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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羌人“引路羊”葬俗遗存考

来源：丝绸之路杂志社丨作者：冯玉雷丨时间：2013-01-21 点击率：83

近年来，著名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利用一重证据（传统文字训诂）、二重证据（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三重证据（多民族民俗资料）和四重证据（古代的实物和图像）等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在连续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中国神话哲学》、《高唐神女与维纳斯》、《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千面女神》、《熊图腾》、《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等著作中，致力于探源中华祖先神话与文化流变，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甘肃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在历史发展中留存许多学术“证据”，尤其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第四重证据——古代实物与图像，更是丰富多彩，弥足珍贵。例如，甘肃高台骆驼城、许三湾魏晋壁画墓中出土有关古代羌人文化的殉葬实物与画像砖，与至今仍然流行在甘青地区 “引路羊”葬俗互为应证，生动地揭示了古代羌人“引路羊”葬俗在民族交融过程中的流变与遗存。本文拟以民俗资料与高台骆驼城、许三湾等地考古发掘实物、图像为主要证据，研究这以命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考古资料与依然存活的“引路羊”风俗

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在骆驼城墓群西晋纪年墓考古发掘中，在棺木前左侧出土一只殉葬小羊。葬羊呈卧姿，两前腿伸展，显然系杀死后殉葬。其后，这类葬俗在高台骆驼城、许三湾墓葬内发现多例。该类墓葬中还发现多枚用墨笔绘画人面像的平头或楔形头木牌，经过高台县博物馆研究人员不断研究探索，认定木牌系纳西族人用于祭祀、葬仪的神物“可标”。而纳西族为羌人一支，文化渊源一脉相承。另外，在高台、敦煌、嘉峪关、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等多处魏晋时期墓葬画像砖中发现狩猎、耕种、采桑的羌族男女形象，尤其是《树木射鸟图》、《社树图》之类，更加生动地体现了羌族文化特征。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前室南壁下部绘有一棵大树,树冠繁茂巨大,树枝上有鹤鹉、青鸟和一只正在攀缘下视的猿猴。树下有一平台,下有木柱支撑,柱头有斗拱，台上有一裸女手持帚，正在扫平台，平台两侧均绘小树，与大树形成鲜明对比。大树乃生命符号，而鸟则是西北地区和羌族中流传的死者灵魂象征，在《北史》中记载有以及现在羌族都是猿和人类女性所生的祖先传说。综合上述种种文化类型，可以基本确定，墓室主人乃汉化后废弃火葬仪式后，在实行当地汉族葬式中仍然保留部分羌族葬俗的河西羌人。据高台县博物馆赵万钧研究发现，上述考古发掘实物与图像生动地再现了古代羌人“引路羊”葬俗。

