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徽、成线段的疑点持疑 <1>、积草岭： 杜甫自《发秦州》到《积草岭》，李济阻的《注析》说：“应在龙门镇至同谷之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说方向不对，因为徽县北四十里在成县东北，正好和龙门（成县西部）在相反的方向，杜甫绝不可能越过成县几十里或围绕成县几十里说‘卜居尚百里’。” 吴家风先生在《积草岭赏析》文中认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作徽县北四十里与成县接界却认为是正确的。”他又引用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认为“积草岭在徽县北四十里，约当天水、同谷之间。自此西南行往同谷，东南行往鸣水。按杜甫自秦州去同谷境的粟亭路线，以及诗中表达的内容，积草岭在徽县北四十里，约当天水、同谷间是正确的。” 高天佑先生在《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中认为：“积草岭：地名。佑按：关于此地，方志没有确载，时贤所释，各不相同。” 《诗篇》认为：“古积草岭”即今“殿山梁”。“在今成县纸坊、沙垻乡之间，而依原注应在成县西北，原同谷县边界上。” 天水杜甫研究会编著的《杜甫陇右诗注释与评析》，却说了两头不沾边的：“积草岭：诗题下原注：‘同谷界’，具体地点待考”。那里的“原注”也没有具体说明。当然这两头不沾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2006年10月，我们考察小组从西和向东顺公路行驶，汽车爬上一座山，路上有一标牌“老虎崖”，大家下车步行，让车先行一段在前面等候，我们步行目的是寻访杜甫笔下的《积草岭》。边走边向过路的老乡打问“积草岭”，可当地老乡谁也不知道这里有个“积草岭”，更没听说这个地名？仍不死心，按杜甫的“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中的描写，主要寻找有没“连峰”，“长阴”的景象，继续边走边寻找，然一无所获，不过路遇近80岁的一老翁说一辈子没听过这里有个“积草岭”，但可听长辈说杜甫曾在这“老虎崖”下的沟壑走过去，过去好像是条官道，路虽小，但也算是一条“茶马古道”，也有小驿站。这条山上公路是解放后新开辟的。这叫“老虎崖路”，不叫“积草岭”，真没听过。汽车下山在一个村庄停下，继续寻找，村民说这村庄叫“包家窑”与成县接壤，几个村民七嘴八舌说，听长辈一辈继一辈说唐时杜甫曾在他们村歇息过，当日晚店家还看见过这个胡渣渣的老头（不过也不太老），拿出砚凹写什么东西，当时谁也不知他是杜甫，只知是过路的一个文化人，这个在晚间写文章的老头后代人猜想可能是杜甫，次日一早又驾一辆破车去了“府城镇”了。 “积草岭”究竟具体在哪？杜诗爱好者见仁见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和考察结果。《西北师大学报》发表的“积草岭”一文，我们在成县开座谈会时，成县的一些学者认为地点都考证不清楚，方向却没弄清楚，就乱发表，极不严谨。 李济阻先生在《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说：“我们在《杜甫陇右诗注析》和《杜甫陇右行踪通考》中写未敢轻下论断，但由于相信了龙门镇即成县西七十里的府城集，因而对此诗中“卜居尚百里”表示不解，是倒置了本末。现姑且虚拟在石龛和泥功山之间，以待高人确考”。把“皮球”踢了。 笔者实地徒步观察，“积草岭”应定在西和县石峡镇之后，泥功山（牛心山）之前，在这一阶段的“老虎崖”附近，“老虎崖”山下的“包家窑”是杜甫走完积草岭歇息之地。 <2>、泥功山、青泥岭两种说法： 一说“泥功山”即徽县境内“青泥岭”；另一种认为在成县境内。 