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中，哲学显得有点可疑，也就是说它本身已成为一个问题了。甚至专业哲学家，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例如，大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就认为，哲学正在终结并解体为控制论和科学。那么，哲学的境况真的如此没有希望了吗？这个先前的“科学女王”，现在除了彻底的衰落，企图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性的同种繁殖，学院式的孤独、无用和无意义之外，就别无所有了吗？
一、哲学面临的挑战和新的使用
尽管有许多悲观主义甚至失败主义的诊断，但我并不相信哲学已经终结。我们并不是在“哲学终结之后”进行哲学思维。应该说，成为过去并已经终结的只是哲学的绝对主义时代，并不是哲学本身及其重要的认识、文化、理智和政治的功能。
首先，如人们也许能这么说的那样：哲学始终是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功能。这种功能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吸引专家参与对话，提供普遍性的视角和兴趣（特别在大学中），作为讨论的论坛和焦点，超越不同学科的界限，发挥某种一体化的功能。由于学科间和跨学科问题的协调变得日益复杂和必要：在几乎所有广泛的中、长期的计划问题中，系统的、确定目标和价值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和重要性。从而，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功能也就日益重要。
其次，虽然，哲学家已不能提供绝对的道德哲学和绝对地论证了的批判，但是，在对规范作出探索性、风险性的论证方面，他始终是专家。这就象对道德哲学一样，似乎也同样适用于道德神学。当然，和哲学的区别在于，道德神学看来还完全具有影响力。
再次，通过示范性问题引导理论性的讨论，人们也必须继续把它看作是哲学家的一项有意义的任务或领域。掌握有规则的讨论方法、逻辑、客观的论证，包括对规范的论证，对于大学生，特别是当今的大学生，决不是多余的。我相信，在这方面，哲学家现在和将来能够和必须发挥一种决定性的、重要的教育功能。
第四，当今仍然完全需要哲学的提问。面对意义体验真空的状况和确定同一性的理智定向需要，哲学家能够和应该重新鼓起提出建设性建议，即思辨的勇气。当然，由于不再可能有绝对的最终哲学论证，因而构思的风险无论如何总会出现。对于理智定向来说，想象抉择性的乌托邦肯定非常重要。为什么人们应把这一切都托付给经验科学家？即那些用“脚本说明”，尽管部分地通过数据加以推测或外加，但更多地也是思辨地构造全球性未来的未来学家？
作为第五是，也许应该引证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哲学在其思想中经历其时代”。对时代精神作出诊断，始终是哲学的主要课题之一。至少自从井里德里希·尼采作出关于欧洲虚无主义兴起的预言以来，这一点变得特别重要了。
无疑，作为至今显然被忽视，而且肯定是导致哲学在公众中缺乏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第六点，这里必须强调，在哲学范围内和从哲学家的角度探讨社会问题。自从卡尔·雅斯培尔斯以来，哲学家几乎不再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表态。其实，诸如堕胎、个人学严、自由和社会、技术可行性及其责任和规范、政治参与等问题，全都包含着规范观点，并最终都以基本的哲学信念为基础，或者至少部分的人为基础。哲学家在此面临着挑战，他们能够和应该对此表明立场。
总之，尽管哲学的名声有点问题，但人们仍然必须肯定，哲学仍会有某种繁荣，也许是一种“隐蔽的”繁荣。虽然，正是有部分哲学家也悲观主义地对此予以否定。
二、实践哲学的复兴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就对社会哲学，包括道德哲学即对实践哲学的需要而言，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哲学繁荣。因此，人们可以说：“实践哲学的复兴”、“实践哲学名誉的恢复”。
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复兴，可以列举许多根据，这里简要概括几点。除了首先应该指出的特殊科学的方法论需求，即从知识论角度研究其基础问题之外，作为第二点的则是定向需要和保证同一性的需要，尤其是在出现逐步漫延的“定向危机”和“失去目标”的情况下。
实践哲学复兴的第三个根据，在于跨学科问题网络的扩张。对于超越任何单一学科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系统关系，各学科的个别专家光靠自己已不再容易全面把握。因此，除了学科和队组协作的必然性之外，现在每个专用家都被要求承认自己的“空白”。这就是说“承认自己的知识只限于最重要方面的勇气”，即承认“自己有空白”。个别认识有视角局限的勇气，以及对其他观点的宽容并承认其必然性，现在都是必不可少的。从而，为了保证解释多样性和整合各种创造性的新观点，除了所有精确的、拆解的分析之外，一种对话性的哲学思维和思辨——建构——综合的有内容的思考，也是必要的。
评价问题、鉴定标准的提出和论证，提供了哲学新的现实意义的第四个根据。例如，对于这类计划构想和讨论的评价，它们依据经验科学和实践中可预见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本身又必须由价值和基本价值加以鉴定。必须指出，对于价值和规范的理性讨论是可能的。即使不能要求有关于基本价值的绝对阐述，但是对于规范、甚至是基本规范的接受或拒绝的问题，还是可以理性地加以讨论的。在规范问题上，完全可能进行实践可行的论证，并且一般说来，对此也完全有一致和赞同的可能性，而并不必须和要求能够满足对价值和规范的绝对最终论证的严格要求。例如，必须从最终根据出发，保证一种在内容上精心拟定的道德的绝对形成。总之，在目标论证、目标确立、目标计划实施及相关的问题上，哲学始终被要求发挥关于新价值、新规范、新目标、新原则的见解。
