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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家庭史 - 第四章 家庭亲属
一、宗亲
宗亲主要指因父系宗族血缘关系而发生的亲属；由于婚姻是血统延续的必须条件，父系宗族中男性成员的配偶也在其内。在广义上，凡属同一宗族的族内成员均可互称宗亲。但正如
前面章节已说明的，“宗”之规模、层次殊为不同，在“宗其为始祖后”的“百世不迁之宗”中，血统相隔数十代的宗人间，除了泛称前辈共同祖先为“祖宗”之外，既无法确定亲属称谓，也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宗亲之“宗”，是指“宗其继高祖”的“五世则迁之宗”。在这个范围内一切男性成员及其配偶，以及未嫁或被“出”而返的女性，均属受礼、法调整的宗亲，并有特定的亲属称谓。
先言直系宗亲。
从己身上溯，第一代直系宗亲是父母。父亦称考，母亦称妣。考妣之称，古籍中有两种解释，后人也有两种理解。其一是《礼记·曲礼》所说：“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祭祀时则曰“皇考，皇妣”。东晋以前的学者多附和此见。其二是《尚书·舜典》所云：“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注曰：“父曰考，母曰妣”，东晋郭璞为《尔雅》作注，征引诸多史料，认为后者为确，考妣仅是父母的尊称，“非死生之异称”。郭见不错。但考妣一般不用于口头称呼。第二代直系宗亲是祖父母，礼制中亦称“王父母”，盖因其在一个家庭中往往处于最高的地位，须“如王者尊之”。在汉代，祖父母称大父母，如宣帝地节四年二月诏：“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语见《汉书·宣帝纪》。南北朝时改称祖父母，如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七月诏：“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预今恩”。载《梁书·武帝纪》。隋唐以后沿之不改。依此上数，递次为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和继高祖(王)父母。“曾”是“重”的意思，而“高”，则表示“最在上”。
曾，意为“重”(冲上声)，再进一层之意，故曾孙又称重孙。玄，本为色彩，指“黑而有赤色者”，这里含“幽远”、“微昧”的意思，谓与己身相隔已远，联系已微。来，往来。来孙即“言有往来之亲”。来孙之后尚有仍孙、云孙，已无实际意义。按古代法律用语，“称子者，男女同”，其余孙等亦如之。习惯上，女性卑亲属亦称女、孙女等等。
次言旁系宗亲。
与己身同一辈份的是兄弟姊妹。先己所生者，为兄，为姊；后己所生者，为弟，为妹。父之兄弟之子，称“从兄弟”。此处之“从”，系“从父而别”之意。习惯上亦称堂兄弟，乃同堂兄弟之简称。旧时居家以三世同堂者为多，故同堂兄弟指同祖而非同胞之兄弟。父之从兄弟之子为再从兄弟，以后递次为三从兄弟和四从兄弟。三从兄弟又称“族兄弟”；四从兄弟因其遥远，又称“亲同姓”，亦即“同姓之亲”。旁系宗亲尊亲属，依与己身关系远近分别为：父之兄称伯(世)父，父之弟称叔父；父之从父兄弟称从祖伯(世)、叔父，后世亦称堂伯、叔父；父之从祖兄弟称族父或族伯、叔父。伯，长也；叔，少也。据《释名》，“仲父之弟曰叔父”，习惯上仲父、季父亦通称叔父。父之姊妹称姑，以后分别为从祖姑(堂姑)、族姑。其他如从祖祖父(伯叔祖父)，从祖祖姑，族伯、叔祖父，族祖姑等等，参见附表。尚需说明，凡长辈旁系男性宗亲之妻，正式称谓是于男性宗亲称谓之后加母字，如伯、叔母之类；凡平辈旁系男性宗亲之妻加妻字，如兄弟妻之类；凡晚辈旁系男性宗亲之妻加妇字，如
，7女至妇、，7女至孙妇之类。又，兄之妻亦称嫂。嫂源于叟，而叟是对老人的通称。称兄之妻为嫂，含有尊严的意思。弟之妻亦称弟妇，则是因其“卑远”之故了。
再言配偶。
男性宗亲之配偶亦为宗亲。配偶双方间以夫妻、夫妇为称。夫，《说文》：“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凡夫之属，皆从夫”。显然，此处之谓丈夫系成年男子之通称。具体到配偶间，丈夫含倚仗之意；或曰夫子、夫君，则尊贵之意甚明。妻，汉儒释为齐，与夫齐体。然本书绪论中曾引甲骨文中之妻字，为成年女子呈跪状，其卑屈低下一目了然。而妇，“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在古代亲属称谓体系中，男性宗亲卑亲属之配偶，均以妇称之，如子妇、孙妇之类。其宗亲身份皆因婚姻成立而发生。以子妇而言，多子之家，长子之妻称嫡妇、长妇，相对之下，其他子妇便成了“庶妇”。子妇称夫之父为“舅”，称夫之母为“姑”。按礼制，如舅姑在世，称为“君舅”、“君姑”，即有如君之尊；舅姑去世，则称“先舅”、“先姑”。子妇对夫之庶母，称“少姑”。依《白虎通》所云，“舅者旧也，姑者故也，旧故老人称也”，而对于夫之父母采此称谓，其义为“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亲如母而非母者，姑也”。另，在礼制下，已婚女子称夫之兄为“兄公”，称夫之弟为“叔”，称夫之姊为“女公”，称夫之妹为“女妹”。后世习惯以伯、叔、姑称之，乃借子之称。又，兄弟的配偶之间，实际上也应算作宗亲。按《尔雅·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弟妇谓长妇为姒妇”；后世称之为“妯娌”，《广雅》：“妯娌，娣姒先后也”。
二、外亲
外亲是母方宗族的亲属。在“同姓不婚”的原则下，母亲来自本宗以外的异姓宗族，故有关亲属称为外亲，《尔雅》中也称为“母党”。
