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0日 09:02 来源：《法学家》(京)2003年第05期 第41-50页 作者：郑定/马建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内容提要： 服制原则是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唐律是丧服制度法律化的最好范本。《唐律》中的亲等与儒家经典中的五服亲等并非完全一致，二者在法律上的效果也有不能忽视的差别。《唐律》中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的情形和《唐律》中因亲属身份而致刑之加减的情形则呈现出复杂的形态。透过这些法律规定，不难观察到丧服制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特征。 期刊名称： 《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 2004年01期 关 键 词： 丧服制度/唐律/服制原则/亲属犯罪 丧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以为死者服丧的形式，规定亲属范围，指示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项重要礼仪习俗。受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而完善起来的中国封建家族制度，以父系家族为基本形式，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为有服亲，亲属成员死后为其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丧服质地的粗细、服丧的期限及守丧礼仪的不同，将有服亲属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五服”制度。这种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丧服制度，既是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家族成员之间追悼亡者的礼仪习俗，又是衡量亲属间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尺，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定亲属，基本上是以“五服”为标准的。魏晋以降数千年法律传承不绝的“准五服以制罪”原则，也是以这种丧服制度为基础的。(注：参见郑定：《中国古代的服制与刑罚》，《法律学习与研究》，第46页，北京，1987年第1期。) “准五服以制罪”(注：《晋书·刑法志》称：《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原则是指以传统社会中的丧服制度(简称服制)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又称服制原则。服制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即同样的犯罪仅因服制不同(实质上是因亲属间尊卑、长幼、亲疏不同)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依次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渐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注：参见郑定：《中国古代的服制与刑罚》，《法律学习与研究》，第47—48页，北京，1987年第1期。) 服制原则首次在晋律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就成为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与完善。至唐朝，服制原则在国家律典中得到充分而完备的体现，使唐律成为丧服法律化的最好范本。本文拟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分条析缕，疏理服制原则在唐律中的具体体现，以揭示丧服制度在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特征。 一、《唐律》中的亲等与五服亲等 (一)《唐律》中的亲等与五服亲等的异同 自西周以后的数千年中，中国丧服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各个时期关于具体的丧服礼仪、等级等，并非绝然一致。作为丧服经典著作的《仪礼·丧服》中的具体规则和标准，也非一成不变。比较《唐律疏议》与《仪礼·丧服》涉及亲等的内容，二者之间亲等就不完全一致： 第一，袒免亲。袒免亲是指本宗五世亲属，已经超出五服之外。(注：《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在《仪礼·丧服》中，仅经文一处提到“袒免”；“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归则已。”而《唐律疏议》则详细列举了袒免亲的范围：高祖之兄弟，曾祖之从兄弟，祖之再从兄弟，父之三从兄弟，身之四从兄弟，三从侄，再从侄孙。