前一种说法的理由：《镜诠》：泥功山即青泥岭之别名。新版《辞海》注解“青泥岭，又名泥公山，在甘肃徽县南，为甘陕入蜀要塞，以岭高多云雨，泥泞路滑得名。”《诗选》注解：泥功山大概是青泥岭的别名，在同谷县的东北境内，杜甫从秦州到同谷县旅途中所经过的“青泥岭。” 民国时编的《徽县新志》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五十之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陷泥淖，故曰青泥岭。”陕西《略阳县志》载：“青泥岭在北一百五十里。”《水域志》“兴州有青泥岭，乃入蜀之路。”“入蜀之路”说明“青泥岭”在徽县接壤之地，而不是距同谷县还较远之地。 而现在大多数学者也认为青泥岭与泥功山不能混淆，青泥岭就是青泥岭，怎么是泥功山的别名呢？更不可能“青泥岭”又名“泥功山”？徽县文化馆副馆长曹鹏雁先生《杜甫在徽县的行程与相关的纪行诗》一文中说：“青泥岭山脉横亘在陇南徽县东南嘉陵，大河店虞关三乡镇与陕西汉中略阳县白水江镇之间，绵延20多公里。”“青泥岭在白沙渡、水会渡两地之间。”“青泥岭铁山西北接木皮岭，东接临嘉陵江，青泥道蜿蜒直上。” 兰州大学林家英女教授在《诗词散论》一书中认为：“青泥岭在徽县南，成县东北方向，也即《一统志》所谓在汉中府略阳县（今属陕西省）西北，在杜甫由同谷奔蜀线路上。据《徽县县志》载：‘杜甫发同谷，取路粟亭，南入郡界，历当房村，度木皮岭，由白水峡入蜀，’杜甫一行告别了凤凰村，朝东走向粟亭（今徽县粟亭乡，有杜公词），翻木皮岭（徽县三十里），然后再翻青泥岭，朝西南方向走向白沙渡……。”林教授否定了青泥岭又名泥功山的说法。 天水日报王若冰在《走进大秦岭》一书中说：“到了青泥岭之峰南坡，如斧壁刀削的山峰下面，便是滔滔嘉陵江。所以就是在与杜甫翻越青泥岭，时隔将近1500年的（注：这里应该为陇右行“将近1300年为准”）今天，这里仍然是徽县境内人迹稀少的偏远之地。杜甫由秦州入川的线路，大体是从同谷进入徽县，经粟亭、逾木皮岭，然后翻越青泥岭进入现在由汉中市所辖的略阳县白水江镇，然后渡白水南下的。”文中明显“青泥岭”为徽县东南方向境内，从另一个侧面也否定了青泥岭就是泥功山的说法。分清了“青泥岭”与“泥功山”没关系。 “泥功山”究竟在哪？另一种说法认为在成县。从史料中的《杜臆》引《一统志》：“泥功山在成县西二十里。古云：成州有景，泥功山、凤凰台居其二。又云山上有泥功庙，石像古怪。”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唐书·地理志》：“贞元五年于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权置行成州。”《方舆胜览》：“在同谷郡西二十里。”《成县新志》：“泥公山，县西北三十里。”《唐书》载：“泥功山在同谷西境。”《元和郡国志》：“泥公山在同谷郡西境”。 高天佑先生在《陇蜀注析》中认为：“位于甘肃成县二郎乡境内，距县城约20公里，今名牛心山，山上原有泥功寺。” 笔者认为：“泥功山应在成县西北方向，至于县城与泥功山距离不统一，略有出入，不足为奇。高天佑先生说的成县二朗乡镇内，”与杜诗意境而基本相符。 我们考察小组曾在半山道一条小路行走，认为杜甫不可能携带家小从这条道经过，可能从山下一条山谷经过，写下了《泥功山》，此山谷小道，可能在唐代是一条官道，但这里至今烂泥较多，考察那天是晴天，虽路面干湿，坑坑洼洼，如果下雨肯定泥泞不堪，烂泥会淹在脚面上。当地老乡说“这叫烂泥沟”，人过此地如遇雨天挽起腿筒脚踩水浆似的烂泥而走过。 所以，如果说泥功山是在徽县的青泥岭，那杜甫行踪方向就错了，一方在徽县东南，一方在成县西北二、三十里，“天南地北”，“风马牛不相及”，它将两地混为一谈了。 “青泥岭”，我们在考察中，按照唐代杜甫入蜀路线，越过木皮岭，过打火店，再翻青泥岭、白沙渡、水会渡沿嘉陵江而下四川。