母亲在她出生的本宗，宗亲范围同样上溯至第五代；出嫁女为基本宗亲属虽须降服，但为高祖父母也要服齐衰三月。而子女生活在父系宗族之内，以子女为本位划定外亲，其范围就大大缩小了，从母身起算，不过上溯至第二代而已；母之本宗旁系亲列入外亲者，范围就更加狭窄。其有称谓者，主要是下列三种。
第一，母之直系尊亲属。
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王)父及外祖(王)母；母之祖父母，称为外曾祖父(外曾王父)和外曾祖母(外曾王母)。
第二，母之平辈旁系亲属。
主要是母之兄弟姊妹和从兄弟。母之兄弟称舅，母之从兄弟称从舅。此处之舅，依《尔雅》疏引孙炎的解释，是“旧尊长”之意。母之姊妹与父之兄弟相类似，称从母；后因父而称姨母，参见下文“妻亲”。
第三，母之晚辈旁系亲属。
这一类前后变化较大。
在礼制下，按《尔雅·释亲》，有服者仅一种，即从母之子女，称为从母兄弟和从母姊妹，后世谓之两姨兄弟姊妹。何故如此?尤其是为何舅之子女不在其列?明了它的关键，在于明了其时的服制原则。在宗族制度之下，外亲既属于异姓，相对于宗亲而言地位很低，原则上只归五服中最远的缌麻亲，即《仪礼》所谓之“外亲之服皆缌也”。依此，舅父仅为缌麻亲，舅父之子女自然被排斥于五服之外。然则，从母之子女为何又有正式称谓?盖缘于加服制度之故。在外亲中有两种例外，一为外祖父母，一为从母，均列入近于缌麻一层之“小功”。他们之所以特殊，前者是“以尊加”，即因名位尊贵而升格，后者是“以名加”，即因“从母”有“母”之名而晋级。从母由五等身份享受四等待遇，其子女遂可“升堂入室”，跻入五服。
封建社会基于家庭制度的特点，服制有所修正，从现有资料看，最晚在唐朝，舅与外祖父母，从母一样，也列入“小功五月”之亲，因而舅之子称内兄弟、姑之子称表兄弟，均与两姨兄弟一样，列入缌麻之亲。此制直至明清而不变。
三、妻亲
在《尔雅》中，有“妻党”一类，多为因婚姻成立所发生的妻方亲属。然在唐宋律中，妻族在外亲之内，不再独立。自明代起，于法律上专设妻亲一目。
成婚之后，按礼制，夫称妻之父为外舅，称妻之母为外姑。与妻称夫之父母相对应，惟以“外”字冠之，含“外姓”之义。后，妻父又称丈人、岳丈、岳父，妻母又称丈母、岳母。丈人，始出于《论语》，为长老之通称。以之称妻父，据说自汉始。《泰山道里记》：“绝巅西，里许，为丈人峰，状如老人佝偻”。泰山为五岳之首，故多有人云称妻父为岳丈、岳父者源于此。按《酉阳杂俎》：“玄宗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女
郑镒本九品官，封禅后因说骤迁五品。玄宗怪而问之，镒无辞以对。黄
，7方番绰曰：“此泰山力也”。自此，妻父又有泰山之别称。另外顺言之，妻之父母称妻之夫为
字从士，从胥。“闻一知十为士”，“有才知之为胥”。故以
相称，极富褒彰奖掖赞赏的意味。
妻之兄弟姊妹无服。但有称谓，恐因关系较密切之故。按《尔雅》，“妻之兄弟为甥”。须说明的是，称为“甥”者，尚有姑之子、舅之子和姊妹之夫。据《尔雅》注所说，同一称谓系“四人体敌”之故。对妻之兄弟，后世俗称为“舅”，亦是借子之称。“妻之姊妹同出为姨”。这里之“同出”，指俱已出嫁。《尔雅》所以强调“同出”，是因为在宗族制下，联姻具有政治意义，对已婚的妻之姊妹特别重视。后世不再受这种因素的影响，不论已婚未婚，一律以姨相称了。
以上为古代亲属分类及主要亲属的称谓。另外尚有若干有称谓的亲属，如“出”、“5”，7女至”、“离孙”、“归孙”之类，或前文已有提及，或嫌过于琐细，不得详述。惟尚需一谈的是，一家多女皆嫁，“两
相谓曰亚”。此处之“亚”，是“相亚次”之意，“一人娶姊，一人娶妹”，先后有序，故称“姻亚”，后世俗谓“连襟”。据《容斋随笔》，连襟之称，宋已有之。
四、妾之地位
妾在夫家是否为亲属?瞿同祖先生大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尝谓：“妾在家长家中实非家属中的一员。她与家长的亲属根本不发生亲属的关系。不能象妻一样随着丈夫的身份而获得亲属的身份。她与他们之间没有亲属的称谓，也没有亲属的服制”。并于注文中补充：“除对家长，家长祖父母、父母及家长之子外，皆无服。但对家长诸人之服亦不足以证明其间有亲属关系，并无报服，此种服制纯由于分尊义重。”我们对瞿先生及其大著极为钦敬，惟对此说不敢苟同。
诚然，妾价买而来，“以其贱同于众物也”，故为主人之所有物，主人依法可为所有权意义上之处分，具有客体的性质。在主人家庭中，妾地位低下，备受歧视，无完全之法律人格，佐证颇多。但这并非表示妾是与物毫无区别之纯粹客体，完全没有权利能力，被绝对摒斥于亲属之外。姑举几例言之。
例一，妾与妻享有某些相同的民事权益。如《旧唐书·食货志》：“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寡妻妾(给田)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唐六典》：“给公粮者，丁男日给米二斤，盐二勺五撮，妻、妾、老男、小则减之”。
例二，妾与妻一样从亲属缘坐法。如《唐律疏议·贼盗》之首条：“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注：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疏议云：“部曲不同资财，故特言之”；“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推而可知，妾亦不同资财，故明列之，且与妻并论，并无异处。
