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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原来被毁的那副“三声三事”一联的来历、悬挂时间、制作经过等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东林小学原校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与唐文治、钱基博等社会名流共同发起捐资重修东林书院发起人之一、明代顾宪成十四世裔孙顾希炯先生，他曾给笔者写有一篇短文，对被毁的那副“三声三事”一联的产生由来，具体制作及悬挂时间过程都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该短文的题目是：《一副名联的由来》。具体内容如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名联在泾皋(今无锡市张泾镇)顾氏族人中世代流传，凡是族中年龄大一点的人，几乎都知道。因为此联的下联乃顾宪成所对，族人都引以为荣。提起这副名联的由来，中间还有一段颇富诗意的小故事呢。我幼时常听前辈说，祖上南野公(顾宪成父顾学)初从上舍搬到泾皋，家境清寒，以开豆腐作坊维生。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学手艺的，老三顾宪成，老四顾允成都还小。但两个孩子都很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两老不愿埋没他们的才智，节衣缩食，供给他们读书，因家贫无力延师，就读于邻家，每晚回家，即秉烛夜读，常常至深宵。由于勤奋好学，人又聪明，很小就会吟诗属对，同学们常常向他俩请教。尤其顾宪成，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学思想的熏陶。从小就胸有大志，出言不凡。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兄弟俩(那是顾宪成已有十多岁了)正在沿河屋子里夜读，刚巧有一位官员(据顾文璧、朱文杰两位同志考证，这位官员即陈云浦，官知州，家离泾皋仅数十里)从任所归省，坐船夜过泾皋，听到从沿河纸窗里飘出充满稚气而又抑扬顿挫的琅琅书声，非常诧异，即命人招来面试，两个孩子对答如流。这时风声更大了，这位官员又即景出了一副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命他们对，顾宪成思考不久，就对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位官员听了大为赞赏，这下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寓意深长，志气不凡。于是常在人前宣扬，因此顾宪成少年时即颇有名气。后来居然得中解元。至明朝万历年间，他与弟顾允成先后都考中了进士。顾宪成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其弟顾允成官至礼部主事。这副对联也就一直挂在惠山顾宪成专祠中。由于这副对联，顾宪成仅对下联，又是挂在本人祠内，故原对并未落款。一九四五年秋，我接长东林小学。经八年战乱后的东林，屋上长满瓦花，房舍多处漏雨，门窗大多蚁蛀，原有文物，散失殆尽。我身为校长又忝为顾宪成后裔，目睹此衰败凄凉景象，缅怀先贤的高风亮节，忧思百结，曾数度请求教局拨款修理，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故诉之顾氏族长顾彬生(号宝琛)，由他邀请社会贤达出面发起募款修理，事经一年，方始竣工。为了充实历史文物，也为了教育学生，我特地从惠山顾宪成专祠中拓来此联，按原式黑底白字，制成抱对，悬挂在依庸堂内。还邀名画家王云轩画了四副东林人物画，又由唐文治、钱基博两位国学大师撰写《重修东林书院记》，刻石四方，置于书院前庑。一九六〇年，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的邓拓来东林瞻仰遗迹，(我那时已离开东林)看到这副对联，深有感慨，曾写《事事关心》一文，刊登在《燕山夜话》上。兹后该文又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并流传至国外。自此该联广为人知，影响更深远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邓拓就被打成牛鬼蛇神，沦为黑帮。