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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7月，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之职，继而西向适秦，于7月底8月初到达陇右秦州。杜甫初来秦州寓居于秦州城区（今天水市秦州区），中间一段时间曾在东柯谷(今麦积区街子乡柳家河村，即子美村)其从侄杜佐之处居住过，后期离开秦州前又居住在秦州城区，这些时间与地点上的客观事实在杜甫的《佐还山后寄三首》、《发秦州》、《赤谷》等诗句里可以找出客观依据与佐证。杜甫寓居在秦州时产生过卜居东柯谷西枝村的意向和行为（其秦州诗中有《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最终由于生计的危艰未能遂愿。10月初，杜甫接到了同谷“佳主人”的书信邀请，他对于通过南下成州同谷来改变一家6口人的生活宭态充满了希望。从《发秦州》、《赤谷》二诗的内容看，杜甫一家在10月中旬的某日半夜从秦州城出发，踏上了前往同谷县城的道路，并于11月底到达同谷县城。因此在杜甫的一生中就又有了一段寓居成州同谷县及经行凤州河池界的人生经历，为今日的陇南地区留下了杜甫曾在成县与徽县寓居、经行的历史故事。 杜甫发秦州后，首先向南到达今秦州区的暖和湾、皂郊镇一带，然后折而向西至平南镇、天水镇、礼县盐官镇，西和县的长道镇，再折而南行，经西和县境南青羊镇、八峰崖至成县西北府城村，东向一直到达今日的成县城区，最后寓居于城南飞龙峡凤凰台下。杜甫在这一旅途中，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按照所经历的时空顺序写下了《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石龛》、《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这十二首纪行诗。“少陵诗篇是图经”（韦韪评语），杜甫的纪行诗具有强烈的写实性。结合杜甫的诗作内容，从唐以来历代文人史家对杜甫行踪的考证来看，这十二首纪行诗的写作顺序和路线顺序是完全切合实际，无需质疑的。 杜甫离开秦州南赴同谷的客观原因是迫于生计危艰，其主观原因是受到了同谷邑“佳主人”的书信邀请。杜甫前往同谷的最初心愿是希望得到“佳主人”的周济，能够在同谷城内安身立命，即杜甫发秦州时所向往的卜居之地是同谷县城。但因为至今无法考证清楚的缘由，杜甫的期愿落空，迫不得已才在城南7里的飞龙峡内、凤凰台下结草庐寓居，且时间长达月余。这是杜甫到同谷地界后不得不寓居于凤凰台下的客观原因，也是唐宋以来人们在飞龙峡修筑杜公祠堂以纪念伟大诗人的历史缘源。至于后人又在今徽县的栗亭杜公村立祠纪念杜甫，首先是因为杜甫曾在《发秦州》诗里对当时同谷县所辖之栗亭镇流露出了诚切的向往与赞美，更因为杜甫在后来的发同谷赴成都途中确曾路过栗亭，并且在栗亭有过几日的停留。 纵观杜甫在乾元二年“一岁四行役”的流寓历程，借鉴前人“以杜诗证杜诗”的论证方法，通过在整体上把握与分析杜甫陇右纪行诗中体现出的整体性和时空上的连续性可以得出结论：杜甫在同谷地界的寓居地，首先在成县飞龙峡内，其日常活动范围与经历也主要局限于飞龙峡周围，而绝非首选了同谷县之栗亭镇。 要论证这一结论，需着重理清并借助以下几点文史知识：第一，《积草岭》与《凤凰台》诗中透露出的地理方位信息：第二，“泥功山”与“青泥岭”的非同一性；第三，《发同谷》、《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四篇纪行诗里体现出的时空上的连续性；第四，相关史志与文学书籍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客观依据。 关于积草岭： 杜甫发秦州后的纪行诗之十《积草岭（同谷县界）》曰“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飕飕林响交，惨惨石状变。山分积草岭，路异明水县…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诗中透露出的信息是：诗人路过山峰接连不断的积草岭时天气半阴半晴，林涛阵阵，怪石林立；积草岭是上禄县与同谷县、明水县之间的分界线；积草岭离卜居之地旅途终点（同谷城）还有百里路程；诗人是应同谷城邑“佳主人”的书信邀请才路过此地的。 根据积草岭距离同谷县城尚有百里判断，其位置当在今成县西北府城村与二郎乡牛心山之间。另按《徽县志》：“同谷，旧白石县，后魏以白石命名，隶广业郡，西魏复仇池郡，改县名同谷。