例三，在刑事法上，妾为无服之卑幼。如《唐律疏议·贼盗》：“诸略卖期亲以下卑幼为奴婢者，并同斗殴杀法”。注：“无服之卑幼亦同”。疏议：“无服之卑幼者，谓己妾无子及子孙之妾”。依此法，略卖妾为奴婢，与略卖弟、妹、子、孙、兄弟之子孙相同，徒三年。例四，妾有条件地适用荫庇封赠法。如依律五品以上官之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可“听以赎论”；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无嫡母时可封生母，而庶子之生母显系父妾。
例五，妾侵犯夫之直系尊亲属，与妻犯同论。如依唐制，“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殴者绞，伤者皆斩”。惟犯夫家其他亲属较妻犯处罚为重。
例六，在服制上，妾须为夫及妻、夫之父母、己身之子及夫之长子、众子服；且即使在明清，嫡子、众子也须为庶母服齐衰杖期，庶子为所生母服斩衰三年。可见，“无报服”者，仅指夫及尊长，在子(无论嫡众)均有报服，且服制堪重。
仅据上述，已不难窥知妾在法律上之“不完全主体”地位，也可得出与前文所言“准婚姻关系”相对应，妾在夫家具有“准宗亲”性质的结论。
妾与其所依附的男子如何称谓，代有不同。概而言之，先秦时代因妾“同于人臣”，故不得称夫，而称为“君”。唐宋，“妻妾俱名为婚”，妾与妻均可以“夫”称之。元时仍称“夫”，《元史·刑法志》：“诸受财纵妻妾为娼者，本夫……杖八十七”可证。明朝改称“主”，清朝则谓之“家长”。如此看来，古人之早期与晚期，在对“夫”之称谓上较重妻妾之别，中期似不甚严格。然唐宋在称谓上虽较宽泛，妻妾之别仍如泾渭，盖因其“等数相悬”之故。
妻妾关系，所需特别注意者有二。其一，按礼制，“妾事夫入，如事舅姑”，见于《礼记·内则》。封建制下亦如之。《魏书·赵郡王传》：“妾之于女君，犹妇人事舅，君臣之礼，义无乖二”。在服制上，妾为妻服齐衰，而妻于妾无服。妻妾互犯，得罪各别，原则上妻犯妾同于夫犯妾，反之，妾犯妻者与犯夫同。其二，历代礼法皆设妻妾乱位之禁，不准以妾为妻。西周已有此制。春秋，齐桓公于阳谷会诸候，按管仲之策，重申“无以妾为妻”，事见《公羊传·僖公三年》。《汉书》载孔乡侯傅晏“坐乱妻妾位免”，可知其时律有禁条。西晋，武帝泰始十年诏：“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由内宠，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李唐制度愈严。《唐律疏议·户婚》认为，“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约，便方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三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宋依唐。元制无载。明清律禁妻妾失序，然处罚减轻，止于杖刑。
五、立嗣与立嫡
立嗣是古代一项重要的亲属拟制制度，指无子者选立他人之子为嗣子。《尚书·大禹谟》之“罚弗及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之“利后嗣”，其“嗣”均指后继子孙；《礼记·曲礼》之“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按，世子即诸侯之嗣子)其“嗣子”则专指嫡长子。无子者立他人之子为嗣子，是在宗祧继承制度之下对血统承续的一种拟制性补救措施，素为古代礼法所重视。
在宗族制下，大宗不可无后，故《礼记·杂记》云：“大夫……无子，则为之置后。”置后即立嗣。《仪礼·丧服》之“为人后者”，即指嗣子。依《仪礼》传，礼制设定的立嗣条件是嗣子须是同宗男子，即如其所说：“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唯有如此，才符合“收族”的宗旨。立嗣的效力，嗣子不仅对嗣父，而且对嗣父之直系宗亲、嗣父之妻及妻亲，均与亲子同，即：“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西汉，家族制度甫建，嗣子仍称“父后”，《汉书·文帝纪》和《景帝纪》可证。宗外立后称“非子”，为律之所禁。《汉书·功臣表》：“杜嗣侯福，坐非子、免”。及至三国，称法依旧。《魏志·武帝纪》载曹操语：“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
隋唐，制度趋于细密，唐朝律令的规定要者有三：其一，立嗣时称收养，以同宗辈分相当者为限，禁养异姓之男。唐《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唐律疏议·户婚》，律：“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疏议：“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此处之“与者”，以被动为限，倘祖父母、父母“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则“徒二年”。者二，禁止良人收养杂户、官户之男及部曲与奴，犯者处徒、杖刑，并须改正、还正。其三，收养一旦成立不得任意解除，唯自生子及养子为送养方之独子者例外。《唐律·户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