这副对联也受“三家村”冤案的株连，被毁于城中吟春书场前。其他有关东林文物，悉付一炬，连门前上百株古柏也荡然无存。只有四块碑刻，今仍镶嵌在书院前庑。一九八一年书院与小学划界分离，市府又拨巨款按原书院格式重新修建。这副对联也由廖沫沙书写后，仍按黑底白字(应为白底黑字)，制成抱对，又悬挂在依庸堂内，直至今日。以上就是这副名联由来的经过情况。顾宪成十四世孙顾希炯，1998年2月。” 继顾希炯先生之后，接任东林小学校长时间较长者为朱可达先生。他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长期执教东林。在东林小学百年校庆的《往事回忆》中，朱可达先生指出：“三声三事”这副对联“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由当时的校长顾希炯从惠山顾家祠堂拓来，制成抱对，挂在依庸堂内，以此激励东林学子爱家、爱国，发奋读书”。邓拓先生六十年代至东林瞻仰，即由朱可达先生陪同接待。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对“三声三事”一联的由来，最初悬挂场所，复制悬挂到东林书院经过原因，被毁过程，到八十年代又重新恢复等事原委以及大体流传情况等，都有一个大体比较明确的了解。目前，国内一般报刊、出版物、新闻媒体等，大都依照无锡顾氏家族之说，认定“三声三事”一对为明代顾宪成所作，这是比较公允客观，无可非议的。 然而，在无锡本地，有个别同志曾在国内刊物上撰文，对该联的作者提出公开质疑并明确加以否定(见《文史知识》1983年1期)。此意见虽是很久以前提出来的，但未见有不同观点文章加以纠正。故有澄清以正视听之必要。首先，否定者认为：“三声三事”这副对联的“撰作者不是顾宪成”。其主要理由是依据顾家的传说，找出有两条“站不住脚”的地方：一是陈云浦“未做过布政使”，二是陈云浦课试过顾宪成的内容“不是什么对联”。因此，认为顾家的传说属“讹”传。另外，否定者还根据清代中期福建梁章钜所辑《楹联丛话》的成书时间，来“推断”出“三声三事”一联被做成“抱对出现在顾端文公祠的年代大约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以后等等。我们读了此文，感到上述这些说法见解和判断方法都有问题，不敢苟同。因“三声三事”这副对联涉及到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涉及到顾家后人，涉及到从清代以降无锡本地及国内不少前辈和有关同志的习惯看法，因此有详加讨论的必要。现将个人的一些疑问和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同时也热忱欢迎并希望得到有疑义者和其他同志的批评指正。 一、根据否定者文中所复述的顾氏家族的传说，使我们知道：“三声三事”一对为“陈云浦出的上联”，“顾宪成对的下联”；所对时间在“顾宪成十余岁时”；地点在“张泾桥”即顾宪成居处。也就是说，顾家“世代相传”到现在，其后人仍能说出这副对联的当事人姓名、地点、大致时间和具体内容。而且顾家也并未将此联的“著作权”据为顾宪成一人所有。此事本身必须正视并无法回避。如认为顾家说法“还很成问题”，则必须提出确凿的证据。否则，不便轻易可否。因陈云浦是与“三声三事”对联问题直接发生联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因此，要考证顾家传说到底如何，首要一条，应在陈云浦与顾宪成之间的关系中去分析并寻找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陈云浦必须要确有其人，事情才有可能发生。据顾宪成《云浦陈先生传》，我们知道：陈氏为“无锡之宅仁里人，名忠言，更名以忠，字贞甫。先生生而恢(诙)奇多智，弱冠补邑诸生，居数年去为太学生”；并曾做过“宁乡”、“宝鸡”知县及“宁州”、“光州”知州等官；“好读书，能古文辞”，曾与顾宪成居“同里”。《无锡金匮县志》说他为“隆庆元年(1567年)举人”，“以忠义与叔时(顾宪成)为友”。从这些记载看，陈云浦和顾宪成是属同时代人，又是个做过州县之官的有学问的人，而且住离顾家很近。顾家后人还能指出他就住在张泾之东不到五公里的陈家桥。可见，顾家传说并非属于虚构，而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但既是传说，一些枝节或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说法上难免会有些出入，比如陈云浦本人的官衔问题，多数人说姓陈，有说陈布政使、陈御史、陈阁老、陈云浦等等，也有说不知名姓的。