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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非完人，晚节几不保
千百年来，人们都称包拯为“包公”、“包青天”，对他不畏权贵，执法严明赞颂不已。可是，人无完人，即便是包拯，也有一些事情让人诟病。其中最大的污点，是“蹊田夺牛”之讥，关于担任“三司使”的是是非非。
三司使是北宋初期国家最高财政长官，人称“计相”，是仅次于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重要官职。设立之初是为了分宰相之权，而之后却可以干涉各部事务、地方事务，连监察部门也受其审查，几乎垄断了宋朝的经济命脉。当然，权力如此庞大的一个职务，必定会有很多人争抢，自然也很容易遭人非议。
在包拯担任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时候，曾经把三位三司使赶下台。
一个是张尧佐。张尧佐是仁宗朝张贵妃的伯父，仁宗皇帝禁不住张贵妃的枕头风，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包拯在朝中力谏，认为张尧佐这样的人，连州县一级的官职都不配做，更何况是三司使这样重要的官职。包拯说话的时候越走越前，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脸上了，搞的皇帝很不高兴。
第二位是张方平。有一个商人因经营不善，欠下官府很多欠款，张方平就命令他买掉店铺偿还欠款，另一方面却又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此人的店铺，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被包拯知道了，上书皇帝，皇帝罢免了张方平。
第三位是宋祁。包拯用什么理由参到了宋祁？原来此人是标准的文人无行，生活奢靡，沉湎女色，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个菜，家里已经有了三十二个侍女了，还整天拈花惹草。包拯把宋祁的这些事情曝光，皇帝也罢免了宋祁。
包拯弹劾三位官员，看起来确实是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可细细品味，并不是那回事。其中有合乎法律的，也有一些是强词夺理的。
先看张尧佐。历史上的张尧佐，一方面是张贵妃的亲戚，另一方面也是朝廷的一位少见的能臣。在张尧佐担任推官的时候，县里有一位道士和商人饮酒，结果商人暴毙，道士逃走却中途被巡逻官兵擒拿，当地官员草草审案，牵连入狱的一共有上百人，成为轰动一时的巨案。上级让张尧佐重审案件，他很快发现疑点，查明冤情，让很多人得到解救。在之后担任犀浦县令的时候，当地地少人多，很多乡民因为田地疆界纠纷吵闹不息，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张尧佐在进行详细调查后，重新界定全县田亩的疆界，设立乡规，教化百姓，从此诉讼大为减少。相比古代大多数空有德行，却没有治民之才的官员，张尧佐关心民生，体察民情，非常难得。那为什么还会被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张贵妃的伯父。身为外戚，一方面让人艳羡，另一方面却会遭到所谓清流的抨击。一些官员历来厌恶外戚，深恐导致外戚乱政。即便张尧佐确实有些才华，也绝不能担任左右朝廷的重要职务。
再看张方平，苏轼曾经评价张安平，有三国孔融之德行，有诸葛孔明之才华，对张方平的为人和军事政治才能是非常欣赏的。在包拯提到的事情中，张方平确实难辞其咎，身为三司使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却以权谋私。不过单凭这件事情，就罢张方平的官，是不是太冤枉了？
而宋祁就更是如此。从法律看，宋祁没有触犯刑律，说到底不过就是道德作风问题。在唐宋，确实有士大夫不得狎妓的规定，可宋祁是在自己家里养了很多侍妾，而且喜欢良家妇女也并非是抢夺，而是依法纳聘，取为小妾，再多与律法何干？
那包拯凭什么把这三位高官拉下马来？
包拯本人在朝中有极高的威望，他的一言一行足以影响朝局。一是因为其身正无私，进言从不回避，皇帝也对他敬畏三分。那次被喷唾沫之后，仁宗皇帝就斥责张贵妃：你啊你，就知道跟我要三司使的官职，你就不知道包拯在朝中担任御史吗？从此可见包拯在朝中的影响力。二是包拯两袖清风，廉洁自律。在青年时期就因为孝顺母亲而名闻天下，而在走上仕途之后，又铁面无私，从不收受贿赂。包拯曾任端州知州，端州旧习，官员们往往征收几倍的端砚，作为自己送给朝中权贵的礼物。而包拯到任，废除旧习，不多收一块端砚，离任之时百姓悄悄藏了一块放在包拯船上，包拯看到之后，随即扔到河中，现在的端州，还有处名胜，叫做“墨砚沙”，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两袖清风的包公。三是包拯毫无私心，时刻以社稷为重。包拯曾经多次向仁宗提到为了朝廷要早些设立太子。仁宗反问他，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一般提出立太子的人，都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关联，包拯当然 听出了皇帝的意思。于是包拯说，我担任御史中丞，提出设立太子是我的职责，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何况我快七十岁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那种谋求好处的人啊。仁宗皇帝一听大喜，对包拯更加信任。