明清，以唐制为基础，又有发展与变通。观其特点，主要是逐渐放宽对嗣子宗亲身分的限制，并设置了若干特例。明清律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明律：“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八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上述规定，原则依旧，然于确定顺序后延及“远房及同姓”，违法处罚也有减轻。依《明律·户律·户役》所附条例，于律文有所变通：“无子立嗣，除依法令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清朝又有两项补充。其一，设立兼祧制。《清律·户律》附例：“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厢情愿者，取具族甘结，亦准其继承两房宗祧”。其二，在旗人中允许立异姓亲属(实即姑舅甥侄)为嗣。雍正十二年曾定例，许八旗无嗣之人依程序继立异姓亲属为嗣。乾隆五年户部奏准旗人专例：“如实无昭穆相当之人，准继异姓亲属，取县参佐及族长、族人、生父列名画押印甘各结，送部准其承继。”
立嫡之制派生于嫡长子继承宗祧的原则。在殷商，王位采用“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继统法。西周，随着宗族制度的完备，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和“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准绳。依礼制，嫡长子以外之诸子泛称“众子”，《仪礼》郑注：“众子者，长子之弟及妾子”。其中妾之子又称庶子。立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仅是程序问题，而立其他人为嫡，则属于身分拟制的范围。所应强调的是，立嫡仅是身分的拟制而非亲属的拟制。古制，出于承袭的需要，礼法均有立嫡制度。以唐为代表言之。依《唐律·户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嫡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依唐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为户绝。
六、非亲属收养
非亲属收养，即收养与本人无亲族血统关系之未成年人为子女。在当代，这是收养的主要形式，而在古代则不受重视，在全部亲属拟制制度中处于很次要的地位。
先秦时代的宗族制度极重血统，且宗族本身具有养老抚孤的职能，故礼制中不见非亲属收养之制。其影响十分深远，直至西晋，“异姓相养”仍为“礼律所不许”。现在所能见到最早关于非亲属收养的法规，载于《唐律疏议·户婚》。其律文是：“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其疏议谓：“其小儿年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性。如是父母遗失，于后来识认，合还本生；失儿之家，量酬乳哺之直”。从以上律及疏看，第一，收养异姓男，以三岁以下遗弃小儿为限，法律之所以允许，旨在救弃儿于“性命将绝”，实即在无社会救济措施背景下，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不悖于儒学之“仁”。第二，此种收养，不受养父母无子的限制。第三，此种收养一经确立，养父母与养子即形成法律拟制的亲子关系，养子须从养父之姓。第四，对“遗弃”和“遗失”加以区别。抚养他人遗失之子只相当于代养，不形成拟制血亲，如生父母认领即应返还。明清法律大体如唐，惟强调收养之异姓子不得为嗣，但享有继承权。另，封建法禁养除三岁以下弃儿之外的异姓男(清朝旗籍异姓亲属例外)，但一般不禁止收养异姓女，即如《唐律疏议》所宣告之“养女者不坐”，盖因女子终将离家出嫁，与父系血统无关之故。
有的书籍将“义子”也称为“养子”，恐未尽妥当。义子，假子也，只是名义上的假托，即非“恩义”相连，亦无收养关系，不产生收养法上拟制亲属的效力。“法律规定”应酌分财产云云，概属无稽之谈。
七、荫庇制度
荫庇制度是派生于亲属关系的法律特权制度。荫，《说文》：“?阴也，从?，阴声”，通常指树荫，如《荀子》所谓“树成荫而众鸟息焉”；亦作动词用，意为庇护，《说文》：“庇，荫也”。庇含蔽、覆之意，如《左传》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句。古人多以树木喻宗族，故“荫”一词，如形象而言即俗语之“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意思。荫庇在法律上则意味着亲属推恩，即因一人之职高位隆，恩泽及于亲属，犯罪予以减免。
在中国古代，荫庇制度源远流长，一以贯之，且日臻完备，代有变迁。周有“八辟”之礼，汉设“上请”之制，隋唐健全“减”、“赎”之法，均含荫庇于其中。
荫庇亲属，自君王始。其主要表现就是“八议”中之“议亲”。《周礼·秋官》云：“以八辟丽邦法”。“八辟”即后世于曹魏正式入律之“八议”。“八议”之中，“议亲”居首，此处之“亲”，仅指“皇帝”。包括：皇帝本人袒免以上亲，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及皇后小功以上亲。依规定，凡此范围内之人，如犯死罪，享有两方面的优遇。一方面是不适用普通司法审判程序，而是皆须先奏请议，获准后由都堂集议，议定奏裁，“曹司不敢与夺”；另一方面是不受法条限制，奏议既须“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裁断亦须“取决宸衷”，自然多获减免。依《唐律疏议·名例》疏议，此制之设，旨在“内睦九族，外叶万邦，布雨露之恩，笃亲亲之理”。同时规定“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盖缘“亲亲”以纲常为先，不得与之癥牾之故。