民间传闻，说法有异，这是正常现象，我们无权横加指责，最多作为背景参考而已。但这类问题与对联一事毫无直接关系，它们之间也不构成依存或因果关系，应当另外进行讨论，不应混为一谈。否则，如果将这类次要问题人为强调到突出的地位，并以它为理由来否定顾家传说，这既无实在的说服力量，别人也不会轻易相信。但否定者偏偏就是以陈云浦“从未做过布政使”这点为理由笼统地把顾家的说法给否定了，并肯定说是“讹”传。这是不够慎重妥当的，也是无法使人理解的。 二、既然“三声三事”对联是在“顾宪成十余岁时”对的，那么“十余岁”究竟是确指哪一年？现尚无法确定。因从十一岁到二十岁期间，均可理解并有可能。在认识这一重要问题上，应具体分析，以事实为据，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附会。否定者在对待这一关键问题时，就不够仔细，有主观武断做法，比如否定者在复述顾家的传说时写道：“顾宪成十余岁时，家贫无力延师，就读于邻家。夜间回家，必秉烛自课，每每通宵达旦。”这段文字除了“顾宪成十余岁时”一句我们在调查时曾听顾家后人讲述外，余均与顾家所述每有出入。经查《高子遗书》，其中卷十一中有高攀龙所写顾宪成的《行状》，有曰：“(顾宪成)年十五六，家贫不能延师，就读邻塾。归必篝灯自课，多至达旦。”我们将上述两段文字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否定者笔下所述的“顾家传说”显系根据高攀龙说将个别文字稍加更动后演绎而成的。甚至连语句、主要情节、事情发展顺序等都基本一致。这就使人产生一个问题：怎么能将高攀龙书中撰述的材料移到今天来当作是“顾家的传说”呢？这不是慎重对待客观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而且要顺便指出，否定者在描述中还有失实和不够尊重原作之处。如否定者将高攀龙所说“篝镫(灯)自课，多至达旦”句改为“秉烛自课，每每通宵达旦”。顾宪成当时“家贫不能延师”，有时在家挑灯夜读，这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年谱》卷二里也说他曾“帷灯默诵”，可与之相互印证。但在否定者笔下，随便将“灯”字改为“烛”字，说他通宵“秉烛”看书。当时顾家拮据，“家徒四壁”。否定者这样改法说法，虽只一字之差，但这就与顾家当时“家贫”的清寒景况不尽相符了。同样，否定者见顾宪成《年谱》里有一条陈云浦课试顾宪成的材料，就肯定说对联一事就在这一年发生的，这是没有充分证据和理由的。因在“顾宪成十余岁时”，陈云浦与其接触并非仅只有一次。顾宪成在《祭陈云浦先生文》中说：“忆先府君(指顾学)徙泾里(今无锡张泾镇)而家也，里人有狎其新而齮龁之者，有嫉其倨直而倾之者，又有外为目匿而内为构者，其态前后非等。而独先生善先府君，四十年一日也。”说明陈、顾两家关系密切，陈云浦与顾宪成之父顾学早有接触，而且“日夕相过从”。经常来往。当顾宪成兄弟小时候读书，学业未举之前，陈云浦对他们先后“左提右挈，唯恐其不即底于成，二十年一日也”。顾宪成还回忆说：“当余结发而习句读，最微鲜耳，先生顾数见，赏异之”。再者，王锡爵在陈云浦《墓志铭》中说：“君又好收挽后进，与谈艺榷理，户外趾常猎猎。今泾里顾进士兄弟(顾宪成、顾允成)既贵，犹北面事君以丈人礼。”可见，陈云浦在顾宪成学业未举之前的年轻时代，有过多次接触，“顾数见”，经常与之“谈艺榷理”。另据王锡爵所撰《光州知州云浦陈公墓志铭》：陈云浦生于明正德(庚辰)十五年(1520)，卒于万历九年(辛巳)(1581)，享年61岁。他比顾宪成之父顾学(1516－1576)小4岁，比顾宪成(1550－1612)年长30岁，长于允成(1553－1607)33岁。从陈氏与顾家友谊、活动接触及学识辈分等方面分析，属对事在他们之间发生也是有可能属正常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顾宪成当时十六岁，其《年谱》所云“东里云浦陈公过而试之”这件事，正是陈多次接触过顾宪成当中的一次证明。而且此次“陈过而试之”顾宪成的内容明文记载是《论语》卷六中孔子问子路等四位弟子的一段话：“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明明陈“命题”试的是上段时文，否定者怎么一定要把它与属对一事硬拼凑到一起呢！否定者引用这条资料，把顾家所说的“十余岁”，一会儿当成高攀龙所说的“十五六”岁，一会儿又当成《年谱》里所说的“十六岁”，改来变去，莫衷一是。并以此为依据来否定顾家的传说，这是不够合理的。