但我们选择了绕过杜甫路线，从徽县县城出发，向东南出发，沿杜甫的逆行路线先寻找白沙渡，再折回寻找水会渡。汽车颠簸从大河店方向驶上“青泥岭”，山上遍地的青土，遇到雨天，就成了青泥了。当年杜甫是从青泥岭半山道而艰难地沿一条小道行走的，现在已没路了，但当年旧路的痕迹还尚在，已“破烂不堪”了。而我们现在汽车行驶的是山上新开辟的一条农路，当地人称“青泥山”。说明“青泥岭”的确在徽县，而不是在成县。 <3>、白沙渡、水会渡古今不同说法。 杜甫在徽县的《白沙渡》、《水会渡》二诗，历代注释不一。南宋时祝穆所编纂的地理类书籍《方舆胜览》认为：“白沙渡在剑州北四十里，即清水津济水，两岸沙白如雪。水会渡在剑门北八十里，即二剑水汇合处，亦曰水回渡。”“剑州”在剑门南。 清代杨伦在《杜诗镜铨》和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两人认为南宋的祝穆《方舆胜览》错了，是一种误导。白沙渡“应当在成州嘉陵江处”《杜诗镜铨》曰：“水会渡，嘉陵江东西两当，略阳会东谷等水，恐即此处。”两位作者都纠正了《方舆胜览》的之误。 但今人学者认为古代的两位学者纠正也错了，《杜诗镜铨》和《杜诗新解》纠正有也误，或者说有问题。据北宋宣和六年成州知州晁说之《发兴阁记》曰：“抵凤凰阁望西崖以抵白沙渡，实杜子美入蜀之道也。”这一学说白沙渡基本定格在成县附近，不在徽县境内。笔者觉得也有误。 徽县县志办主任梁晓明先生给我们带路考察时，他认为：“少陵发同谷后，东行粟亭，然后从粟亭南下越木皮岭，是因为成县东南路更难行之故，怎能刚过木皮岭又向西拐入成州境内呢？徽县西南洛河两岸至成县东南境内大山绵延，至今人烟稀少，这种地理条件只能决定了少陵只能翻木皮岭后东南行至洛河西岸边。” 查《徽县新志》载：“白水江，西南五十里，自下店子西，西川河流（指洛河、伏镇河）经木皮岭，地垻诸山左麓绕出大河堡，又折东南流达白水峡曰‘白水江’。又迂回而东五十里（入略阳界），乃与嘉陵江汇合而南流。” 杜诗中的“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从杜甫行走的路线来看，县志所说的白水江上游即今洛河下游，这下游当地人称“大河”。“洛河是源于徽县北境流量最大的河流，源远流长，两岸植被良好。水流将山上风化砂砾带入河滩，下游江水清澈见底，尤其白沙如银……。杜甫度过徽县40余里的洛河下游小河厂附近的‘白沙渡’（徽县大河乡辖），越过照壁崖、上黑沟、自铁山（青泥岭）西侧南下过虞关来到‘水会渡’”。 至于《杜诗镜铨》说的“水会渡、嘉陵江东历两当、略阳会东谷等水……，”梁晓明先生坚决否认古人的这种观点。杜甫过了水会渡南行才是略阳东南40里处的飞仙阁，然后前行就是宁强县的五盘，所走之道远离嘉陵江，岂能再洛阳飞仙阁之后过“水会渡”呢？ 徽县文化馆的曹鹏雁在《杜甫在徽县的行程与相关的纪行诗》却认为：“越过木皮岭，穿过小地垻，诗人沿小地垻河水东南行走至河口今名小河厂，被洛河干流所阻，古名‘官桥垻’，非摆渡绝不能前行。”曹鹏雁先生说的“官桥垻”就是杜甫笔下的《白沙渡》。还说：“杜甫当年到达白沙渡（位于今大河店小河铁厂处）时，白水峡由凌空栈道筑成的白水路还未开通，自然就没有顺流下达白水江镇，没有沿白水镇附近的小八渡沟前往略阳的。因小八渡沟在虞关乡沿嘉陵江下行30余里，至白水峡口洛河入嘉陵江处的南岸山岗处，有清咸丰三年《重修白水江小八渡大路口善缘疏》碑可证的。”由此可见，“杜甫是在大河店子处转向东北借青泥道翻越青泥岭，渡过位于古虞关的虞关渡（即杜甫陇右诗《水会渡》）然后进入大八渡沟翻越大八渡山离开陇右而至略阳地界的。” 高天佑先生在《陇蜀注析》注释：“白沙渡：其当位于今甘肃省徽县西南20公里白水峡内、大河乡中。”“水会渡：一本作‘水回’即嘉陵江与永宁河、田家河汇合处口附近的黄沙渡，也就是现在甘肃徽县与两当交界处”。 高天佑先生与李济阻先生注释基本一样，却与梁晓明和曹鹏雁两位先生的“水会渡：南下过虞关”和“在大河店子处转向东北借青泥道翻越青泥岭，渡虞关（水会渡）正好不在一地”。 