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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尚无商品房一说，城市住房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依靠祖辈的老房子传承下来、二是单位造房子福利分配给职工、三是租赁房管所公房、或是私房。也有郊区人（城乡接合部），向公社、生产队申请土地后自己建造房屋。但城里人大都住的是公管房，一家四五口人挤在20多平方米老房子现象较为普遍。 我所在厂是城里最小型的一类企业，比起“高大全”的常柴厂、东风拖拉机厂、金狮自行车厂、半导体厂、星球无线电厂、常州的几大纺织厂……自惭形秽。厂里工人走出去与人家大厂比，都感到自卑，男职工找对象也被姑娘们瞧不起。 常说“咸鱼也会翻身”，这一比喻用在我们厂倒也恰当。1983年工厂在老书记带领下，默默无闻、卧薪尝胆，经济上有了积蓄。老书记想到厂里许多老职工和知青没有房子，如果企业再不造房子，厂里职工恐怕一辈子没有房子，更被人看不起，造房子不仅是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也是塑造企业形象工程。 厂小，但造房起点高，一下子就规划了两幢职工宿舍，计“72家房客”，心动不如行动，第一幢大楼很快就开挖了墙基。听到这个消息，原本平静的厂子沸腾了，职工都想分到新房，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大家都想搭“新房子”的车，找领导托关系，职工都成了“地下人员”，暗波涌动、各施本领、竞争得房。 厂里不平静，也引起社会的不平静，原来被人看不起的小厂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不少人找领导托关系想调进这个小厂，都想搭“分房子”一班车。想想看，新房子每户都是60多平方米。当时在社会上有60多平米新房子的家庭是什么“力升”啊，就是在上海做司局长也不过如此，那些科长什么的还搭不上边呢？ 当时领导也很为难，递交住房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到厂部，申请房屋的人数超过了建房数。隔不了几天就会有新人调进厂里（都是有脚力或是后台）。为职工造房子本是好事，却不曾想搞了惊天动地，心烦意乱。 “开弓没有回头箭”，房子要造，厂里的工作还要进行，厂里成立了职工住房分配领导小组。那个时代做什么事，都要成立领导小组，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爱国卫生领导小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企业整顿领导小组……。住房小组成员有厂级领导、工会领导、中层干部、职工代表组成，这些领导成员面上是为职工服务，其实每个成员心里都打着“小九九”，都在为自己利益考虑，所提分房方案也是朝着有利自己方面转化。 其时我在办公室打杂，负责职工房屋情况核查工作。根据职工递交住房申请，发放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申请住房职工要填写家庭成员、住房面积、家庭地址等，住房分配领导小组根据这些情况要组织调查摸底，为今后分房打下基础。 那些天，整天在外面跑东奔西、走东家串西家，倒也把职工家跑了一遍。其中有西瀛里、西直街、大火弄、武青路、南河沿、横兴弄、小河沿、大观路……，也看到了许多风格的建筑，如到红梅公园附近的一户张姓老职工家，其房子沿河边，打开窗户外面就是一条小河，放一鱼竿在窗外垂钓、或是一壶清茶，眺望窗外景色都是一种人生享受，只是房子破旧狭小了。南河沿对面的一户大户人家，以前是木材商，公私合营后，房子被政府收容，二层楼的转盘楼就住了十几家，民国建筑风格。西瀛里的民房建筑风格也自成一气，下面是店铺，上面是住户、全木结构建筑……。当时自己没有文保意识，更没有想到日后常州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式拆迁，也没有拍摄照片留作纪念，现今这些建筑都没有了，唯有这些房屋的片碎影像残留在记忆中。 为了分到房子，厂领导家的门槛都给职工磨掉了一层，其实你跑他跑、你送礼他送物，等于大家都没送，只是肥了领导。就是我这个核查房源的“跑腿”，也没少落好处，为了能替他们美言几句，红塔山烟没少拿。 三堡街沿河边93号，有幢原木材商的房子，是厂里职工宿舍（当时知青回城后，结婚无房临时居住），原临河老办公室、食堂等，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州运河拓宽改造之际拆除。拆迁办分配给厂里的住房，直接落实到职工头上，当年就解决了7-8户职工（有两户厂领导）。职工房子拆迁，或是对方单位分房，厂里补贴又有10 多户（当时实行三三制，男、女方单位、个人各出三分之一）。