我们从无锡市里到乡下，多次了解顾家多人，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确肯定指出过“三声三事”这副对联是顾宪成在他十六岁这一年对的。否定者为什么一定要把对联一事放到这一年来认识对待呢？这有点混淆视听之嫌，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如另有所据，为何文中不予交代！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发生的，要说明它只有用事实来说话，否则，别人是不大会明白清楚的。 三、否定者以《楹联丛话》一书收录与否和它的编纂时间来判断某处题联的存在状况及其传世年代的观点，我们也有不同看法。因否定者把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有的并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否定者认为，《楹联丛话》里收录有无锡惠山顾端文公祠内顾皋的一副题联，而没有“三声三事”这副对联，故认为“三声三事”一对以楹联形式“其时它尚未传世”，并把自己这一看法说成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们倒认为，这样来理解和认识问题有些偏激和失之全面。因《楹联丛话》这部书，虽如否定者所说“内容丰富，品例详备”，又“著录了无锡祠庙题联多处”。但就其内容来源说，除了梁氏本人“公暇搜罗”一部分外，有的是来自书本，还有“远近知好以佳联录示者犹纷至沓来”。说明该书许多条目是别人收集转抄给他的。这样一来，对一处题联的选择、取舍以及存在状况等，都不依梁氏本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因有些题联梁氏自己就没有亲眼见过，即使他的《丛话》里收录了，也可能有些题联当时根本就不复存在。比如有些人是凭耳闻记忆而向梁氏“录示”者，情况即会出现。而有些题联梁氏书中没有收录的，相反却客观地存在那里。如无锡东林书院，历来就很有名，以前人称它为“邑中掌故莫大于此”。而且该书院在康熙、乾隆、嘉庆等年间均先后修葺过，雍正十一年以前还先后修过专志。里面题联匾额均有。但《楹联丛话》，包括它的《续话》、《三话》、《四话》等，卷帙不少，真可谓“品例详备”矣！使人不明白，梁氏这位“公暇搜罗，孶孶未已”之人，怎么忽略没有收录无锡东林书院内的任何一副题联呢？难道我们能认为梁氏书中没有收录，当时东林书院内的题联等都统统不存在了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用梁氏这部书为依据来判断某处题联存在与否，是很不可靠的。要区别情况，具体分析，客观对待。 还应当指出，题联匾额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如《楹联丛话》卷二有：乾隆五十五年，“紫禁城中各宫殿门屏槅扇均有春联，每年于腊月下旬悬挂，次年正月下旬撤去”，时间大约存在一个月左右。这是当时皇宫内“悬挂”春联的情况和做法。地方州府情况又怎样呢？据《楹联丛话》卷五《祠宇》条下载：“近年桂林府重修廨署，兴静山太守(兴仁)将中外楹联全行更换，粲然一新”。这是除旧布新做法。而且旧联被“全行更换”了，不留一条，全用新联来代替。那么无锡本地的做法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先看下东林书院。明崇祯二年(1629年)，重修书院内的丽泽堂。堂内有三幅楹联。左右联曰：愿闻己过，乐道人善，不具撰者姓名。据高攀龙说，此联为顾宪成所题。到清初再修东林书院时，顾宪成“愿闻己过，乐道人善”一联被移到再得草庐门前，仍不具名；而原丽泽堂内的三幅楹联全部更换了，老的没有一条保留下来。再从无锡地方文献记载来看，也有类似反映。清乾隆年间所纂《锡金识小录》卷一曰：“除夜祀神，祭宗祠，凡门神、对联、及门左右五路神，悉去旧易新者”。说明，无锡从明代到清代，不管祠堂、书院等，在对待与处理题联问题上，也有只题联不具名、移置悬挂、下一代更换前一代、或新年换去旧年的等等做法。特别在朝代鼎革、新旧易岁、建筑修葺等情况下更易发生。顾宪成祠堂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惠山顾宪成专祠，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顾被“谥端文”后，习称“顾端文公祠”。清“乾隆二年(1737年)奉帑修葺”过。祠内计有正门、正厅、中门、祠堂、左右书房、左右堂楼等建筑。