在甘肃民间举行丧礼过程中（间或也存在于民间宗教、祭祀仪式中），有一项重要仪式是“领羊”(有些地区也称“引路羊”)。夜里，丧礼进行到这一程序，由相当于祭司的主持人不断往早就准备好的一只羯羊（人们认为死者的灵魂已经控制了它）身上泼水，同时，死者的一位至亲流就其生前未了之事耐心细致地进行猜测，并无条件承诺解决。这个过程有时顺利，有时进展比较缓慢。至亲们诚恳地揣测各种事由，看热闹的乡亲则在旁边帮腔，一边对着羯羊大声喊叫：“领！领！”当“死者”表示满意时，羯羊就剧烈地抖动身体，身上的水珠四处飞溅。于是，充当“孝子”的亲人们就痛哭起来，羊皮鼓（或者牛皮鼓）、唢呐等乐器热烈地伴奏。之后，第二位亲人开始“领羊”。如此反复。“领羊”程序是生者与死者灵魂借助羯羊身体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然后就阴阳分割了。陇南山区的白马藏族“领羊”时还要唱流传下来的古歌，其仪式更具有原始性。河西走廊的“领羊”却不出现葬礼中，而是在上坟时举行。例如，甘肃永昌县人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上坟祭祖，全族人都要参加。届时，全族老小拉一只羯羊，背上大锅，准备好柴火，集中到祖先的“坟院”里，献上贡品，烧纸钱，跪拜之后就开始“领羊”。大概程序与陇中地区葬礼中的一致，都要不断地往羊身上泼撒水。但也有些差别：羊的额头上要系上红布，“红”与“魂”谐音，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众人的帮腔、哀求变成某一位长者凑到羊耳朵旁的窃窃私语，告诉“死者”灵魂子孙后代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让“死者”灵魂不要太操心，另一方面，也要一如既往地保佑后代。当“死者”灵魂表示满意时，羊就“领”了，颤抖了。所有人欢呼而不是痛哭。最后，将羊宰杀，埋锅煮肉，大家在“坟院”内分而食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领羊”的时间在白天而不是黑夜，同样是与死者的灵魂“沟通”，为什么选择的时间不同？这主要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葬礼”是与死者灵魂告别，而上坟时的“领羊”则有更多祭祀的意义，这与古代羌族祭山神的性质大概相同，就是说，长眠在地下的祖先灵魂已经回到了“家族神界”里，既然是神，当然就不同于当初的“鬼魂”了，可以见太阳。至今，在甘肃临夏有些山区，还有人家供奉着羊头人身的“家神”，显然是羌族古俗的遗存。“羊头人身”简直就是一个充满原始文化的“美”字！羌族以羊为图腾，创造了很多关于羊的风俗文化。古文的“羌”字，即是“羊”、“人”二字的组合。《说文》曰：羌“从人从羊”。可见当时羌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已经为世所知。藏羊是羌族驯养成功最早的家畜，它是远古栖息于高原草地的一种“盘羊”，羌族把这种古代野羊改良成为绵羊。我国最早创造的羊字，就画盘角、大眼的西藏绵羊的头像。在原始社会里，“冠羊”往往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头戴羊状装饰物以示其神秘和权威，多为部落首领或酋长所独享。凡崇拜羊图腾的民族，每年都要举行播种、祈年、狩猎、诞生等庆典或巫术仪式。在这些仪式上，他们会扮成羊祖先的样子，或头插羊角，或身披羊皮，或头顶羊头，更甚者会把整只羊捆绑在身上，大蹦大跳，大唱大念，是一种最为原始的歌舞和诗歌的雏型。这种“冠羊”习惯，后逐渐演变出“羊人为美”与“羊大为美”。美的初始含义是指冠戴羊型或羊头装饰的大人，“大”为正面站立的人；“羊”为图腾扮演、图腾乐舞、图腾巫术的装饰物。这在甲骨文、金文等“美”字的象形字形中可窥见一斑。美，既包含审美、鉴赏的含义，也具有口味、品尝的实际，既有服饰审美文化--如“羊人则美”，又包含饮食审美文化--如“羊大则美”。并由“观念联想”导致并产生了生理的、两性的欲望美--即“色”“味”“声”等感性形式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愉悦之美，衍生出种族保存本能的异性相爱及其过程中的心灵美。在他们的朦胧意识里，模糊而又固执地认为，这种穿戴“羊”物冠饰的啸歌腾踏，势若飞旋，是一种巨大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与他们自己虚构的神灵世界密切相连，是促使他们猎获丰赡、六畜兴旺、人丁昌盛的源泉，是集体、凝聚、秩序、智慧等行为的启蒙和必须。

二、仪式嬗变

“领羊”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比较独特，如果把它放到人类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领羊”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渊源，其脉络可以延伸到古老的羌族文化。

羌族历史悠久，本来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甲骨文记载表明，殷商时期羌人已经十分活跃。殷商时，羌人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都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尤其以黄河、湟水等为中心。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公前4世纪末叶，从秦献公时开始，一部分羌人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的迁到岷江上游、大渡河河流域，有的则迁往青藏高原。公元前206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居住在西北的许多羌人向内陆迁徙，逐渐与汉族杂居，从事农业生产者日益增多。此时羌人有先零、研种、烧当、封羊、勒姐、女若、广汉、武部等部，以后逐渐被当地汉族同化。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羌族以火葬为主，通常在日落后进行。火化时亲人们围坐一旁哭泣，接着吟唱丧歌寄托哀思，最后，以牵手顿足的舞蹈祈求神灵保佑死者进入另一世界进行祝福。歌舞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清晨，然后，将骨灰埋入地下。羌民在冠礼和送葬仪式中，脖子上要系羊毛绳，以表示与羊同体。丧礼中还要宰羊一只为死者引路，称为“引路羊”。《吕氏春秋·义尚》中也有“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的记载。显然，甘、青地区“领羊”与这个羌族习俗有委婉曲折的嬗变关系。两者举行仪式的时间都在晚上，人们认为，活人与“阴魂”只有在夜色的掩护下才能够交流，死者的灵魂才可以接受生者的祝福或致意。这种文化心理源远流长，文学作品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故事情节：当“阴魂”正与生者说话时，听见鸡叫就要匆匆离开，因为“阴魂”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惧怕太阳的光芒。古羌人吟唱、舞蹈时一定相信死者的灵魂还没有离去，所以要选择在晚上举行仪式。羌族的男女老幼大都会唱民歌，当然，还有很多乐器配合，同时，祭祀活动中还必须有舞蹈。甘肃陇中地区由于文化的融合和生活习俗的流变，亲人们很少唱丧歌，而以滔滔不绝的诉说为主；也没有激烈的舞蹈和虔诚的祝福，而代之以各种现实的事务安排，例如，亲人们猜测死者生前的愿望、未了结的事情，等等，“领羊”的亲人在众多亲友面前都可以承诺下来，而且，在这庄严的仪式上，承诺就等同于发誓，谁若不能践行，将会受到死者灵魂的“报应”，活着的人最怕这一点。陇南山区的白马藏族则唱歌，其风古朴；而河西地区的葬礼上用羊做牺牲，只是在上坟时举行“领羊”仪式，这都是羊图腾崇拜遗俗的流变。

