第一部诗话是北宋中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这以后，诗话成为评论诗人诗作、发表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形式。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完整的宋人诗话有42种；部分流传下来，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而成的有46种；已佚，或尚有佚文而未及辑者有50种，合计138种。

　　宋代诗话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诗话以记事为主不过不同于一般的记事笔记它所记的都是有关诗人和诗作的琐事轶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自序中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就说明了它的宗旨在于集琐事，资闲谈。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也同样如此。后来，诗话的范围不断扩大，除记事外，逐渐增加了考订辨证、谈论句法一类的内容。南宋初许□在《彦周诗话》自序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就是对当时诗话内容的概括。诗话的再进一步发展，是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关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问题，加强了它的理论批评性质。这方面成就较高的诗话有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特别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对当时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作者对于诗歌创作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纲领性意见。其中如“别材”、“别趣”说，“兴趣”说（见兴趣说），“妙悟”说等，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曾有不少人对宋代诗话持否定态度，认为诗话兴而诗衰。个别人如袁枚甚至认为宋代诗话简直不屑挂齿，题诗谓“我读宋诗话，呕吐盈中肠。附会韩与杜，琐屑为夸张”(《题宋人诗话》)。但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宋诗话中津津乐道地记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禅喻诗”等说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琐细杂事固然为数很多意义不大，但它毕竟保留和记录了那个时代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的许多直接间接的史料，其中也不乏理论批评方面的精辟见解，这些，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诗话在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金元两代，除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外，较有价值的是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明代诗话中，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胡应麟的《诗薮》等，也都有一些较好的见解，曾程度不同地对诗歌创作发生过影响。

　　清代诗话在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王夫之的《□斋诗话》，其中对于诗的情与景互生互藏的辩证关系，对于诗的“体物”、“会景”与生活积累的关系，对于诗的“意”和“势”的关系及“咫尺写万里”的特点等等，都有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叶燮的《原诗》，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体系，对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作家所必须的“才、胆、识、力”诸条件等等，都有系统的、精辟的论述;而且在对于诗歌的特点及其与理论著作区别“定位”与“虚名”的关系等等方面的论述，识见更加精辟。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神韵说主张，但理论价值远不及《□斋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帙浩繁，代表着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在清代的余响。其中对沈德潜强调封建纲常的格调说大加讥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它并且针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提倡学问诗等主张，强调诗歌创作要出自真感情，有不少可取的意见。其他如赵翼的《瓯北诗话》、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近代林昌□的《射鹰楼诗话》反映了反帝爱国的时代精神，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大力地鼓吹“诗界革命”并保留了许多关于“诗界革命”的史料，都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词话、曲话等形式也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例如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其中《李笠翁曲话》和《人间词话》，在理论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前者对戏曲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或精到的分析是戏曲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后者则在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此外还有总论诗、词、曲、赋、文的，如刘熙载的《艺概》，也颇多创见。这些词话、曲话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式。

　　诗话、词话、曲话等的一般特点是：多数并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常常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的具体问题以至艺术规律方面问题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而它们的理论价值，通常就是在这些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中体现出来的。

26、格调说

　　中国古代的一种论持主张。为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和清代沈德潜所提倡。它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格调即体格声调最早的解释包括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方面，如《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说“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就是从这两方面着眼的。在唐代以后的诗歌理论中，常常谈及诗的“格”、“调”。如唐代皎然《诗式》提到“格高”、“体贞”、“调逸”、“声谐”；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到“意格欲高”，“句调欲清、欲古、欲和”；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等等。这些诗论家都很重视诗的格调，但还没有把它作为论诗的决定性环节。到明代前后七子，才把格调作为一个决定性环节来构成他们的诗歌理论。

　　前后七子的诗歌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格调在他们的诗歌理论中都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强调“格古，调逸”（《潜虬山人记》），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他们都把格调作为论诗的重要环节。李梦阳还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王世贞也说：“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宋诗选序》）他们认为，汉魏及盛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所以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从格调入手去模拟汉魏盛唐的诗歌。

　　前后七子的格调说是为反对明初台阁体的萎弱诗风而提出的，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它的实质是提倡拟古主义，所以很快就受到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批评。到了清代前期，王夫之、叶燮又从诗歌美学的理论高度，继续对前后七子的格调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沈德潜曾是叶燮的学生，但是他在诗歌理论上背离了叶燮，重新提倡格调说。沈德潜对前后七子十分推崇。他称赞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力挽颓澜”，使“诗道复归于正”。他对钱谦益贬低王世贞、李攀龙表示不满说：“披沙大有良金在，正格终难黜两家。”（《论明诗十二断句》）他写了《说诗□语》，并且编了《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加上评语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强调作诗者必须“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原则，在诗歌的体、格、声、调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规则。

　　同前后七子一样沈德潜虽然强调格调又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很强调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对于格调的重要性。他强调“学古”和“论法”，对诗歌的体格声调作出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诗歌内容体现“温柔敦厚”的宗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这才是他所倡导的格调说的实质。只要诗歌的内容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那么它的格调就一定是雅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