另外，顾宪成曾孙顾贞观于“(乾隆)甲子(1744年)夏旋里，……复休(修)端文公专祠之在惠麓者。于祠旁构精庐数楹，颜曰：积书岩。叠石流泉，杂种梅、竹，为晚岁栖息之所”。说明乾隆年间顾端文公祠二次修葺。特别顾贞观这次修葺，规模不小，除了堆山理水外，又整治环境，还增建了“数楹”新的建筑“积书岩”。从这二次修葺来看，其内部如有楹联，谁能保证它没有更动！ 再以否定者判断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时间为限看，从乾隆八年(1743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间近一百年。几代人过去了，谁又能肯定并保证顾氏祠堂内的题联等没有任何一点变化呢？同时，我们还可以顺着道光十八年的时限往下看，道光朝共三十年(1821-1850),去掉前十八年，再过二十几年即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了。无锡于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为太平军所占领，城、乡当时不少家祠、庙宇、住宅等建筑被毁。张泾顾家当时境遇也不很好。据《顾氏宗谱》卷十九《先府君默安公行状》称：“当洪杨之变，先王父挈同居者七家被难，辗转流离，宛然星散，间有避至江西广信府铅山县河口镇者。迨事宁返里，巨室灰烬，悉成瓦砾”，此说法也许有些喧染夸张，但可看出，当时他们家也顾不上了，又逃奔得那么远，住宅都被烧了，家祠等能幸免！所以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顾氏家族所订《泾里义庄规条》中指出：“宗祠庄房自兵燹后陆续添建，尚未齐备。现在宗祠尚有嚮堂未有建，庄房门头后进未建，除各项开支外，积有盈余，仍须续建，以臻完善。”八十年代后，顾宪成祠堂尚存，后因民居需要被拆毁。但经文物部门实测，鉴定其结构为明末建筑。我们查阅光绪二年四月顾复等人《禀呈先贤端文公祠墓图折请咨卷》内有“兵燹后，祠墓幸皆无恙”一语，证明太平军在锡期间，顾宪成祠并未被毁。但因顾家当时人都远离本土，“星散”出逃了，有的未逃脱而被斩杀。当时城内道南祠亦被毁，看守顾宪成祠堂的人就那么镇定，一直守在祠堂内！太平军在锡期间冲击并焚毁了不少这类建筑及其内部有关陈设。如惠山愚公谷里炼石阁内原有邹迪光之子邹德基所书“扫石月盈帚，滤泉花满筛一联，……咸丰庚申(1860年)之变，联匾尽失”。顾宪成祠与炼石阁东西相望，近在咫尺，所以顾宪成祠包括题联在内的一些供品、陈设等也就很难不被焚毁了。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清中后期出现在顾宪成祠内的“三声三事”楹联可能是在光绪年间悬挂上去的，可能是初制之物，也可能是复制品。因我们没有见过实物，对其书法风格及制作工艺等都一无所知，不便加以评论。当然这样说，决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它以前曾出现过，这是要申明并补充强调的。但肯定它是道光十八年以后之物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四、“三声三事”一对被说成是“顾宪成对的下联”，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顾家“世代相传”的问题。几代以前的情况现不得而知。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起码不是顾家现在这一代人讲出来的。曾任东林小学老校长朱可达同志说：他在二十年代就听说过“三声三事”这副对联了，但不知其撰者，足见二十年代此对的社会影响还不够普遍，大概在一部分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及顾氏家族中传说着。另据顾希炯先生回忆，他幼年时即听过父辈及当时族长顾宝琛等人讲过。顾宝琛，字彬生，顾宪成十一世孙。他生于光绪庚辰年(1880年)，受过高等教育，曾出任过江苏省第一届省议员；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孙科曾特令委派他任事。其人当时在政界、商界、教育界，对江、浙、皖、沪及国外有关部门均有一定影响。假如他在十多岁时有很好记忆力的时候是听上一代人说的话，那么“三声三事”当在光绪十五、六年(1890年)前后恐怕就流传于世了，为了核实这一估计，我们还走访了年逾八旬的陆同祺先生，他三十年代曾任东林小学校长。