(注：《唐律疏议·户婚》“诸尝为袒免亲之妻”条。) 第二，缌麻亲。唐律载缌麻亲有四：曾祖之兄弟，祖之从兄弟，父之再从兄弟，身之三从兄弟。(注：《唐律疏议·名例》七之疏。)此与《仪礼·丧服》相同，不过后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服丧对象。 第三，小功亲。唐律载小功亲有三：祖之兄弟，父之从兄弟，身之再从兄弟。(注：《唐律疏议·名例》七之疏。)此与《仪礼·丧服》同，不过后者不限此范围。 第四，大功亲。唐律仅身之从父兄弟。(注：《唐律疏议·名例》六之疏。)以上各同辈兄弟之直系尊属(非已之直系尊属)与己身之各服等，从各同辈兄弟与己身之服等。此与《仪礼·丧服》同，不过后者不限此范围。 第五，齐衰亲。唐律改“齐衰”为“期亲”。本来“齐衰”服叙包括民为君，并非亲属关系，而且法律上父母并列同论，不以斩衰、齐衰区分其尊卑，因此法律上以“期亲”代“齐衰”。“期亲”之本义，指夫为妻，父为子，不杖期亲属(己身之兄弟，与伯叔父、侄)。但法律上往往将曾祖父母(唐为齐衰五月)、高祖父母(唐为齐衰三月)与“期亲”同论。如《唐律疏议·名例》第52条：“诸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 第六，斩衰亲。唐律无“斩衰”之称，涉及斩衰之亲时，往往直接称呼亲属名称。原因在于：首先，由于丧服等级中“斩衰”包括臣为君，非亲属关系。其次，丧服上“斩衰”包括父为长子，但在法律上则极为重视尊长卑幼差别。父犯子与子犯父在定罪量刑上截然不同，况且法律上长子等同于诸子，已无特殊意义。再次，法律上犯母与犯父同论，父母并列，非“斩衰”所能包容。因此历代法律中均未出现过“斩衰”之称，而是直接称父、夫等。 《唐律疏议》中之所以出现具体的亲属称谓，而不是均以丧服等级替代，其原因一是由于某些服等涉及到非亲属关系的政治等级，如斩衰、齐衰中的臣为君、民为君服，故不用“斩衰”之名，“齐衰”改用“期亲”；二是由于法律上之亲等较礼制中之丧服更为注重现实中之亲属关系，因此在适用上凡不能以期亲、大功、小功、缌麻、袒免等一般服制称呼概括者，就以具体亲属称谓代替。 (二)服等不同但在法律上的效果相同的情形 1.父与母、祖父母与父母。在丧服等级上，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丧服是不同的。为父斩衰，为母齐衰三年(父在齐衰一年)，为祖父母齐衰不杖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律中，子孙对父母、祖父母有犯，法律效果是相同的(注：参见郑定：《中国古代的服制与刑罚》，《法律学习与研究》，第46页，北京，1987年第1期。)。如《户婚律》：“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斗讼律》：“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 2.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三月，但法律中与期亲尊长同。如《名例律》：“诸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疏议曰：称期亲者，《户婚律》：‘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即居曾、高丧，并与期同。及称祖父母者，《户婚律》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徒三年。’即曾、高在，别籍异财，罪亦同。故云‘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 3.为曾孙、玄孙服仅缌麻，但法律中与孙(大功)同。《名例律》：“称‘孙’者，曾、玄同。疏议曰：《斗讼律》：‘子孙违犯教令，徒二年。’即曾、玄违犯教令，亦徒二年。”但法律中注明“曾、玄孙者各依本服论”除外。 4.为外祖父母服小功，为夫之兄弟(即嫂叔)及兄弟妻(即妯娌)服小功，为外孙、妇孙服仅缌麻，但在法律中往往与大功亲同。如《名例律》：“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疏议曰：……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虽轻，论情重。” 5.服制上男子出继为本生亲属降服，女子出嫁为本宗亲属降服，但法律中规定若与本生、本宗亲属相犯，各依本服，不得以出降依轻服处罚。《名例律》：“称‘袒免以上亲’者，各依本服论，不以尊压及出降。疏议曰：皇帝荫及袒免以上亲，《户婚律》：‘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杖一百。’假令皇家绝服旁期及妇人出嫁，若男子外继，皆降本服一等，若有犯及取荫，各依本服，不得以尊压及出降即依轻取之法。”也就是说，皇帝虽同于古之诸侯旁亲绝服，但皇帝袒免以上亲属仍可享受“议亲”的特权，犯罪可获得减免的特权。为人后之男子、已出嫁之女子虽为本生、本宗亲属降一等服，但如相互侵犯，仍依本服处罚。(注：参见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页。) 6.长子与众子法律效果相同。而在服制上，父为长子斩衰、母为长子齐衰三年，为众子期。但法律中长子与众子同为期亲，法律中称“子”之处，即包括长子在内。 7.服制上为同居继父齐衰不杖期，为不同居继父(先同居后异居)齐衰三月，但法律中同居继父视同小功尊亲，不同居继父视同缌麻尊亲。《斗讼律》：“殴伤继父者(原注：谓曾经同居，今异者)，与缌麻尊同；同居者，加一等(原注：余条继父准此)。