水会渡至今史学界无确切位置，尚在争议不休或正在深入考究，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在古人说的“剑门八十里，剑州北四十里”之处。相距太远。也不会是在“成州”之境。笔者完全同意徽县之说，尽管线路确切度上还有一点差异，但“二渡”只能说在徽县之南无疑。 当然近年笔者看到有些学者还同意这种古人说法，这是一种不严谨学研态度。 笔者认为：古人也有错，不能一概而论古人“一贯”正确。笔者大胆可以说，也许古人没有实地考察，对地理志写法有“遥想”之作，这说明古人有时也有“杜撰”成分之所在。 <三>、杜甫究竟去过两当？从什么时候去过？ “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 杜甫自秦州入蜀究竟去过两当？这成为史学界一个头疼的问题。有人认为杜甫的确去过两当；有人认为没有去过。后者的观点认为既然去过，是从哪条线路上走的？从时间上讲是到达徽县后，从徽县去的？还是在秦州的麦积山山后去的？ 就从徽县去两当来说，徽县县志办的主任梁晓明认为：出粟亭未去徽县城，向南沿途官道走小河，到达木皮岭——大地垻——小地垻——小河厂（小河铁厂，杜甫诗中的白沙渡）——沿河南行——照壁崖村（自然村）——黑沟村——青泥岺（青泥河村）——水会渡——九股树（陕西略阳）——飞仙阁——宁羌——广元。所以，梁晓明主任肯定认为杜甫没去两当，如果去两当的话，那线路是从白水江镇（小河厂）逆江北上方向沿嘉陵江的虞关-——淡家庄（嘉陵）-——两当，这条线路杜甫根本就没有去，他考察过，一没杜甫留下诗篇；二没任何民间传说和行踪的迹象；三是杜甫从秦州去两当更不可能。“因秦州至两当县城之间南北相隔甚远，中间山大林深，险阴重重，就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车从秦州至两当，也就西南行绕道徽县，然后自西向东方可到达。何况唐乾元年间两当县城远在今日之杨店（杨店：今两当县城东30里）而是吴郁故宅尚在杨店以南30余里的嘉临江边西坡乡的琵琶洲附近……，这样杜甫就更无居秦州间直达两当县吴郁宅的可能。” 梁晓明先生曾否认杜甫去过两当吴宅，但时隔一年后，我又从一份资料上看到梁先生撰写的《杜甫自秦州入蜀行迹补证考》认为：“杜甫虽去过两当吴郁宅，但不是从秦州期间去的，而是从粟亭出发的去的。当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进一步加深，漏者补之，伪者正之，时序颠倒者顺之，其面貌越来越接近实际了。根据上述情况，我有认为：《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当为杜甫发同谷带粟亭后，翻木皮岭之前，全家停留粟亭间所作，具体时间为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初，这样自然杜甫去两当的路线也是从粟亭出发的。自西向东越河池县（今徽县，当时县治在银杏），过永宁镇东入两当县（当时县治在杨店），然后南下来到西坡乡（原吴郁乡）琵琶洲附近的吴郁江上宅的。”梁先生从几条理由来说明杜甫去过两当；一是从行政区划和地理条件来看；二是从时间上来看，从发同谷至粟亭后乾元二年十二月初自粟亭去两当的；三是从杜甫当时的境遇，也就是说处境来看，访吴郁是为了求援；四是后来有资料表明杜甫在粟亭一带大量活动过，有时间去两当访友。从以上四点做了具体阐述，说明杜甫的确去过两当，改变和否认了他过去的看法和观点。也就是他说的“当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进一步加深，漏者补之，伪者正之”了。 李子伟先生在《杜甫客陇右赴两当考辨》中结合别人资料认为：“从徽县粟亭到吴郁宅约170多里路，如果杜甫从秦州道经过两县至同谷的话，就要绕一大圈，作先北南，后东西的运动，全长约600里左右。