据他说，他在十六、七岁的学生年代，曾在江苏第三师范(今无锡师范)的课堂上，亲自听过其国文教师钱基博先生当众讲过，说“三声三事”对联是顾宪成作的。与顾家所说近似。当时钱氏近五十岁，这样推算起来，时间还要早些，即约在光绪初年，此对已流传了。钱氏曾为大学教授，是无锡地方近代一位知名学者。无锡地方史籍虽未见载有“三声三事”一对，那么钱氏说法也应是前一代人传下来的吧！这不应有何怀疑。否则，当时如有异意，他会与人辩明白的。所以“三声三事”一对，顾家说是“世代相传”的，其说法基本是可信的，而且很长时间，一直如此这般传说着，如有虚构或属张冠李戴，恐怕早就会有人澄清或予以纠正了。 再从“三声三事”一对以其实物形式传世情况来看。据顾希炯先生说：一九四七年以前，它是被制成柱联悬挂于顾宪成祠堂的享堂内，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其式样为黑底、白字、楷书、无款，无锡惠山有明代邵宝祠、顾可久祠、高攀龙及华孝子祠等，城中有乡贤，道南祠等，张泾桥有顾氏宗祠等等。“三声三事”对联没有被悬挂到这些祠堂内，偏偏要挂在惠山顾宪成祠堂内，说明与顾宪成有关。 另外，再以顾宪成本人情况分析。他六岁读书，小时候就比较聪明听话，肯独立思考，从七岁到十二岁之间，在塾师指导下，他已读了《大学》、《中庸》、《论语》、《韩文》等。而且有很好的理解能力。当时他还会对照并运用已学到的书本知识来思考和对照一些实际问题。如他十一岁时：“读韩文至讳辩，请于师曰：亲名当讳耶？”使老师大为佩服惊叹。不光书读得好，还认真学习和钻研过做对联的学问。所以他的对联作得相当出色，超过当时相同年龄和一起学习的其他人。据记载，十二岁“公始习对联，同塾生多倩为代”。如他十五岁时，就作过一副工整、很有气魄的对联：“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这是《顾端文公年谱》里的记述。该谱编成于清康熙年间。另从明代当时人记述中，亦可得到佐证。明长兴丁元荐为顾宪成门生。他游顾宪成之门三十有二年，“又数年读书泾上”，顾亲自设馆督教。他回忆说：“先生英敏沉毅，机敏绝人。年十六，下帷攻苦，榜其斋曰：读得孔书方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志操可想见矣。”高攀龙亦曰，顾“年十五六”因家贫，“书其壁曰：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这是他针对自己当时家贫，发愤学习而作的。他小时候会作对联，用些什么语言来构思呢？从上述不难看出，无非一是来源于书本，一是对照实际。从他年龄来说，主要还应是前者。比如《大学》里就是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这些术语概念和确切函义对他来说，已全领会，毫不生疏，并萦绕于怀。因顾宪成“一生念头无日不在世道上”，所以他小时候作的对联也基本上是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同塾生多倩为代”写的对联因史无著录，不得而知。除上述他十五岁时作的一副外，别的都无从进行分析了。但从他后来所撰写的题联中可以说明这一点。如他作过“愿闻己过，乐道人善”。一个人的著作是其思想学识的结晶和集中反映。在顾宪成后来的著作中，经常会提到家、国、天下这些概念，并且依次连在一起提。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他以前的思想活动状况。如他说：“今夫先生之称主静，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长，国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他在《上颍翁许相国先生书》中提到：“夫救时者，未有不用矫者也，夫矫之为不可也。惟其乖世忤俗，用于家而家非之，用于国而国非之，用于天下而天下非之，故不可也。”他在《小心斋札记》卷一里也曾论述过：“有一乡之精神，则能通乎一乡。有一国之精神，则能通乎一国。有天下之精神，则能通乎天下。有万世之精神，则能通乎万世。”我们并非宣扬他的观点和说法，只是说明，家、国、天下这些术语提法，这在顾宪成同时代及他前代的一些儒家著述中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从顾宪成后来著述中多次提到这些概念术语看，也表明反映他小时候对这些概念是有深刻印象并熟记于心的。 顾宪成会作对联一事是肯定无疑的。他在回答别人的提问中，也往往会扣住别人的话题进行发挥。或更动几字，别出新意；或工整相对，将已意引伸。