疏议曰：同居者，虽著期服，终非本亲，犯者不同正服，止加缌麻尊一等。注云‘余条继父准此’，谓诸条准服尊卑相犯得罪，并准此例。”可见继父在法律中亲等降低是整部法律的基本准则之一。 服等不同而法律效果相同，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其变化规律大致是：以卑犯尊时，提高直系尊亲的法律效果以加大对尊亲属的保护，同时也提高直系卑亲的法律效果以加大对卑亲属的处罚范围；因宗法原因造成服制变化与不同的，在法律效果上重新以血亲进行衡量，如出降、长子与众子；以义服(注：义服，指非因血缘、而是“因义而合”而成的服制关系，类似如法律拟制而成的亲属关系，如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养父母与养子女等。)而服者，一般降低其在法律上的效果，如继父。这反映了唐律突出血亲与尊卑差异，而弱化宗法影响的倾向。 (三)服等相同但因尊卑长幼而致法律上的效果不同 1.旁系亲属间服等相同但因尊卑而量刑不同。服制上，直系亲属之间尊卑之服不平等(如孙为祖父母齐衰不杖期，祖父母为孙仅大功)，而旁系亲属尊卑之间制服同等(如侄为伯叔父母制服不杖期，伯叔父母为侄报服也是不杖期)。但法律上不仅区分直系尊卑，旁系也区分尊卑而量刑迥异，亲属之间相犯比照常人而言，凡卑犯尊者加重处罚，凡尊犯卑者则减轻处罚。如《贼盗律》：“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即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徒下年)；已伤者，减一等(流三千里)；已杀者，依故杀法(绞)。” 2.同辈亲属因长幼而量刑不同。服制上同辈亲属之间除未成年者依殇服降等外，同辈成年亲属间服制相等，不因年龄长幼而有区别。但法律上凡同辈亲属均区分长幼而量刑不同，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成年，也不依殇服降等，只依本服并区分长幼，凡幼犯长量刑较常人加重，长犯幼则量刑较常人减轻。如《斗讼律》：凡弟妹殴期亲兄姊，徒二年半；殴伤，徒三年；骨折，流三千里；以刀刃伤，绞；殴死，斩。而兄姊殴弟妹伤及骨折或过失杀，皆不论罪；只有故意殴杀，徒三年；以刃故杀，流二千里。 《唐律》中的亲属对丧服亲等的变化，突出了血亲和尊卑长幼的差异、而弱化了宗法和以义制服的影响，对后世服制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唐律》中母与父同论，明初则服制上母与父同为斩衰亲；《唐律》中长子与众子同论，明初则长子与众子同为齐衰不杖期亲；《唐律》中未成年者不依殇服降等，明初则废止殇服。 二、《唐律》中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的情形 某行为若在常人间进行本无犯罪可言，但若行为人与被行为人间具有一定亲属关系，则构成犯罪，这种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者，我们称之为身份犯。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曾说，从古至今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古代社会本质上就是身份等级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典型的身份社会。在儒家的观念中，亲属为一体，亲族成员皆应“亲其亲”、“长其长”。亲属相犯有乖伦理，所受处罚理应异于常人。唐律就是一部典型的身份法、特权法。唐律受宗法伦理的影响，规定某种行为在凡人原本无非，但因其有亲属身份关系，而负刑事责任，所以，有无此种身份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身份在广义上包括行为人在法律上的一切特殊地位。所谓亲属身份，包括因血族及配偶的身份关系及其他身份关系(如男女、尊卑、老小、单丁、议、请、减、赎等)。 (一)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 《唐律·户婚》六：“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注：别籍异财不相须(注：“不相须”指“别籍”、“异财”可以各自单独成立，不必以另一行为存在为成立条件。))，下条准此。”律以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为犯罪，且为不孝，而入十恶(名例六—七)称祖父母父母在，曾、高在亦同。若子孙别立户籍或分异财产，二者有其一，即有籍别财同或籍同财异情形之一者，本罪使告成立，故注云不相须(疏)。此条是防止对尊属供养有阙，或有违承欢孝之道，礼所不许，律亦予禁止。(注：参阅《名例》六，《斗讼》四七。) 若是父祖命令子孙另立户籍，以及把子孙违法过继给别人当作后代的，该父祖要徒二年，而对子孙不予治罪。但父祖命令子孙分家财者不坐。(注：《户婚》六：“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 父祖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之规定，唐律之后稍见放宽，如《元典章》户部门：“自后如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大明律·户律·户役门》：“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但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清律与明律同，别增附注：“或奉遗命，不在此律”，“其父母许合分析者，听”。