加上宋朝以儒立国。儒家讲究个人品行，身正然后齐家，齐家然后平天下。一个汲汲求名之徒，一个掉在钱眼里的小人，一个贪图美色的登徒浪子，这样三种人又怎么能管理好一个国家的财政呢？从道德观念来评判一个人，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因此中国历代有无数忠臣孝子，节妇烈妇，唯独很少能臣。随便翻翻二十四史，所谓的好官，大都是一些仁德君子，治理地方最大的贡献就是清静无为。不去扰民，百姓就感恩戴德了。偶尔能够修建学宫，就算是了不起了。至于修路建渠，或者为民众广开财源，办些实事，几千年来寥寥可数。
在中国，道德问题虽不是法律问题，可道德往往高于法律。以道德来判定一个人的成败，正是千百年的传统。可悲可叹的传统啊！
那么，回到正题，包拯为人为官既然如此严谨，受到百姓和朝廷的一致好评，那还会有什么污点呢？
就是因为担任“三司使”。
在连续参倒了张尧佐、张方平、宋祁之后，包拯以枢密院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一职。不知道宋仁宗出于何意，发布这样一个任命。总之，任命一出，朝中哗然，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宋朝文坛的领袖人物——欧阳修。
欧阳修三十岁出头就曾经参与“庆历新政”而成为朝中新锐，虽然之后被贬，却因其为政为文的出色表现而获得士大夫和天下文人的共同尊敬，“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是千古流传的名句。此时的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跟随皇帝左右，负责起草诏令，风头正健，前途远大。本来，六十多岁的老包拯当然不应该畏惧四十来岁的欧阳修。有道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俗话又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可老包拯却因为欧阳修的几句议论，而闭门不出，不敢去担任“三司使”一职。为什么？
欧阳修如此评价包拯：“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前半句说，牵牛的人牵着牛踩了人家的田，却被人家把牛也抢走了。牛踩了田，确实有罪过，可是你把牛都抢走，这个罪过实际更大啊。
看得出欧阳修对几位三司使被罢免，是心有不满，以为量刑过重。后半句说，不但如此，你包拯还贪恋这个三司使的富贵，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欧阳修的一番言论，确实有杀伤力。为什么呢？因为欧阳修的立论基础和包拯一样，是建立在中国儒家的道德仁义之上。一是，儒家讲究修身，但更注重恕道。即便是几位官员在修身品行上有过错，可是罢官却有违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包拯却毫不宽容，对他人的错误一棍子打死。更重要的是，在罢免了前几位三司使之后，自己却接任此职，于是便有了私心。任谁看包拯此举，都会认为包拯是为了自己担任三司使，而抨击前任官员。于是一向公正严明的包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了。
可是，一向以刚毅著称的包拯是不会屈服与舆论的，不久就正式出任三司使。所谓“积毁销骨，众口铄金”的道德舆论，有时候是一把杀人刀子，杀人不见血。可有时候却只是一只纸老虎，小拇指一捅就破。在任命之初，大家还有些议论，可过了几天的新鲜劲，中国人就会关注新的热闹了。加上包拯自己到任之后废除掉三司使的一些弊政，为官继续秉持公平公正的风格，人们的议论也就渐渐小了。
不过，这件事情对包拯还是留下了很大的阴影，甚至对从政也失去了信心。他担任三司使没几天，皇帝就重新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估计仁宗皇帝考虑到老包拯的难处吧。可是包拯一再推辞，拒绝出仕。几天之后仁宗再次改任包拯为礼部侍郎，可包拯以身体老迈为由依旧不接受。不久之后，这位一生号称公正的包拯就去世了。
这位一生刚毅，从无私念的包拯，在晚年却因“蹊田夺牛”之讥而晚节不保，实在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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