虽然，我并不想贬低分析哲学的功绩和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分析哲学家毕竟经常忽略了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人们不能等待灵敏百年之久，直至有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精确工具，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在哲学中，几乎没有永久性的答案。希望哲学家论证新的、绝对可靠和严密的价值和规范，超越了逻辑学，并且是乌托邦。承认这一点，正是近几十年来知识论讨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再也没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点金术”了。
因此，在关于评价、鉴定标准的提出和论证的问题上，哲学家能够提出和阐明建议，但本身并不充当道德裁定者或直接作为道德改革家。这就是说，即使哲学家重新受到政治和计划等实行家的召唤，就道德哲学问题作出不仅是抽象的和方法论的，而且也是有实质内容的表态，敢于提出关于规范评价准则的新构想，但并不许诺有绝对正确的保证，也不忽视跨学科合作的要求和经验行为科学家的结论，这总是值得欢迎的。这样，人们也许能以谨慎乐观的态度，以追求“乌托邦”的勇气，以对还难以感受到的理性实现的希望，看到实践哲学在未来的复兴。
总之，由新的挑战和任务而导致的对哲学复兴和强化的辨护应该：与对不同学科和理智努力的开放性合作的呼吁结合在一起，与对更多和更勇敢的构想、新观点、创造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与对作为纯粹分析技术聚集的纯哲学向更多思辩建构上升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与对有勇气提出有内容的构想和作业评价——判断性表态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这样，关于新的以生活实践为定向的哲学乐观主义就能得以确定。
三、接近实践的哲学论纲
1、虽然， 社会哲学只有把自己的装饰成“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才得以完成其哲学的使命。尽管它经常不再贴上“哲学的”标签，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或者它以“哲学的”身份出现也许就不能在公众中引起共鸣。但是，哲学的提问始终是重要的，并且是不可放弃的。避免使用“哲学的”这个术语，决不说明哲学问题不重要。
2、阐述和分析结合理论认识和评价、 行为规范准则的特定“桥梁原则”，始终是哲学的一项紧迫任务。在研究价值体系和建构全球定向的道德时，特别是在建构一种全人类定向的、以所有或尽可能多的生命的最优质持续生存为目标的基本伦理时，在建构为战略和系统计划所必需的决定准则时，为了不使这些领域听凭任意决断、技术统治或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哲学家应该批判地参与决定。当今，哲学家自然不能提供绝对论证了的或从最终基本原则引出完整的道德体系。但是，他们还是能够以关于保证生命、文化和体制和基本价值的特定一致为依据。除了规范逻辑的约定推理之外，在依据道德构想结论和反对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回溯性判断中，还有实践可行的论证。
3、 认识的不可分割性：处理哲学问题不能完全割裂和独立于学科认识之外，原则上也不能脱离于生活实践。反过来说，专业的提问也有赖于方法论和知识论即哲学的视角。不能把所有知识都精确地按学科加以划分，特别是在交叉领域和许多基础研究的领域，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大研究的领域。有必要展开各学派、学科、方向和问题定向的代表的综合性基础讨论。这不仅对于知识论标准的讨论，而且对于跨学科系统问题的解决都是必要的。这类系统问题普遍存在，但集中出现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中。在这方面，作为知识论——方法论的学科，作为“诚实的掮客”，哲学在论坛上完全能完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沟通任务。
4、 与经验科学家的跨学科合作对哲学本身益处：这种合作不仅对知识论的基础讨论，对面对日益增长的跨学科问题的各学科专家是有益和必要的，而且哲学家也能从跨学科的讨论中受益。哲学研究有赖于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的批判性校正和推动。当今，即使一个有普遍兴趣的哲学家也难以全面把握人类行为的所有分支领域。他有赖于具体科学的启发。虽然，积极研究的专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个人组合是值得欢迎和必要的，但他们还不是以避免受专业限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从而，一种学科间和跨专业的持续讨论，即从论证性的批判和质询、相互善意的协调、相对持续的问题定向的合作为基础的讨论，是对“写字台哲学”的必要补充。此外，与其他方向专家展开讨论的风格，也与大多数跨学科问题的复杂性相适应，这些问题日益超越着任何个别研究者的理解力。