如他说：“忆弱冠时遇元客授四语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为之击节称善，今读诸君子往复生死说，更憬然有省，敢反而赓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还说：“丙戌秋予入京补官，娄江王相国(锡爵)谓予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指朝廷)近来有一异事否？予曰：愿闻之。相国曰：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不亦异乎？予对曰：又有一异事。相国曰：何？予曰：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相国笑而起。”顾宪成与王锡爵二人在争立国本等问题上政见不同，所对不亢不卑，冷热适度，恰到好处。再看小时候情况。十二岁那年，他替别人代作对联，被老师发现。其师“召而诘焉。公曰：商量有之，代则未也，师乃解。上不诳师，下不讦友”。显得极为机灵聪明。十六岁那年，有次陈云浦考他一则时文，他是“俄而呈稿”。使陈叹赞不已。从以上情况看，顾宪成很善于回答对方的提问，而且非常切题。不管它成年或小时候均如此。关于“三声三事”一对，据说陈云浦当时路过张泾，天正落雨，故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之上联提出，是触景生情。顾宪成能对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下联，属感怀抒情，这也是自然的，可能的。但应对，此为一瞬即过之事，加上小时候的事情当时一般人是不大过问留心的。很可能在顾宪成得了应天(今南京)乡试解元后，开始有了名气。后中了进士，又在朝野“与天子宰相争是非，可否皆国本重计”，并主持东林讲学，名气更大了。加上他天启年间被阉党“追夺”、崇祯朝又被甄别諡号，所以他后来成了一般士大夫和其家族人心目中议论的中心人物。关于其“三声三事”对联一事，也“文以人贵”，慢慢被传开了，并作为一桩家族传闻轶事留在后来人们的记忆里，一直传为美谈。 有人或许会以史无记载为由加以怀疑否定，其实，许多生活中的趣闻真事史书不载者多矣，古今无异。我们认为，只要尊重史实，实事求是，问题是容易认识清楚的。以前史籍不收录“三声三事”一对，其因未详，不要说福建梁章钜所辑《楹联丛话》未收录，像清光绪年间刊行的浙江人朱应镐所辑《楹联新话》十卷、江苏武进人李伯元所辑《南亭联话》三卷等书虽有著录无锡惠山祠庙联语，但均不收录“三声三事”一联。不单外地人士不著录，连本地人士也如此，如无锡窦镇(1847－1928)，他是无锡近代一位有名塾师、学者。他“仿梁氏《楹联丛话》体例，集数十年内见闻所及之佳联者，述录而成”《师竹庐联话》十二卷，于民国十年(1921)刊行。但书中不收录“三声三事”一联。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不应大惊小怪。 从明清直到近代，有关人士或地方文献不收录“三声三事”一联，或囿于所闻，或选择取舍不同，或识见体例有别等。所以这些，都是前人的撰作自由，我们不能以今人见识去苛求责难前贤。 姗姗来迟之事常有发生。最早记述“三声三事”的无锡地方资料在民国初年。 民国十年(1921)一月一日印行，由徐振新所编的《惠山新志》(即《无锡大观》)编三中有：“顾端文公祠，在听松坊街，即昭忠祠大门之左。祀明光禄寺少卿乡贤顾宪成泾阳。公持节甚正，多所建白。与高攀龙讲学东林，世称为东林八君子之冠。联曰：泰伯来而梅里片墟，开东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泾皋蕞土，萃宇宙之文明。又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祠中有新詠堂、芙蓉亭等遗迹。”注意，此处记“三声三事”之下联为“事事在心”。与顾家口碑传说“事事关心”只一字有异，余均完全相同。但无款。 继上述《惠山新志》之后，接着记载“三声三事”一联的公开出版物为无锡薛明剑先生所编的《无锡指南》，于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刊行五版中，新添“楹联”一门。所记顾端文公祠联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佚名)”又“泰伯来而梅里片墟闢东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泾皋蕞土萃宇宙之文明(冯从吾)。