我们知道秦岭南麓诸水，多向南流，由于南流河水的切割、地形多呈南北向褶皱带，所以从吴郁宅至粟亭，或从粟亭至吴郁宅，要翻越一座座山岭，这种行路，比之从秦州到两当或到同谷的线路要艰难的多；同时，普通人如果是连续数日行走，日行也就五、六十里，杜甫携妻儿同行，途中要解决的饮食问题，到两当也得数十天。”在时间上是难以成立杜甫去两当的说法。 天水杜甫研究会编纂的《诗圣与陇右》一书中有李子伟先生的《杜甫客陇右赴两当县考辨》一文中认为：“我的研究认为，杜甫并没有去过两当县。《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仅是“遥想之词”罢了，其理由：一是杜甫入秦州赴同谷的现实境遇与去两当县的实际不符；二是由杜甫陇右诗在各种版本的杜诗集中的排序可以管窥；三是杜甫应当知道吴郁其正在长沙，无必要去道坊一座空宅；四是未见诗人赴两当县途中的任何见闻诗作，是为一疑；五是杜甫的“怀人诗”皆创作于居住秦州时，《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是一首较特殊的怀人诗；六是《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中看不出杜甫去过两当县的痕迹”。 而徽县的孙士信先生在他的《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一文中认为：“笔者认为，杜甫确实到过两当县，但不是寓居同谷时，更不是在自同谷到成都的旅途中，而是在寓居秦州时，也就是说是在秦州之前，不是经过，而是在秦州时专程寻访两当县吴郁空宅的。”孙士信先生的理由是，从地理形势上说，秦州距两当走小路仅二百多里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远行主要靠步行，二百多里路往返也用不了几天时间。况且杜甫在流亡的日子里安步当车已成习惯，正如《同谷七歌》中所云：‘三年饥走荒山道’，他在长安、凤翔作京时就曾徒步回到奉先县（陕西蒲城），鄜州（陕西高县）去探视妻子家人，……他这时身为普通难民，就更不能备车马走大道，只取小路前往两当，尽管山路曲折艰难，也难以阻止杜甫寻访友人故宅的急切心情。《秦州志》记载，两当县北至秦州界仅九十里路程。 李子伟先生在《考辨》中说反对说：“杜甫自秦州到两当的路线按最短的一条来说，是由今天的麦积区的甘泉进入董水沟、李子园、高桥、太白、柳林、今两当县城、杨店而抵西坡的吴宅，长约400余里……，如果按照孙士信的说法，“杜甫在秦州的居期是住在东柯谷一带出发的”。李子伟先生作了四点分析后总结。“诗人抛下妻儿于不顾，或携妻儿去遥远的两当访一座空宅，实在不可能，境遇不允许，时间不允许，”也就是说杜甫从秦州还没起身去同谷之前去一趟两当，时间真来不及，不可能。杜甫不可能去两当访吴宅真是想象之词。 高天佑先生在他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中也承认“此诗通过离别秦州前夕，只身赴两当县访问吴郁江上宅的所见所感”。也就是说高天佑先生承认杜甫在秦州时“只身”去过两当。 李济阻先生的《注析》也说：“从当时的交通条件考虑，诗人在秦州居住期间专门去两当的可能性极小”。不承认杜甫在秦州时去两当，而承认这首诗似应定为“赴蜀途中访两当吴郁故居的作品”，李济阻先生否定杜甫在秦州时去两当，而承认似应定为赴蜀期间的访吴郁宅的作品。也就是说杜甫去过两当，但不是从秦州只身去的，而是在“赴蜀期间”。 天水杜甫研究会编纂的《杜甫陇右诗注释与评析》一书的评析中认为：此诗是杜甫“故在入蜀途中经两当时，专程去看望，不料吴郁正在长沙，访友不遇，诗人只好对其空宅，发出无限感慨——从中也可见诗人笃实、忠厚的品性及对友人的深情挚意。”其承认杜甫去过吴宅。 《两当文史（第一辑）》吴振国的《杜甫两当访吴郁》文中说：“他携家眷赴同谷，旋即赴剑南入川途中，不忘与自己有着相同命运，亦被朝廷贬官还乡的老朋友，两当籍人十侍御吴郁，专程绕道徽县嘉陵，逆江北上到达吴郁的故乡——今两当县西坡乡，看望好友吴郁。