5、由于包括分析哲学家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 都承认形而上学理念的不可放弃性，从而，第5条论纲就毋庸置疑了：矛盾的形而上学， 肯定不能仅借助于形而上学而被抵制。哲学不能绝对地自暴自弃；对哲学基本前提的审视及其批判性讨论，是对哲学信念和思潮长期影响的不可或缺的校正。这种长期影响也许是隐蔽的，在文化和社会史上通常是被低估的，但最起作用。从而，哲学是其本身的校正者，是对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对处于混乱的危机境况中的定向，甚至是必要的意识形态的校正者。
6、在对绝对最终论证的理性主义的希望破灭之后， 在对通过哲学教皇对真理进行最高的集权管理的希望破灭之后，人们一致认为：批判是哲学的任务之一，甚至是其主要任务。但是，哲学的任务就只是批判吗？
我认为：如果批判要通过论证来检验所提出的建设性构想，那么它就需要先前形成的体系，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建设性、勇于提出有内容的构想、共同文化的、生活实践的、通过习俗获得的基本信念等出发点，所有这一切原则上当然也不能回避批判，但它们对于既接近实践又非教条的哲学构思是不可或缺的。哲学需要方法论的批判，但这只是当今几乎所有哲学流派的否定性一致意见，仅有它是不够的。批判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它以有内容的论点、创造性的猜测、构思、灵感、思辨为前提。作为检验的批判必须以被批判、被检验的对象、论点和课题为前提。从而社会哲学应该提供一个使评判可能的主导观念，一个关于只有用哲学内容才能充实的纲领的方法论轮廓。详细地阐述这一必要的主导观念和接近实践的纲领，发挥和应用与此相关的论点，是当今哲学的一项紧迫任务。
7、 这一论纲涉及哲学和哲学家在社会生活问题中的作用和任务：由于现代复杂社会中模糊的系统性远距作用和问题联结，哲学家必须以其新的建设—思辨空间更多地关注当代的现实问题，探讨重要的社会问题。哲学家已经过久地忽略了这些任务，过久地隐退于象牙之塔和玩弄智慧的玻璃球，以至几乎丧失了影响力和可信性。从而，哲学的新的社会和公众义务是必要的，一种新的实用哲学，一种关于生活实践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由科学、社会技术、经济和生态境况而引起的问题的接近实践的哲学，是必要的。当然，这里的实用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实用主义的哲学思维，它应被理解是一种接近实践和问题、乐于对话、考虑到许多观点和专业的协作性的哲学思维。
8、不仅在分析特殊的知识论问题时，而且在讨论社会问题时， 哲学家之间应有一定的分工。“关于普遍性的专家”绝不或不再可能是关于“一切”的专家。这一建议并不是说哲学什么都要管，而是说，具体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合理分工也应出现在哲学本身之内。现在，如果没有足够的关于量子力学的知识，人们就不能严肃地对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和知识论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关于普遍性的专家”，有必要实现某种中等程度的专门化。完全的“博学者”、整体化的全能者是虚构。
9、另一方面，与其同专家、 经验科学家和各种实践家展开讨论的协作风格相适应，在哲学本身之内，也必然实现在各领域有特殊分工的哲学家的新一体化和结合。在哲学中通常也是两个人比一个人看得更多些，五个人比两个人又看得更多些。因此，应该放弃争夺主管范围和学派间的争论。争论不应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哲学的权力政策而突出自己，而是为了富有成果，即“带来成果”的讨论的“爱的斗争”，对话不只是固执己见者的精神上的“花剑击剑”。对于对话性哲学思维、对话中哲学的发出呼吁，必须重新以新、老形式通过多方面的“苏格拉底式”的思维被补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能应该完全排斥“孤独的思维”。
10、第10论纲涉及哲学家的公众工作问题。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在哲学家面前为哲学辩护，而在于确定哲学如何能重新在公众中起作用的可能性。为了强化、促进、推广在上述论纲中所需求的接近实践和协作性的哲学思维，需要哲学家从事新的公众工作。当然，这里重要的不是装腔作势，自以为是，而是谦虚。不是苏格拉底式地从事哲学思维的哲学家，大都很难适应这一要求。
总之，我们并不是在“哲学终结”之后从事哲学思维。我们只是在后绝对主义阶段从事哲学思维。过时了的并不是哲学思维的时代，而只是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和对真理进行集权管理的时代。告别教条化的绝对哲学，正是重新开启创造性的哲学探索，勇敢的“体育性”的哲学思维、生存思维、探讨生活实践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大门。正是在这“主媒者的世界”或自吹自擂者的世界中，在这一人格的个体性和同一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时代中，创造性的哲学探索，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道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想失去自由和自我存在，或者不原意使它们受到威胁，我们就不能够、愿意和可以放弃自由的思维游戏——哲学。任何哲学的终结对我们来说，就是精神自由、自觉的个体性和西方人的终结。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