立朝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悉宗社远猷国本重计，居恒共师弟朋友相讲习惟至善性体小心功夫。(顾皋)”1924年二月记述的“三声三事”一联与1921年记述明显不同的是将下联的“事事在心”更改为“事事关心”。仍括注“佚名”，不知撰者。 到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无锡指南》刊行第十版时所记“顾端文公祠”楹联仍共为三副，内容同于1924年刊行的第五版。唯一不同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声三事”一联下括注撰者为“顾泾阳”。即顾宪成。这是无锡地方文献资料首次明确记述“三声三事”一联为顾宪成所撰的确凿明证。薛明剑在此版刊行《叙言三》中云：“其楹联一门，更得严君有威、有成两昆仲逐一按实校正。”说明经过审查核实后才注明“三声三事”一联撰者的。而且内容与顾氏家族历代传说，与邓拓先生记述，及与顾希炯先生回忆说明等全部吻合一致。笔者还曾走访顾端文公祠原祠丁后人，他明确告知说，是“事事关心”。因“关心”关字系繁体，他当时仅十多岁，曾请教长辈后才明白联语大意。 再者，就以一九四七年这副对联已挂到惠山顾宪成祠堂而言，以后又有多少书刊去著录并评论它呢？从明末起截止民国后期止，无锡顾氏家族历代多次编修宗谱，也均未将此对收入，但它早已广为流传了。故不能认为它不存在。只说明，以前人心目中对此不当一回事，大不了一副对联而已，作为逸事谈谈罢了。梁章钜曾就题联撰作及传世情况品评说：自“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烟沉，殊可慨惜”。“三声三事”一对情况也大体如此。以前不说，直到六十年代邓拓先生在他《燕山夜话》里撰文介绍以前，对此对情况了解者也只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很不普遍，以后才慢慢接近今天这一状况。 综上所述，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分析，我们认为，“三声三事”这副对联的撰作者仍应如顾家所说的那样，为陈云浦作的上联，顾宪成作的下联。因顾所作的下联有一定深度，气宇不凡，仄直对仗，工整有致，恰如其逢，实为全对主题和重点所在。故国内一般人士均认为“三声三事”一对为明代东林先贤顾宪成所撰，这一说法，一般符合史实，原则上是对的。国内后来一些著述中，如邓拓先生生前在《事事关心》一文中，福建一九八二年出版周满忠同志所辑《古今对联集锦》一书中，上海华师大编辑出版的《高中文科复习资料》中，以及其他有关报刊中，都持以上说法，这都是无可非议，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必要去更动。 作者：朱文杰 原载：东林书院 整理制作：恶人谷珠楼 转贴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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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内，悬挂有一副为海内人士历来所共同熟知的名联，内容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下简称为“三声三事”)。该联的形式为木质抱对，白底黑字，行草书。上有题款云：“明代东林先贤顾宪成撰联，公元一九八二年廖沫沙书”。该副新制对联悬挂并对外向公众正式展出时间为1983年。廖沫沙先生系湖南长沙人士，知名杂文家，学者。当年他供职北京市政协。为何此联恭请他书写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因在“文革”初期，知名学者吴晗、邓拓及廖沫沙三位先生均蒙受人生极大不白之冤，被无故诬陷打成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等。后来，遭残忍迫害，吴、邓两位先生相继含冤去世。经拨乱反正之后，三位先生冤案得以平反。1982年，东林书院依庸堂、丽泽堂、仪门及道南祠等建筑进行修缮，在“文革”期间书院内被全部焚毁的楹联匾额也需要逐一恢复。当时，廖沫沙先生尚健在，为了替廖沫沙等先生及东林书院伸张正义，负责指导书院修缮工程的同志经联系延请廖沫沙先生题写此联，并经制作后悬挂于依庸堂原来被毁那副同样内容的老联所在位置，即依庸堂屏门两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