北周改西康州，隋大业（605-618）初，州废，复置同谷县”；宋《太平寰宇记》：“唐武德元年（618），复置成州，贞观元年（626）割康州之同谷县来属，州理建安城。天宝元年（742）复为同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成州”；唐《元和郡县志》：“唐乾元间（758-760）成州州治建安城。同谷县，西北至州（成州）一百八十里，本汉下辨道地，贞观元年隶成州”；唐杜佑《通典》：“成州同谷郡，本汉阳郡，治上禄，同谷县治下辨。历城，今同谷郡西十里，去仇池九十里。”这些史志典籍的记载说明，唐代乾元间杜甫来同谷县（汉代称下辨，今成县）时，同谷县与上禄县（今西和县城）归州治在上禄的成州所管辖。故而积草岭是上禄县与岭东的同谷县以及同谷县东侧明水县之间的县域分界线。同时杜甫为了明确乾元元年复名为成州的同谷郡与同谷县之间的区别，特意在《积草岭》里自注“同谷县界”四字；明水县在兴州长举南，县治在今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明水坝。《徽县志》记积草岭曰“今无考”，其他如《郡国志》、《杜诗镜诠》、《古今地名大词典》、《杜甫传》等书关于“积草岭在徽县东北三十里或北四十里”， “积草岭之外东西别行，东则同谷，西则明水”的说法明显都是错误的。 持杜甫卜居栗亭论者将杜甫笔下的积草岭定位在今徽县栗川乡与成县红川镇之间的草坝梁，又说此梁在唐代不长树木，只长苇草，故名积草岭。这与杜甫对积草岭的描述（参见前列信息“林涛阵阵，怪石林立”）以及当今地理现状（土质山、山势和缓、上有树木）明显不一致；另外草坝梁北坡下不远处即栗川乡（栗亭村、杜公村所在地），20里处为伏家镇（古栗亭），这两地与草坝梁从距离上看均不符合杜甫“卜居尚百里”的说法；栗亭在唐乾元间为同谷县下辖栗亭镇，唐时河池郡之河池县在距栗亭仅20里的今徽县银杏乡。宋开宝三年（970），成州州治移同谷，升栗亭为县，辖同谷、栗亭二县，河池县同期移治固镇（今徽县城区）。《徽县新志》记“栗亭旧县:西三十里伏家镇。后魏置县，与白石同隶广业郡。西魏飞，宋复置县。至元（1264-1294）中省入徽州。”自古至今，从没有在20里之内设置两县的惯例。从唐时河池县址在今银杏乡以及《元和郡县志》等史志记载可知，栗亭当时绝对不是县邑，故而杜甫笔下“邑有佳主人”的“邑”绝不是镇级建制的栗亭。假若杜甫将栗亭镇在字面上权且称为“休驾投诸彦”之“邑”，那么此前已居此的“诸彦”是谁？“佳主人”又是谁？同理，由于草坝梁不是积草岭，则杜甫在同谷地界的卜居地不是栗亭镇。故而将此“邑”推定为同谷县城更趋合理。 关于“泥功山”、“青泥岭”： 杜甫秦州纪行诗之十一《泥功山》云：“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泥功山多数学者考证为今成县二郎乡境内的牛心山。按照杜甫当年10月间经行泥功山而论，其时初冬雨雪天气下道路泥泞，尽管哀猿死鹿，此山为必经之途，诗人一家不得不自朝至暮跋涉泥功山上。如若不是必经之地，杜甫一家大可不必在此挣扎，何必特意在“游览”（ 杜甫卜居栗亭论者之语）中去经受那使“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的苦难。正因杜甫旅途中躲不过此山此难，所以才发出了“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的感叹。 青泥岭：《徽县志》记载“东南二十五里，其南最高峰为巾子山（宋始称铁山），唐入蜀要道，李白经此，作《蜀道难》。明盛《郡国志》：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青泥岭在今徽县城与大河乡之间。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云：“自长举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穷冬雨雪，深泥积水”。据北宋至和二年（1055）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可知，白水路新开之前，自凤州河池驿（今徽县城）至兴州长举驿（今大河乡）之青泥道唐时为自陇入蜀必经道路。杜甫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发同谷南赴成都时必经此山。《元和郡县图志》的“泥功山或即青泥岭之别名”也只是推测而未肯定，两名一山的说法是错误的。 《凤凰台》诗中体现的地理方位： 杜甫《凤凰台》诗云“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由《旧唐书》、《徽县志》等史志记载可知西康州与同谷县系同一地（成县），凤凰台在西康州南，则西康州（同谷县）在凤凰台北。