然而所看到的却是蜘蛛网门，霜盖瓦上，野鸟栖身的空无一座，吴郁早已不知去向，见此情景，杜甫悲愤满腔，便挥毫写下了《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长诗一首，以抒发自己怀友之情。” “杜甫专程赴两当看望吴郁，是有原因的，……故在赴同谷旋即入川途中，不辞劳苦绕道徽县田家河，专程到两当看望好友吴郁，正好为了得到吴郁对他的谅解。然而事不逢时，杜甫未能见到吴郁，沉沉的内疚未能解消。不久，杜甫经同谷、剑南、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所以，承认杜甫去过吴郁。 2006年10月，我们考察小组到达两当时，两当县的文化局的罗天鸷局长，县文化馆的馆长李跃宏接待我们时，认为杜甫的确在两当来过，去探望吴郁宅，谁也不可否认杜甫没来过。如果杜甫没来过两当，为何描绘的“寒城”那么细腻，淡淡的朝烟，“山谷”红色的落叶，透视一个“冷”字，一个“衰”字。还有杜甫去吴郁宅的路上碰见砍柴翁而“借问”吴郁宅之路。当我们提出“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是指吴郁任朝廷的御史职务，御史是职务，“持斧翁”是指高级官员，在唐代，“斧”是指处死犯人的刑具，也是法律的象征，“持斧翁”是指御史的吴郁，杜甫指的不是砍柴翁（樵夫），罗、李二位坚决反对，“持斧翁”是杜甫真实所见，说明杜甫来两当吴郁宅的路上打探吴郁家，“长沙客”是指吴郁谪去长沙客。他们认为杜甫来两当有两条道，一条是从麦积山而流淌过来的“黑沟峡”山道走来的，也就在“发秦州”之前；另一条是从同谷到粟亭后，翻木皮岭之前，全家停留在粟亭，诗人从粟亭出发，自西向东越河池县，河池县也就是当时的徽县县城所在地，现为“银杏乡”，过永宁镇东方两当县（当时县治在杨店）境内，然后南下到西坡吴郁宅。 杜甫究竟去过两当吴郁宅否？学者争论不休，各持己见。尽管明末清初学者的《杜臆》（清顺治年间）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诠释：“公作时，侍御尚谪长沙，此过其空宅而恩其旧事也，因主人不在，故写其空宅舍凄凉之景”，和清代《重纂秦州直隶新志》卷十一载：“寓吴侍御宅时侍御贬长沙，甫怀之作江上宅诗，遂入蜀。”卷十四“杜甫自秦州入蜀，道两当，过吴郁宅”的这样的说法，但杜甫究竟去两当吴郁宅？孰是孰是非，真是让人难吃的一道“菜”，成为让人争论焦点”，就我们考察小组10多人一路也争论不休，互不让步。 结束语 杜甫陇右行踪和他的纪行诗篇，是诗人用双脚一步步走出来的，是心血的结晶，诗中对陇右沿途的自然山川和社会风貌都作了惟妙惟肖的反映，这在杜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是对“中国山水诗、纪行诗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杜甫与陇右的缘分，可谓得山川、水、地貌和人的缘分，杜甫不幸陇右幸，天水人有幸，诗人的记行感发诗情，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串串晶莹的明珠，成为人们挖掘不尽、取之不竭的文化载体和精神源泉，但一些诗句和行踪线路又成为人们探讨的一个个话题，也许是杜甫给后代人留下一个个谜，让后人猜谜底而已吧！ 作者简介：王钰，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作家协会等会员，天水杜甫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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