一般官贵荫庇亲属，首先是适用“上请”之制。上请，指官贵及其亲属犯罪，不受普通司法管辖而迳行奏请皇帝裁断减免的制度。它亦兼有程度和实体两方面的法律意义。据《汉书·高帝纪》：汉高祖七年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开上请制度之先河。唯汉朝此制特点有二，一是多适用于官吏，仅平常时扩及“公、列侯嗣子”；二是适用于特权人的几乎一切犯罪，无详细区分。隋唐以后，特权体系趋于完整，因有减、赎之制，上请仅限于死罪，荫及亲属包括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期以上亲及孙。并有“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的规定。
一般官吏荫庇亲属，其次是适用减、赎之法。减等之制亦见于《唐律》。依其规定，凡属上述有“议”、“请”特权者，有七品以上官、爵者，以及“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至于赎，则久已行之。赎，贸也，易也；赎刑，即以一定代价换取免于执行本刑。《尚书·舜典》即有“金作赎刑”之说，《吕刑》有“罚锾”法，实则亦为赎。春秋盛行赎刑。《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有“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的规定，是迄今可见最早的荫赎法条。按唐宋之制，除享有“议”、“请”、“减”权利之人及九品以上官外，“官品得减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以下罪听赎；五品以上官之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亦听赎论。明清的赎刑在总体上又有发展，如清律将之区分为“佃赎”，“收赎”、“赎罪”三种，其中，赎罪中含有荫赎，惟范围缩小到官员之正妻之类。
唐宋法律还规定了荫庇适用中的种种细节，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关于妇女。一方面规定妇人有官品邑号者不得荫亲属，另一方面规定可荫妻，子亦可荫母，包括出母及因“犯夫”致罪之母。二是关于官品的荫亲属效力。规定在适用荫庇时，“以理去官”者，与现任官同；赠官(死后追赠之官品)和视品官(本非职官而享受职官待待遇者)与正官同；“用荫者，存亡同”。明清法律正条中荫亲属规定不多，实际仍执行荫庇原则。观其律例，大致可区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享受与八议之人同样的特权，在程序上不准法司擅自勾问，在裁处上亦须议定奏闻，由皇帝决断。另一类是皇亲国戚及功臣勋贵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婿、侄，以及四品、五品官之父母、妻及应合荫袭子孙，犯罪后于审理上适用普通程序，不必另行参提，但裁决之权不在有司，而是操于皇帝之手。
封建法律中的荫庇，既然旨在提倡孝慈之心，维护骨肉之情，以维护家族主义为目的，就必然要防止其滥用，以免有悖立法的本意。因此，它们明确规定凡属违背亲属关系准绳的行为，不适用荫庇之法。以唐宋法律为例，即设定了种种限制。一方面在“赎章”本条中规定，凡属“五流”中的过失杀祖父母、父母，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告祖父母、父母之从犯(首犯论死)，，7口兄诅、厌魅祖父母、父母，杀小功尊属、从父兄姊，以及应处徒刑的过失杀伤期以上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等犯罪，均不得因受荫而减赎。另一方面特置一条，明定：“若籍尊长荫而犯所荫尊长，及籍所亲荫而犯所亲祖父母、父母者，并不得为荫；即殴、告大功尊长、小功尊属者，亦不得以荫论”。
八、亲属互犯
宗法制下，极重伦常。《孟子》有云：“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谓“五伦”。“五伦”之中，亲属居其三。所谓“因伦制礼，因礼制刑”，正说明亲属关系是制刑的一个基准。到了西晋，礼律进一步结合，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即是既周以降立法精神的总结与升华，又是此后历代王朝修律制令的基本依据。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意为亲属互犯，按服制的远近，以亲疏、尊卑、长幼为定罪量刑的尺度。如系人身侵害，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反之，服制愈远，以尊犯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如系财产侵害，则取相反的原则。
亲属互犯，首先是父子、夫妻互犯。关于人身方面的父子、夫妻及妻与夫家亲属互犯，
前面章节所述甚详，本节不复再言。以下，从两方面略作讨论。
第一，杀伤及殴詈。
在封建法律中，卑幼杀伤尊长，有三个方面的互相联系的法律后果。其一，凡属“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皆为“十恶”中之“恶逆”，为“常赦所不原”。其二，凡属过失杀伤期以上尊长者，一律加重处罚。依《唐律》，一般的杀伤，“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而于尊长有杀伤行为，如系“谋杀期亲尊长”者，皆斩，依“举轻以明重”原则，伤及既遂者自然亦斩；如系“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按指大功以下)，较谋杀凡人加重一等，流二千里，倘若已杀，则“罪无首从”，皆斩，明清刑名增设凌迟，谋杀期亲尊长，已行者斩，已杀者凌迟处死。以上为故杀，倘系过失杀伤，只能减故杀二等。按明清法律，因事逼死凡人仅处杖一百，但若逼死期亲尊长则处绞监候，大功杖一百流三千里，小功杖一百徒三年，缌麻杖九十徒二年半。反之，尊长杀伤卑幼则采减轻原则。如系谋杀，除因“谋产”而犯者外，“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由唐宋至明清法律规定皆如是。