《方舆胜览》曰“凤凰台在同谷东南十里”，飞龙峡内凤凰台与同谷县城之间的地理方位、距离是完全吻合的，说明杜甫在陇南的卜居地在同谷城南，在今成县。若将凤凰台定位在今徽县栗亭，那只能算是“西对西康州”了。 《发同谷》、《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四篇纪行诗里体现的时间信息： 杜甫发同谷之后的路线是向东沿栗亭、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过嘉陵江出陇右地界。《发同谷县（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有“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四句。杜甫寓居同谷城南达一月之久，“男呻女吟”（《同谷七歌》），生活处于绝境，无奈之下再次选择了远赴成都投奔严武。十二月一日从同谷出发，“一岁四行役”。 杜甫《木皮岭》诗有“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 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句。木皮岭在徽县栗亭南，今名木兰花掌，西于成县东部诸山（如草坝梁）联属，东南与青泥岭相接。汉以来经木皮岭、青泥岭西接同谷东至嘉陵江一线为秦陇入蜀道路，杜甫发同谷后经历了此两山一线。从“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来看，杜甫赴蜀的首次上路地点在栗亭西的凤凰村，亦即成县飞龙峡内凤凰村，再次上路地点在栗亭镇。在《白沙渡》诗里有“日暮中流半”句，继而《水会渡》诗里有“山行有长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句。这就说明杜甫一家从栗亭出发到达徽县大河乡白沙渡时是日暮时分，在翻越青泥岭赶往虞关乡水会渡时，时辰已过了半夜，诗人一家自栗亭至虞关是在一日之内。假若杜甫发同谷后连日行走在入蜀道上，同谷至栗亭间50里，为一日行程，则到达虞关乡水会渡夜渡嘉陵江时，就在12月初2半夜（即中夜）。初1初2日整夜不会有月光，但“中夜微月没已久”所反映的月相与初8日前的情况相似（初8日的月落理论推算时刻在0时24分，山区受地势影响月落时刻比此更早），这期间多余出来五、六天时间。诸多证据证明，杜甫一家在赴蜀途中路经栗亭时曾做了几日停留。同时《白沙渡》、《水会渡》二诗与《发同谷》之间隐含的行程上的时间差也可说明，杜甫在同谷地界的卜居地不在栗亭镇而在同谷城郊。 另外，杜甫路经青泥岭是在三九严寒的12月初，此时滴水成冰的“祁寒”之下不会有“泥泞非一时”的反常地理现象，由此也说明青泥岭与泥功山不是同一座山，诗人先翻泥功山后越青泥岭是在相隔1月的两个不同时间段。假设青泥岭是泥功山之别名，则翻越青泥岭后百里之外的“卜居地”将无处定位，“佳主人”也将无法定位，而杜甫发同谷之时明确的卜居地为千里之外的成都是不争的事实；若按卜居栗亭论者的观点把杜甫发同谷的地点定位在栗亭，则到达水会渡必在12月1日的当日“中夜”，依前推断时间与地点均出现差错，故这一假设谬误。除非杜甫当年把时间记错了，除非“中夜微月”的天象是杜甫捏造的。 关于杜甫、同谷、栗亭、杜公祠的其他历史信息： 历史上人们对杜甫的追捧崇拜是在唐代后期及北宋开始的。依据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成州知州晁说之《嵩山文集》中的《濯凤轩记》“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奉之者也”可知，成县飞龙峡杜工部祠堂在宣和3年已建成，因延至今。但后人也屡屡钟情于杜甫与栗亭间的关系。唐咸通间（879）成州刺史赵鸿有《栗亭》诗及“工部题栗亭十韵今不复见”的题记；《宋太平寰宇记》有相关记载；栗亭自南宋绍兴末（1161）邑令赵洋建“嘉亭”始有杜公祠，明、清以来又历6次官府重修维护；遗留许多碑刻文物及诗作，又有杜公村、杜公井、杜甫钓台遗迹。这些都说明杜甫曾在栗亭寓居过，只因寓居时日不长，故而详情难考。再如绍兴间栗亭令王知彰尝作《秦州东柯谷杜少陵祠堂记》曰“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与之居”，但未见其有关于栗亭杜公祠的记载，后人如何猜测这许多似是而非的现象？ 总之，杜甫来陇南卜居于同谷县南已是定论，而曾流寓栗亭也是事实，但发秦州时直接卜居栗亭一说还有待深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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