“领羊”不仅仅出现在丧俗、祭祀里，甘肃民间进行一些宗教仪式时也要举行。不过，那时，羊就充当某位神灵的化身，“领羊”的人则是虔诚的问事者或治病者。例如，陇南山区的汉族人中有“跳神”的巫活动，要唱“迎神曲”、“悦神曲”和“送神曲”，其中羊就是很重要的角色。甘肃其他地区在巫活动中也“领羊”，间或还有“领鸡”的，显然，鸡是羊的替代品。到陕西关中地区，“领鸡”现象远远多于“领羊”，因为鸡比羊普遍，更容易得到。这也反映出羌族文化影响的逐步减弱。

三、仪式中的图腾——羊

羊在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今世界各族人民关于羊的记载、传说、神话等仍十分丰富，出土文物中以羊为主体的器物更是屡见不鲜。羌族与羊的关系尤为密切。不过，羌族并非对所有品种的羊都崇拜，例如，对山羊的态度。山羊栖息在山岩间，不易捕获，驯养也较困难，而且毛皮不似绵羊软暖，所以羌族人对驯养山羊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山羊也是羊，也就是说有某种神性，人们不能轻易冒犯。羌族有个古老的传说能够反映出他们这种矛盾的心理。据说，很早以前，羌族年迈的祖师爷为了把从天神那里得来的各种经文和有关人间衣食住行的学问记录并保存在一卷卷桦树皮上，准备传给后代。这年春天，祖师爷拿出这些桦树皮经卷放在山坡上晾晒。一只山羊跑来，把所有的桦树皮经卷统统嚼吃后逃去。祖师爷万分焦急。这时，一只金丝猴从树上下来告诉他山羊吃掉经卷的经过。祖师爷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要寻找到这只山羊。后来，在金丝猴的引路和协助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这只山羊。祖师爷把宰杀后的山羊皮制成祭神用的单鼓“日卜”，使它永世遭受羌族后代的鞭笞。从此以后，每当祖师爷敲打单鼓时，眼前就会出现写在桦树皮上的经文字句。为使这些宝贵的经文永远不再度丢失，祖师爷背下经文，并口传心授给后代巫师，而不再使用文字。因此羌族至今只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文字。羌族把他们不喜欢的山羊竟然与具有神性的文字结缘，可见，羊在他们审美意识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人们与神、鬼进行“交流”选择羊作为媒介就是一种必然了。直到现在，羌族在祭祀祖先时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每当祭祀时，大巫师头戴金丝猴头帽，紧跟在“克里米娃子”神杖之后，表示人们对金丝猴的崇敬，并通过它来为巫师引路与神灵相通。巫师们所表演的舞蹈，正是讲述了“在金丝猴帮助下如何寻找到罪恶山羊”的故事。除了祭祖时巫师敲打羊皮鼓、跳“金丝猴寻找罪恶山羊”舞蹈外，羌寨各家如要“请愿”、“还愿”或驱鬼逐疫得请“释比”（巫师）来跳羊皮鼓舞《布拉兹》。“释比”所作的各种法事中，羊皮鼓是不可缺少的法器，同时也是“释比”跳《布拉兹》时唯一的伴奏乐器。