殴詈，在立法上与杀伤采取完全相同的原则。若殴大功以上尊、长或小功尊属，列入“十恶”之“不睦”。大功尊，指已婚妇女在夫家的大功尊亲属；大功长，指从父兄姊；“以上”，包含伯叔父母、姑，兄姊之类。小功尊属，指从祖父母、姑，从祖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及舅、姨之类。依唐宋律，殴兄姊，一般徒二年半，伤者徒三年，折伤者流三千里，刃伤、折肢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皆斩；詈兄姊杖一百。倘殴詈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比殴詈兄姊各加一等。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加一等；伤重者各加凡斗伤一等；若殴从父兄姊有二事以上或“因旧患令至笃疾、断舌及毁败阴阳者绞。依明清律，骂詈缌麻兄姊笞五十，小功仗六十，大功杖七十，期亲杖一百；属于尊属者又较同辈尊长各加一等。反之，尊长骂詈卑幼自属无罪。若殴，以关系之亲疏及后果之轻重区别论之。兄姊殴弟妹，己身殴兄弟之子孙及外孙，不致死者不论，殴杀者徒三年，以刃及故杀者流二千里，如系“过失杀”也不论。大功以下至缌麻尊长殴卑幼，无伤不论，至折伤者比凡人减一至三等论处，至死者绞；殴杀从父弟妹及父之兄弟之子孙者，流三千里；以刃及故杀者绞。另，卑幼对尊长所为之人身侵害不得施行防卫，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贯原则。
第二，盗窃。
“取非其物”曰盗。李悝尝言“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可见古代法律对盗罪之重视。一般之盗罪，处罚皆重，惟亲属互盗，处罚较轻，且服制愈近处罚愈轻。究其故，皆在维护家族成员的亲爱与和睦，在立法者须明刑以弼教，凡无关政治大局者，皆应屈法以伸情。
宗族制下实行家庭财产共有制，故宗族内部无“盗”之可言，妇女犯“窃盗”为七去之理由，也不过是将夫宗财产向外转移之意。《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皆战国之制，其《法律答问》有条文谓：“子盗父母，不为公室告”，如行告，官府不予受理。这是眼下可见关于亲属相盗的最早规定。
依《唐律》和《宋刑统》：“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依《元史·刑法志》，元制与唐宋同，并规定“止坐其罪，并不在刺字、倍赃、再犯之限”。明清法律亲属相盗减轻之主体范围增宽至无服亲，减等亦依次递增，缌麻减二等，小功减三等，大功减四等，期亲减五等，见明清律之《刑律·贼盗·亲属相盗》。按明清之制，犯盗本须刺字，初犯刺左，再犯刺右，惟亲属相盗得予免刺，与元制相同。
以上为窃盗。但如系强盗，缌麻以上，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尊长犯卑幼仍减等科刑。如系同居卑幼，与他人勾结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论处，罪止徒一年半；与之勾结之“他人”，则“依常盗罪减一等”。若有杀伤，以杀伤尊长本律论罪；按明清律，他人杀伤，卑幼纵不知情，亦依杀伤尊长从重论罪。
九、亲属相奸
亲属既入伦常，亲属相奸自是乱伦，素为礼、法所严禁。《尚书·大传》：“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御览·六四八》：“宫者，女子淫乱，执置宫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一言女子处宫刑亦为生殖器官之破坏。“男女不以义交”，当含亲属相奸在内。秦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商鞅曾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令，始皇会稽刻石有“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薭诚”之语。汉律称亲属相奸为“禽兽行”，法特重之。在唐宋，常人相奸处徒，明清只处杖刑，而亲属相奸，若在小功以上以及奸父祖之妾，皆入于“十恶”之“内乱”，罪在不赦，处罚极严，其他亲属相奸制裁亦重，五服之内皆在徒刑之上。例言之如次：
唐宋律，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子女者，绞；元制，与侄女及媳奸者皆处死；明清律，和奸期亲或子孙之妇皆斩，奸父祖妾与同。
奸大功、小功亲(如伯叔祖母、堂伯叔母、祖姑、堂姑、堂姊妹、兄弟妻、侄妇之类)，在唐宋，和奸者流二千里，强奸者绞；明清和奸者加重至绞，强奸者斩。
奸缌麻亲(如曾祖姑、堂祖姑、族姑、族姊妹、再从侄女、堂兄弟妻之类)以及缌麻亲之妻，在唐宋，和奸徒三年，强奸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在明清，和奸杖一百并徒三年，强奸者斩监候。另，和奸同宗无服亲及无服亲之妻，唐宋律无专条，按明清律与“刁奸”凡人同罪。
以上，和奸者，不区分尊卑长幼，男女双方同等论断，唯强奸者只处罚一方。.