厂里建房有72户，当时实行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无房得小房分配政策。拿了厂里新房职工须把原先居住的旧公房交厂里处理（私房不在内），厂里能分配的房屋就有100多套。而当时厂里职工人数为180多人，厂领导也就“手中有房、心中不慌”。 在分房领导小组讨论会上，竞争激烈，每个领导都要为送礼职工负责，力求能分到新房，但由于前期房屋资源调查详细，每户职工住房地址、面积、家庭人员多寡、以前是否享受厂里住房补贴等情况一览表清清楚楚，每户房屋均用皮尺进行丈量后，再乘以1.46%，得出房屋的建筑面积。在事实如此清晰的基础上，再强势的领导也不能过份啊，何况领导小组成员都提出住房申请，又必须确保“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潜规则，除非你领导不要房子，真要“捣浆糊”，做到众人怒。讨论虽激烈、不泛拍桌子瞪眼睛，但由于房源多，基本上平滑过渡，皆大欢喜。 为了分到房子，许多女青年急乎乎地找男人，因为分配房屋的硬件之一是必须有结婚证书。单位里有一女青年，亭亭玉立，面容姣好，皮肤白嫩，颇有“林黛玉之风韵”，追求者不断，其孤芳自傲，使许多追求者望而却步，有贼心而无贼胆。而这次分房也使其沉不住气了，也急忙在分房前夕领了结婚证，其“对象”大跌眼睛，使人感觉：“一朵鲜花……”。而她也好多年未与先生圆房，许多年后才生产一小子，喜称老来子。 为了分到房子，许多男青年也急乎乎地找女人，由于有一间60平米新房作“诱饵”或是聘礼，一下子拔高了男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价码，反而更容易找到另一半。 当年房屋流通渠道除了有部分私房出售，公房是不允许买卖，结婚要房子只有走单位造房子的“独木桥”，而造房子的单位都是大企业，进这样的厂要开后门，拼脚力才能挤进。而大企业造的房子分配给谁又是一场激烈竞争。当年是一房难求，比找女人、找工作……都难上千百倍。 分房时候还不知“三公原则”，虽然厂里每个职工都想着新房子，但最后分房还算体现了公正、公平和公开。因为分配新房首先照顾老职工、照顾技术骨干、照顾大龄知青（当然第一是照顾厂领导是心照不宣，如果厂领导自己没有分到房子，那里还有造房积极性，没有厂领导的积极性，也就没有新房子）…… 这个厂的老工人工作辛苦，当时许多工作还离不开肩扛人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工资又低。厂里难得有房子分配，老书记教育全厂职工，不能忘记老职工的奉献，在这次分房中有20多户老职工分到了新房子。有的老职工离退休年龄只有几个月，当他们来拿新房钥匙时，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他们一辈子被看不起，也被自己儿女看不起，当无偿拿到一间新房子给孩子作结婚新房时，其心情激动、兴奋。如今有些老人已陆续走了，健在的老人看到我，特显亲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为他们分到房子，也有我的帮助在里面。 有25户知青分到新房，不分男、女只要是知青，基本上都能分到房子。由于有了新房的坚实物质基础，这个厂里的知青真正做到了男有所娶、女有所嫁，没有一个被社会遗留和抛弃，目前这些知青也陆续退休了，过着不算富裕的小康生活。 领导干部和老职工（有职务）的楼层为二楼、三楼、四楼（部分），知青和技术骨干的房子在一楼、五楼、六楼。有一位厂领导因其是知青，他的楼层就分配在五楼，并没有因其是厂领导而特殊照顾，从中也可窥测到当年厂里分房中彰显公正和公平。 由于房源较多，也就“花露水洒洒”，凡提出申请职工均分到了房子，只有新房与老房、面积大与小差别。而分到旧房子职工，也在以后拆迁中拿到新房或拆迁费。凡拆迁职工只要提出申请，厂里均及时支付住房补贴费给职工，算作当年没有分到厂里新房的补偿。因此，这个厂职工在上世纪末，在全市率先解决了职工住房的“老大难”问题。 企业自行建造房屋、分配房屋之事已过去30多年，当年像这个厂一样造房子、分房子是普遍现象，这个小厂只是千万个工厂缩影之一，也可从中窥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福利分房的一段历史。由企业自行建造房屋，无偿分配给职工居住，每月收取十几元的廉价租金。也正是有了企业造房子分配给职工的因，才有上世纪九十年末单位房改和优惠售房之果。 由于福利分房，拿到房子的职工无需支付一分钱而得到一套住房，并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公住房销售优惠政策，得房的职工无形中省却了一笔购房款，获得了十几万元的福利。而无房职工却没有获得金钱补偿，这是对无房职工不公平，这也是历史的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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