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犹如古希腊思想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一样，具有发轫和启蒙双重作用。先秦的名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符号学家，其符号思想，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思维深度方面，都曾达到过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名家的符号思想又在先秦各家，如儒、墨、法等家的思想中引起过强烈反响。正如西晋人鲁胜所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①事实也确实如此，名家思想所及，几乎影响了诸子百家中所有重要的流派，形成了一股名辩思潮。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先秦名辩思潮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符号学致思趋向。这种致思趋向，一方面构成了先秦哲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特有的语义分析精神。因此，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的精神特质，其符号学致思趋向是不能不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
一、先秦哲学的符号概念
公孙龙在他的《指物论》中提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是公孙龙整个符号学思想的论纲，同时也大体上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诸子对符号概念的认识水平。
关于公孙龙所讲的“指”，古今都有争论，目前尚无定诂。宋人谢希深受《齐物论》的影响，曾以“是非”释指，后又有人以“代名”释指、以“物德”、“属性”、“要素”、“共相”、“意义”等释指。笔者以为，公孙龙的“指”含义是多元复合的，并非单一的：它有时指指认过程。《礼记·大学》所说“十手所指”，《尔雅·释言》讲“指，示也”，《广雅·释言》称“谓，指也”，等，都是在指认的意义上理解“指”的。俞樾说“指，谓指目之也。见牛而指目之曰牛，见马而指目之曰马，此所谓物莫指也。”②便是对上述理解的典型说明；“指”又指所指者，即物或对象。这时的“指”是物指，即“物”之“指”。公孙龙自己说：“夫名，实谓也。”③正是此意；“指”还指能指，即：指为另一物的表征或代码。《荀子·正名》中说：“名足以指实”，“制名以指实”，其“名”之义，便约略与能指之“指”的含义相当。“指”的含义的多元化导致了使用中的灵活性，有时用一舍二，有时用二舍三，或用三舍二，如此等等，它便要求理解时需细审慎断，才能判定其究竟。然而，如果从总体上把握，公孙龙的“指”恰恰与现代符号学的符号概念相一致。“指”与符号，都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都是外物的有意义的代码。因此，以符号解“指”，是十分贴切的。
关于“指”概念的符号学意蕴，公孙龙本人有十分明确的解释：
首先，公孙龙认为，外界事物没有不能被符号（指）所指称的，而符号（指）本身则为一个人所创设的有意义的形式，用以标识表达外物。他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④这里，公孙龙从符号（指）与外物的关系入手，从总体上说明了自己对符号（指）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外物是符号的对象，而符号（指）则是外物的表征。没有符号（指）则外物不能加以表达，而没有外物，符号（指）又会变成虚幻空浮之物。因而，外物与符号（指）二者互为表里，既不能合二为一，又不能分离为二。由此出发，公孙龙进一步强调说，符号（指）为天下之所无（它原本是人造的），物却是天下自有之物。文明产生后，人借符号表征、把握外物，便出现了离开符号便无外物的情形。如此以来，天下之所无反过来倒成了天下之所有，而原来天下之所有，却成了天下之所无。这自然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以符号代替物自身，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