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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0 04:00 | 豆瓣：远子  《庆祝无意义》中译本上市的时候，不少人开玩笑说：“米兰·昆德拉居然还活着……”确实，他好像活在另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时代，虽然定居于巴黎，作品主题却始终绕不开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苏联和极权主义。 （书和人的相遇是充满偶然性的，有时候在机缘巧合之下读了同一个作家的很多作品，但到头来却很难说清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种感受细想之下是很恐怖的，就像是你躺在一个与你同床一辈子的爱人身边突然问自己：“我真的喜欢他吗？”） 第一次读昆德拉是在高中，同桌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本世界名著合集，里面有《廊桥遗梦》《麦田的守望者》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前两部很快就读完了，昆德拉那本却读不下去，因为开篇讲了一大堆哲学术语。刚上大学的时候，没什么课，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就去图书馆借书看，但不知道看什么，世界名著太多，先看哪本好像都不太对。突然想起昆德拉，就想找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来的译名）再试试看。结果发现熬过了前面两个小节之后，后面的故事还挺好读的。很快读完了，又跑去把他剩下的小说都借来读了一遍。 但读到后面越来越意识到发现自己其实有些厌烦他这种写法，总是插入一大堆议论，探讨的大多是哲学命题，但是又讲得不清不楚。他对待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太过残酷，因为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阐述作者迫不及待想要表达的观点。“文以载道”的意识过于强烈，从某种角度讲，我觉得这是违反小说的逻辑的。小说家写小说，哲学家才应该去研究哲学，不是这样吗？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碰昆德拉的书，直到半年前去一个朋友家，他有一套昆德拉的书问我要不要，看着那些熟悉而备受摧残的封皮，我就像是遇到了旧情人一样，一下子心软起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 这段时间翻翻看看，又感到自己之前的看法可能太刻薄了一点。昆德拉赋予了小说一种使命，他认为“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小说的艺术》），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是要去探索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去探讨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模样，所有人类可能做出来的事情，而与政治事件相关的情节只是他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并非目的本身，所以他的每本书都要抛出一个新的概念：轻、媚俗、玩笑、不朽、遗忘、慢、身份、无知、无意义……很多人将他视为反极权主义的战士，但实际上他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他的小说到最后通常是以悖论式的虚无主义而告终的。在《庆祝无意义》的最后一个小节里，他写道，“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正是这种虚无主义将他与国内一大群热衷于写时代苦难的作家区别开来，后者往往带有明确的诉求和主张，又或者只是因为那里面有很多荡气回肠的故事可写，容易凸显时代性。 而昆德拉的小说带有一种知识分子式的随意，不顾小说本身的节奏，插入大段的议论。毛姆在《巨匠与杰作》里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他觉得那些伟大的小说都犯了啰嗦的毛病，有些章节甚至完全跑题，他甚至想过要改写一些名著。我想在这里他忽视了“随意”的重要性，它是一种贵族式的抒情和反思，是某一类小说必不可少的佐料。昆德拉的这种写法同马尔克斯那种从头到尾紧绷着的长篇，或者雷蒙德·卡佛式的极简主义小说比起来，其实有着一份难得的任性、松弛和从容。而他的议论虽然不清晰，却往往带有模糊的诗意。在《庆祝无意义》里，对“加里宁格勒”命名的讨论即是一例。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昆德拉已经“过时”了呢？他所写的那个时代真的离我们很远吗？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离现在不到50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离现在不到30年……是我们有选择性的遗忘让那些才结束的历史变成了过去了很久的历史，让那些“死的人变成了死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这时，有这样一个作家，时不时冒出来重提一下旧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些造成苦难的原因实际上仍然在我们的头顶徘徊。 当然，这一切又是无意义的，因为喊叫是令人厌恶的，所以想发声的人只能尽量表现得斯文一点，声音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小，听到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但是昆德拉又说要庆祝这种“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里面其实是有酸楚的自嘲之意的，除此之外，我们不应忘记，庆祝无意义的前提是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这个辨认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就在我疯狂阅读昆德拉小说的日子里，我去了一趟苏州博物馆，偶然遇到一群欧洲游客，其中有一个老头游离于人群之外，一个人靠在栏杆上抽烟。我定眼一看，发现他长得很像昆德拉，回校后我还特意跑去网上查“昆德拉访华”的消息。自那以后，每次想起他，我就想到那个画面。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倔强，沉默，但又不失可爱的老头。但愿他在死前能多写几本书出来。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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