(注：《大清律辑注》户律，户役门。) (二)父祖被囚而嫁娶 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户婚三一)。此系因尊长处于某一种状况下，所科以子孙之刑事责任。但受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盖祖父母、父母既被囚禁，锢身囵圄，子孙嫁娶者，名教不容(疏)。因嫁娶原为喜事，依礼有钟鼓琴瑟之乐，而父祖囚禁，骨肉亲切，子孙应同分忧苦，违之依父祖犯罪轻重而处罚之。若娶妾或嫁为妾者，准减三等(参阅户婚三0)。 若期亲尊长主婚，即以主婚为首，男女为从。若余亲主婚，因事在主婚，则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参阅户婚四六)。其男女被逼，或男十八以下，在室之女，并主婚独坐(参阅户婚四六)。注云：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即子孙奉命为亲，律不加罪(参阅户婚四六)。依令，父祖被囚，不得宴会(户婚三一疏)(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之《仪制令》。)，凡违反本条之罪，其婚姻仍为有效，盖律无离异之明文也。 (三)父祖及夫被囚禁而作乐 唐律规定，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罪被囚禁而子孙及妻妾作乐者，徒一年半(职制三一)。直系尊亲及夫，身处厄境，囚禁囵圄，为子孙及妻妾者，理宜分负忧危，乃竟而作乐，悖孝乖义，亏损名教，故治之以罪。 (四)父祖及夫被杀而私和 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父之仇不共戴天”，父祖及夫被杀，义不同天，作为人子，在父祖被杀的情形下，矢志复仇方合人子之道。不能复仇已经是孝道有亏，其有忘大痛之心，舍枕戈之义，与人私和更是不合天常伦理。所以，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贼盗十三)。或竟有窥求财利而私和，自应予以处罚，籍维人伦。 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贼盗十三)；亦系基于血缘名分，期以上亲被杀，虽未私和，但经三十日不告者，律亦予处罚。 唐律以后宋刑统一仍唐之旧。(注：《宋刑统》贼盗“父祖夫为人杀”。)明律，则更为周详，清律因之。(注：《明律·刑律·贼盗门》：“凡祖父母、父母及夫，若家长为人所杀而子孙妻妾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各递减一等。其卑幼被杀而尊长私和者，各减一等。若妻妾子孙及子孙之妇被杀而祖父母、父母，夫家私和者，杖八十，受财者，计赃准窃盗论，从重科断。”) (五)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 传统伦理要求，“父为子天，有敬无犯”。对父祖的恭敬顺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包括言语行为回避父祖的名号。唐律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职制三一)。此系官称、府号，犯父祖讳，子孙冒荣居官之犯罪。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母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又府号者，谓省、台、府、寺之类。官称者，谓尚书、将军、卿、监之类。假若有人，父或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参阅名例二0疏)。果有此种情形之一者，为子孙者须回避之。并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其有贪荣昧进，冒居此官(疏)，即予处罚且免所居官；即因冒荣而迁任者并追所冒告身(名例二0)。又本罪所谓犯父祖名，并不包括高祖在内(参阅名例五二)。 (六)委亲之官 在儒家看来，“养”是孝道的最基本的要求。为人子孙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以孝养父祖为第一要务。在恪守孝道与个人利益、前途之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前者。唐律规定，父祖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自己出去做官、弃亲不顾者，徒一年(职三一)，此系违犯孝道之犯罪。所谓老疾，指年八十以上或笃疾，依法合侍而现无人侍者，乃委置其亲而之任所而言(疏)。但移孝作忠，国而亡家，自古许为高义，故有正当理由，本罪非无例外：“即其有才业灼然，要藉躯使者，令带官侍，不拘此律。”(参阅名例二0疏及问答)委亲之官，除徒一年外，免所居官。 (七)同姓为婚 依唐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户婚三三)。同姓不婚之制，系同宗不婚之扩大形式，均为家族主义观念下之产物。此制可溯至周代，北魏时，法已有禁，至唐律，益加详备(注：戴炎辉：《唐律各论》第87页。)。