十、血亲复仇
总的说来，血亲复仇为礼所许，为律所禁。而封建法律在禁止复仇的同时又不失变通。
礼制下之复仇，以血亲复仇为主，但并不以之为限。《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朋友有交游之谊，也在“五伦”之中，故有复仇的义务。当然，比起血亲复仇来，它就居其次了。《礼记·檀弓》等载有孔子关于复仇的言论。儒家崇尚复礼，所以倡导复仇，对后世观念的影响极大。《周礼·秋官·朝士》载复仇之制，并非绝对的任意，是要先行申报的：“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依《地官·调人》，对于过失杀伤，应予调停，令杀人者移乡避仇：“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难父之雠，辟诸海外；兄弟之雠，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雠，不同国”。又有关于复仇的限制，即：“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雠之则死”。因“义”而杀人，迁移他国，不许子弟追杀。《左传》说“杀人不忌为贼”。此处之“杀人不忌”指违法杀人，与之相对的是合法杀人。是为允许复仇杀人的佐证。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复仇之风甚盛，故尔孟子才发出感叹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言冤冤相报，杀人之父与杀己之父，仅一毫之差。
民间的血亲复仇与国家的法律权威是不能并存的。家国一体格局的瓦解，国家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对复仇的禁止。秦律中屡见“擅杀”的罪名，是否包括复仇杀人，不得其详，但从法家极力否定“亲亲”原则看，对血亲复仇是不应首肯的；从法家极力强化国家机器，主张“缘法而治”、“权制独断”看反对民间复仇也在当然，惜无文献可为确证。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桓谭曾上书云：“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仇怨结，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今且申明旧令”。东汉甫建之时所言“旧令”，自是西汉之令，西汉令禁复仇可知。据《列女传》载东汉灵帝时赵娥为父复仇一事，东汉禁复仇无疑。赵娥之父为李寿所杀，手刃李寿后赴官自首，官司欲纵而不逃逸，说：“匹妇虽微，犹知宪制，杀人之罪，法所不纵，今既犯之，义无可逃。乞就刑戮，陨身朝市，肃明王法”。法虽有禁，但礼制和儒家复仇思想的影响殊深，多有人以为是“义举”而行之，这就导致了三国至南北朝的一系列重惩复仇的法令。三国时期，文帝黄初四年诏：“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诏：“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南朝梁太清元年诏：“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北周亦有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的规定。实际上，自此而至隋唐，律令不复再有报仇专条，在唐律，报仇杀人是与普遍杀伤一视同仁，不加区别的。其《斗讼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依此，即使尊长被人殴击，子孙当场致殴击人于死者，亦伤斗杀论罪。玄宗时，州都督张审素遭诬告，监察御史汤万顷查处不实，以致张审素被斩。其子张，7王皇、张，7王秀杀汤复仇。事发后，多有主张宽减者。玄宗诏曰：“张，7王皇等兄弟同杀，推向款承。律有正条，俱各至死。近闻士庶颇有，7讠宣词，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绚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怒。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可见有唐一代，官方反对报复杀人的态度何其坚决。宋承唐制，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具案奏取敕裁”。
法律的基本精神虽为禁止复仇，但儒家伦常观之深入人心，也使当权者常常作出变通的规定或对个案给予特殊处理。如：东汉章帝时曾作《轻侮法》，规定杀死侮辱其父之人者从轻免死，和帝时废之。曹魏明帝时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南北朝原情特赦之例颇多，如北魏显祖赦孙男玉，南朝梁简文帝赦张景仁等等。唐律一方面禁止复仇，一方面规定：“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若死家无期以上亲”，则“不在此限”，这显系为避免复仇而设。元律一则规定“诸挟仇杀人，会赦，为首下手者不赦”，一则又规定“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明清律在强调国家制裁的同时，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子孙痛忿激切，登时将凶手杀死者免罪，但稍迟即须追究，与元制相仿。
另，与复仇相关的是“私和”。亲属被杀，私自复仇虽为律之所禁，但必须告官，由国家予以追究；倘私下和解，亦有悖伦常，为律之所不容。依唐、宋律，祖父母、父母被杀而子孙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按明、清律，子孙私和祖父母、父母之仇，杖一百、徒三年；卑幼私和期亲尊长之仇，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倘属受财私和，则计赃按盗贼从重论处。
亲属关系在刑事法上的效力，除以上各方面之外，尚有其他表现。如略卖期亲以下卑幼为奴婢者，据唐律，同“斗殴杀法”论罪；如系“和卖”，各减一等；知情而买者，又“各加卖者罪一等”。又如律设回避制度，凡鞫狱官与被鞫之人有亲属关系或仇嫌者，唐宋以后均规定“更之”、“换推”、“回避”，违者予以追究。
十一、世袭与封爵