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也有一种“送羊”习俗。每年五月麦收过，闺女要去看望母亲娘，六月，母亲要给女儿家“送羊”，外公、外婆或舅舅蒸面羊送给外孙、外孙女。民谣说：“割罢麦，打罢场，谁家的闺女不瞧娘。瞧娘不为瞧娘，为着跟娘去要羊”。以前，外公外婆直接牵活羊送给外孙、外孙女，后来，演变成用白面捏的“面羊”；再后来，又增加了鱼、青蛙等小动物形式，讨小孩子喜欢。关于这种习俗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外公、外婆送给外孙、外孙女“羊”是取“羔羊跪乳”之意，教孩子知道孝敬父母；其二，送羊即送“阳寿”，象征外公、外婆祝愿外孙、外孙女健康成长。第二种说法与生命本体有关，可以看出“领羊”文化意义的衍生。生活在四川的羌族人有一首儿歌现在仍然流传：“尕者尕者不要哭，阿妈给你烧个大馍馍。馍馍呢？猫衔了。猫呢？钻洞了。洞呢？塞草了。草呢？羊吃了。羊呢？杀来祭山了。皮子呢？绷鼓了。鼓呢？打烂了。阿嗬，没得了！”，这表明祭山活动不但古老，而且影响很大，同时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其中的宗教性减弱了。这个羌族古儿歌中有三个与甘肃有关的重要文化信息：第一，“尕”在羌语中的意思是“娃儿”，在甘肃民间很多地方还在使用这个词，不过意义引伸为“小”，例如称呼小孩子为“尕娃”，称呼小个子的老人为“尕老汉”；第二，这则儿歌与流行在甘肃地区的一首儿歌结构模式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功能都是为了哄小孩子睡觉，特别是在大夏河流域的甘肃和政、临夏等地，更是如出一辙。那首歌谣是：“噢，噢，睡着着，睡着醒来要馍馍。馍馍来？猫抬了。猫来？上山了。山来？雪盖了。雪来？消水了。水来？和泥了。泥来？裹墙了。墙来？猪毁了。猪来？狼吃了。狼来？铁匠打死了。铁匠来？两个油包子胀死了。哪搭埋下来？十字路上埋下了。哪个挖坟来？大黄狗挖坟了。哪个带孝来？野鹊带孝了。哪个哭着来？狼老鸹哭着了。哪个念经来？老黄猫念经了……”这里面打死的是狼，为什么没有杀羊？因为“羊头人身”是“家神”，而狼是羊的死对头，打死它理所当然；第三，古儿歌中提到“杀羊祭山”并且打羊皮鼓这一风俗，值得注意，河西走廊人们上坟时的“领羊”更类似这种活动。

三、女性中心文化的遗留。

中国民间有个习俗，例如祭祀、上坟等不准女子参加，但是，在“领羊”中，女性却是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同样，“领羊时的媒介物不是公羊、母羊而是羯羊；羯羊大多要由死者已经出嫁的女儿或孙女提供，而且，仪式中女性承担着向羯羊诉说的事由的义务。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女性声腔嘹亮，感情细腻，曲折多情，长于表达。在古代，这些诉说肯定是通过哀婉的歌声来完成，但是，现在能歌善舞的女性很少了，只有通过语言；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风俗与古代羌族社会组织女性中心制度有着关。在人类历史上，从农业发展起来的民族，常有不曾经过女性中心社会发展阶段的，即使有，也很短，例如汉族祖先传说只有过短暂的“女娲”时代。从渔业发展起来的民族，女性中心社会时间相对长一些。例如越南和日本的古代社会，都曾有过女子立国的故事。从猎业发展起来的羌民族，直到公元八世纪都保存着女性中心的社会制度。那时，男子都外出猎取野兽，而妇女却要留守猎获物，并从事剥皮、制衣与石器等工作。待兽皮、石器和食盐积聚渐多后，男子又须远出百里、千里外去经营贸易，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女性中心的社会组织。所以我国古史所记的“西王母”和“西海女国”都源于西部。吐蕃初兴时代的所谓“苏毗”就是“东女国”，这个占有盐矿的羌族女国拥有附近各部落生活所需的食盐，籍此强盛，成为世界上保持女性中心制度时间最长的民族部落。后来，由于接近或已进人农业社会，才变为男性中心社会。但是，甘肃的地理位置处于联结中原文化与羌族文化的中间地带，其习俗必然融合两者特征。祭祀选择羯羊，因其已经失去性能力，介于公羊与母羊之间，也反映了女性中心对男性中心的妥协，不过，作为祭物的羊带有某种神圣性，由男性中心组织之外的女亲提供，显示了古老羌族对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另外，有关“西王母”的神话可以佐证。笔者幼时从祖母那里听到过一则流传至今的传说《五个女儿》，故事中一个重要女性人物就有“西王母”的文化特征（见拙作《中国西部口传文学〈五个女儿〉女神崇拜文化母题探析》，《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四期。）西部民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个家庭妇女（她们不是专职的巫婆，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职业训练）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实施一些巫术功能祛邪、治病、减灾、叫魂等。例如，天降冰雹时妇女就拿起菜刀扔到院子里，威胁制造灾难的“神怪”；当小孩得了莫名其妙的疾病时，认为是被野鬼或者某位已逝亲人的灵魂“冲”了，就要举行简单的“送冲气”议式：在主房门口布置一个水碗，然后要让三只筷子依偎立在碗中央，这个过程中，女主人不断地祈祷、猜测，承诺给冥冥中的“肇事者”美食、钱物或满足某种愿望，筷子立住，表明“肇事者”同意这些条件，于是，女主人就把碗里的水连同祭品一起倒在院外墙根处。“送冲气”仪式结束，人们就坦然地等待孩子康复。比较常见的民间巫术还有“叫魂”，都由妇女来完成。这些文化习俗都是古代羌族社会组织女性中心制度对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