礼记：“系之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同宗共婚即不得为婚，相婚者均罚之，(必要共犯)，亦系典型的身份犯。惟同姓是否同宗，则难以确证，故律规定，仅同姓即予科罪，俾免滋疑，谅亦为同宗禁婚扩大至同姓不婚之立法理由之一。疏云：“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功德，邑居官爵，事非一绪，共有祖宗迁易，年代浸远，流源析本，罕能推详”。姓氏纷杂，历久而益繁，且古代有时“因官受姓名，能养马者，为司马。若掌仓有功，为仓氏。若封于唐，谓之唐氏，居于范邑，即为范氏。如此之类颇多，不可概举也。”(注：《释文》卷十四，释“受姓命氏条”。)在实际上，自有不少复杂情形，如鲁、卫、文王之昭；凡蒋、周公之胤，初虽同族，后各分封，并传国姓，以为宗本。若与姬姓为婚者，不在禁例……又如近代以来，特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令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共为婚媾。(疏)此为关于同宗异姓之特例，前段情形似因古代己属异姓，今则无从确证其系同宗，故律不禁止。后段情形，则事属近代，尚能知悉其系同宗，故律予禁止。(注：《释文》卷十四，释“鲁、卫、蒋、凡条”。)其有声同字别，音响不殊，男女辨姓，岂宜匹仇，若阳与杨之类。此为关于声同字别之姓氏等情形，唐律之周详，由此可见一斑。其有复姓之类，一字或同姓氏既殊，原非禁限。其为婚姻，并不违律。 娶妾是否亦禁同姓，唐代持严格态度。《唐令》中有如下问答： 问曰：“同姓为婚，各徒二年，未知同姓为妾，合得何罪?” 答曰：“贾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礼记·曲礼》)，取决耆龟，本妨同姓。同姓之人，即当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殊。户令云：“娶妾仍立婚契，即验妻妾俱名为婚，依准礼令，得罪无别。”(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之“户令”。) 母之同姓，除后周一度禁婚外，历代尚乏其例。唐律亦无明文，惟须受亲属为婚一定要件之限制。(注：《周书·武帝纪》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妾。其己定未成者，即令改聘。”(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诏)。)《唐律疏议·户婚》“同姓为婚”条后段规定，缌麻以上，以奸论。即同姓而系缌麻以上为婚者，各依杂律奸条(疏)；亦即依杂律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处断，此为加重之规定，除同姓为婚外，并为亲属为婚。明清律亦如之。关于同姓或亲属不婚之立法理由，凡为家族主义观念所支配；不外为：避免妇女不育(不殖、不繁)，以传宗接代。(注：《左传·喜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又“内宫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财相生疾。”(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同姓不昏、惧不殖也。”《国语·郑语》：“夫和赏生物，同则不继……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亦为防淫佚，重厚别，以维家族伦常。 (八)卑幼私辄用财 按照唐律，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户婚十三)。家财本系同居尊长卑幼之公共共有，各有其应有份额，依现代法观点，家属之用家财，除构成民事问题外，如另无特殊事故，本不成立犯罪，但唐律基于家属一体及血缘名分观念，卑幼私辄用财，被认为侵犯家长权或尊长权之行为，且习俗上承认尊长对卑幼教令权，对家产的排他支配权。凡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则为犯罪行为，且视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处罚。 (九)卑幼违背教令娶妻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户婚三九)。唐律不认承男女本人有绝对之婚姻自主权，须由祖父母、父母或期亲以上尊长主婚，主婚人或许先征询男女本人意见，但此不属于婚姻要件，主婚人如系大功以下之尊长时，则可由男女本人自由决定。但男子在外结婚，尊长后为定婚，为顾全事实，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予以处罚。所谓卑幼，谓子孙弟侄等。所谓尊长，谓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等。所谓在外，系指公私行诣之处。如卑幼非在外而自嫁娶，则依违反教令处断(参阅斗讼四七)。值得注意的是，犯本条之罪，止杖一百，律无离异之文，故已婚者，其婚姻为有效。 (十)詈祖父母、父母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斗讼二八)。詈，诟詈也，即，子孙于祖父母，情有不顺，而辄詈者是也。父祖基于教命权，子孙自应顺从，若敢詈之，礼所不容，律之处罚亦重，惟遍查唐律，凡人间之相詈，并不为罪，然基于一定身份者则有之(参阅斗讼一一，二二)。