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准，实行官职世代承袭的世官世禄制度，是以西周为代表的奴隶制宗族制度的一大特征。殷商的继统法，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替为用；官分内服、外服、率皆被奴隶主贵族及其家属、后裔把持。周初大封建，“受民受疆土”，古圣后裔、同姓亲属、异姓功臣受封诸侯者凡七十余，姬姓独居五十多；并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政权体系和宗族体系相为表里，宗祧继承和官爵世袭二位一体。这种基本格局维持了数百年，直到春秋才告瓦解，但其影响仍极深远。
总的说来，封建官僚体制强调“选贤任能”，冲破了血缘关系的壁垒。战国时期虽仍有封爵，但既不世袭，亦无封地，所谓“食封”，但食租税而已。然西汉以降，与家族制度相适应，亲属关系在官爵制度上仍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汉初，刘邦以为秦朝之亡系因“孤立之败”，实行王侯制。蔡邕《独断》云：“汉制，皇子封为王者，其实古诸侯也”；“子弟封为侯者谓之诸侯，群臣异姓有功封者为彻侯，后避武帝讳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王侯世袭。后因有吴楚七国之乱，始采“削藩”措施，权虽削弱而名位尚存。又，汉曾制《任子令》，使官吏子弟得以亲任官。《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者(或)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汉书·王吉传》注引张晏曰：“子弟以父兄任为郎”。查《汉书》可知，西汉世代为官者事例颇多，如汲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史丹“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鲍宣、鲍永、鲍昱三世均为司隶校尉等等。因其流弊甚深，哀帝缓和二年“除任子令”，但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复又实行，有诏曰：“以公、卿、校尉、尚书一人为郎、舍人”。三国以后，士族门阀把持政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并沿用任子法，世家大族子弟多以父兄之故而“解褐”为官；且西晋为使“本根”有所“庇荫”，复行封王之制；以及自曹魏至周齐，无不滥设爵制，凡此等等，皆使亲属关系对官爵制度的影响益深。
唐朝设荫官制。惟其所荫，仅叙官阶，并不实授，待遇而已。开元七年令：“诸皇亲缌麻已上，及皇太后周亲，正六品上叙；皇太后大功亲，皇后周亲，从六品上；皇袒免亲，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亲，皇太子妃周亲，从七品上；其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叙。娶郡主者出身，正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邵主子出身，从七品上；县主，从八品上叙”。又令：“诸一品子正七品上叙，从三品子递降一等，四品、五品有正从之差，亦递降一等，从五品子从八品下叙，国公子亦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已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另，据《唐律·名例》疏议：“赠官者，死而加赠也。令云：‘养素丘园，征聘不赴，子孙得以征官为荫。’视同正官”。(按，养素丘园，词出《北史》，养素，涵养素性之谓。)
唐朝又设封爵制。爵位分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九等，多为虚封，只是名义；“言实封者，乃得真户”。爵位可承袭。《唐六典·卷二》：“皇兄弟、皇子皆封国，谓之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皇太子诸子并为郡王；亲王之子承恩泽者，亦封郡王，诸子封郡公；其嗣王、郡王及特封王，子孙承袭者，降授国公”。《唐令拾遗·封爵令》载唐制：“公侯伯子男，身存之内，不为立嫡。亡之后，嫡袭爵，庶子听仕宿卫也。袭爵嫡子无子孙而身亡者除国，更不及兄弟”。开元七年令：“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又，《新唐书·选举志》言及弘文馆、崇文馆生源谓：“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此为亲属之又一方面的效力。
宋制大抵同唐，文烦不引。明朝以后，吏治趋严，爵位之设，为“酬武功”，故“非社稷军功不得封”。爵位可世袭，明嘉靖八年之后，“外戚封爵毋许世袭，其有世袭一、二代者，出特恩”。官吏子孙之恩荫，明清皆须奉旨特恩，且多限于致仕之官。
十二、回避制度
与亲属有关之行政管理方面的回避制度，主要内容有二。一为避讳。如前文曾言，府号、官称不得犯父祖名讳，如犯讳而“冒荣居之”，则不仅免官，尚须论罪。二为避亲就任。汉代即有《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临临”。李贤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也”。就亲属关系而言，禁到外姻原籍为官。如史弼拟任山阳太守，因其妻薛氏为山阳郡属之巨野人，故“以三互自上”，而“转拜平原相”。唐制，“凡同司联事，及句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亲”。即大功以上亲不得在同一机关及同一部门上下级机关同时任职。明《吏令》：“凡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须从卑回避”。清承明制，据《清史稿·岳钟琪传》，雍正二年，岳钟琪季父岳超龙，授河州协副将，“以避钟琪，改张家口协”。
以上，为亲属关系效力在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主要表现。其他尚有禁官吏于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期间作乐、婚娶等等，多为前文所已言，不复立目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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