子孙之于父祖，亦因身份关系，成立犯罪。并将此种伦理，推及于子孙之妻妾。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但须舅姑(公婆)告乃坐(斗讼二九)。其立法理由与夫同。 (十一)告言尊长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己上道，而故告者)(斗讼四四)。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亦春秋父子相隐之义也。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罪入十恶(参阅名例七)。但有例外：基于君臣之大义，凡缘坐之罪及谋叛己上道者，子孙告亦无罪。即嫡继，慈母杀其父，及所养者，杀其本生，并听告(斗讼四四)。律重人伦，对于父祖以外之尊长，亦不得告言；违者，亦为犯罪。 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所告虽不合论，告之者，犹坐)，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斗讼四五)， 唐律重伦常，不独卑幼不得告言尊长，即一般亲属亦不得相告。律云： 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诬告重者，期亲减所诬罪二等，大功减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论(斗讼四六)。 (十二)子孙违犯教令 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斗讼四七)。违犯教令者，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供养有阙，礼云：“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家道堪供而故阙者，是为不孝。若教令违法，行即有愆，或家实贫穷，力不从心，有所不及，则不合有罪，本罪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十三)缘坐 唐律所称“缘坐”，是指某人因与犯罪者有亲属关系而受处罚。因此也是纯因身份而致处罚之情形，与前列情形不同之处在于：该人无任何犯罪行为而受处罚。应缘坐之犯罪主要是重大犯罪，对缘坐之人的处罚主要有以下种类： 1.谋反及大逆(贼盗一)：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之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并没官。伯叔父、兄弟子，皆流三千里。以上皆不限籍之同异。 2.谋叛已上道(包括亡命山泽而抗拒将吏者)(贼盗四)：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 3.征讨告贼消息(擅兴九)：妻、子流二千里。 4.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贼盗一二)：妻、子流二千里。 5.造畜蛊毒(贼盗一五)：同居家口流三千里。 但应缘坐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则不得缘坐： 第一，罪人之女已许嫁者(贼盗二)：即有许婚之书及私约，或已纳聘财(户婚二六)，虽未成，皆归其夫(疏)。换言之，不从本宗缘坐，而归其未婚夫完娶。须注意的是，谋反、大逆及造畜蛊毒，女子始缘坐；其他犯罪则否(名例五二)。 第二，出养、入道及聘妻未成者(贼盗二)：出养者，从所养家坐，不从本生家缘坐；易言之，以因收养而成立之亲属关系为准，而定缘坐人之范围，若出继同堂，而出继人之本生父祖为正犯，则出继人于出继后，仍为正犯之兄弟之子或孙而缘坐。至出继同堂以外者，即不为本生父之兄弟之子或孙，自不在缘坐之限。入道者，谓为道士，女冠若骨尼(疏)。聘妻未成者，虽克吉日，男女未相见，并不追坐(疏)。 第三，婚姻、收养无效者(参阅户婚四五，户婚一0)：婚姻因违律而无效者，虽针赦仍应离、正之；继养子孙违律者，有时亦应还正之。已离、已正之后，即不从男家或养家缘坐，固不待言。至于应缘坐之罪已发之后，始诉请者，亦因不发生亲属关系之故，不从男家或养家而缘坐。惟养子反逆，而收养须离、正者，则养父母亦应不缘坐，而缘坐其本生父母。又自正犯(所亲)应具之属性言之，道士及妇女，若部曲、奴婢等，犯反逆者，止坐其身(贼盗二)。 缘坐有时因某种情形或性质不同，在处罚上亦有例外，学者称之为缘坐者处罚上之特例。如缘坐中，以谋反、大逆之缘坐为重，情者、减者，亦不得享受殊遇(名例九，一0)，又不准赎罪，应除名，配流如法(名例一)而造畜蛊毒之缘坐，虽会赦，亦流三千里(贼盗一五)缘坐人就谋叛以上罪，捕首正犯(缘坐人之所亲)，亦同罪人(正犯)自首例(名例三七)，缘坐人之祖父母、父母犯谋叛以上罪，而缘坐人捕告首者，则亦不予处罚，且罪人得同自首法(斗讼四四，名例三七)。反逆缘坐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名例一八)。 从唐律之缘坐之制看，缘坐亲属中处以死刑的仅父亲及16岁以上的儿子，是封建历代中亲属株连死刑范围最小者。因此，从亲属缘坐的犯罪种类及范围看，《唐律》是封建法律中之最宽平者，因此被后世封建律学家称《唐律》为“得古今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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