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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事业与书亲 在外人看来，天一阁的大门向来是“封闭”的。然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８日），这扇大门向远道而来的缪荃孙先生徐徐敞开了。 这一时间节点，正处于缪荃孙创办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之后、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之前。缪荃孙登上向往已久的天一阁藏书楼，实现了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缪荃孙（１８４４年－１９１９年），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又号艺风，江苏江阴申港镇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文献学家，是我国传统藏书楼迈向近代公共图书馆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这次登阁的机会来之不易。据缪荃孙撰写的《天一阁始末记》记载，在登阁的前一年，碰巧其内兄夏闰枝任宁波知府，内兄即妻子的兄长。于是，缪荃孙就向他提出登天一阁观书的想法。这位夏知府接受妹夫的请求，到宁波的当年就与范氏后裔商量登阁的日子。虽是知府老爷亲自出面预约，但等候通知的时间依然出奇长。这很好理解，因为按照惯例，天一阁钥匙由范氏分房掌管，所以必须他们一致同意方可开门登阁。幸好，在第二年的春天，总算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范氏给了这位知府一个面子，允许他陪同缪荃孙联袂登阁。 接到消息后，缪荃孙喜出望外。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他由第三个儿子缪僧保侍行，从南京乘江永轮船出发，１１日到达上海。在处理完一些事务后，缪荃孙于１４日从上海搭江天号轮船，１５日早上抵达被他称为“东南雄郡”的宁波。在夏闰枝的安排下，缪荃孙在甬期间入住的是宁波府署偏东位置的官舍。 因为心中有天一阁的吸引，缪荃孙踏上四明这块土地时，自然不会感到陌生。他视天一阁藏书如珍宝，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就购藏有半部《峰真隐漫录》，并请人补录所缺前四卷。该书是《四库全书》底本，即当年范氏后人响应乾隆帝征书号召所进呈的书籍。后来，那批进呈书未有归还入阁，是谓天一阁历史上的一劫。缪荃孙之所以不会觉得宁波生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有必要谈一谈缪荃孙的六世祖缪燧。清康熙年间，缪燧曾在宁波府定海县做过２２年知县，后期还兼任镇海、慈溪、鄞县知县。他清正廉洁，为民减免税赋，深受人们爱戴。他曾组织定海百姓建设一批海塘，而被尊称为“筑塘老爷”。 在登天一阁前的日子里，缪荃孙陆续会见了陆廷黻、童玉庭、盛炳纬、慈溪县知县吴喜孙等旧知、文友、书商，谈论版本收藏心得，获赠友人刻印的书籍，游览城内月湖风光，还前往汲绠斋访书，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转眼就到了４月１８日，那天正好是晴天，缪荃孙与夏闰枝按期前往天一阁。天一阁前的假山园林错落有致，让他眼前一亮，顿生逸趣之感。进入书楼核心位置，缪荃孙记录下天一阁当时的面貌。先说说硬件部分，“阁甚庳隘，然朴素坚固，明制宛然”、“橱用散木，两面开门，界而为五”。天一阁之所以能够保持坚固的建筑，这得益于清代多次修缮。登阁之际，范氏方面派出范渭生、范秋圃二位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阁，约不携星火”。可见，范氏招待宾客有礼数，对于祖传的防火规定如“烟酒切忌登楼”，仍然能够较好地执行。即使达官贵人登阁，也不能不遵守。 在天一阁阅览图书的一般步骤是这样的，“每橱门标每类，例须范氏子孙检阅。余携现存书目细阅，应抽阅者附之范氏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藏书之家范氏选派的两位代表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无法完成最基本的提书工作。缪荃孙就记下了让人尴尬的这一刻，“范氏子见书而不能检，余告之，乃抽出，再检再阅；范氏子挽余自抽，盖目不知书者。余笑曰：肯破例耶？相与一笑”。 缪荃孙对久负盛名的天一阁藏书期望很高，但是开橱所见，“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此时，阁藏书籍经过多次偷盗，散失严重，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故而，在缪荃孙的笔下交织着欣喜和失望之情，“列橱分类，每类止数十本，然皆嘉靖前书。刻本无方体字，抄本蓝格绵纸，令人不忍释手”，他甚至发出了“所见殊不逮所闻”的感慨。 历代名人登阁之后大多会谈及天一阁藏书的保管，如江苏同乡阮元曾写到藏书干燥无蠹蚀，１００年后的缪荃孙眼中却是迥然不同的情形。可见，在这期间，天一阁书籍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坏。那位夏知府目睹天一阁的衰落，当时对缪荃孙说：“再阅百年，遗书尽入虫腹，天一阁其泯灭乎”。幸运的是，历史证明夏闰枝对天一阁命运的预测并不准确。 在略显昏暗的天一阁藏书楼内，缪荃孙到底看了哪些书？根据他的《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主要翻阅了《越绝书》、《洛阳伽蓝记》、《寒山子集》、《太真外传》、《开元天宝遗事》、《颐堂词》、《菊坡丛话》、《两广平蛮录》。 缪荃孙自己的藏书楼名艺风堂，聚书达十余万卷之多。古代藏书家除了购买之外，抄书也是藏书来源的一部分。柳诒徵在《缪荃孙传》一文中，评价他对待“馆阁故家孤本佚文，海内不经见者，必钩取迻抄始快”。夏闰枝和缪荃孙离开天一阁时，希望范氏能代为抄写《宋刑统》、正德《江阴志》两部书。后来，夏闰枝调往湖州任知府，两部书只抄得《宋刑统》。这是缪荃孙登天一阁最直接的物质收获。 登天一阁之后，缪荃孙还兴致勃勃地游历了天童寺、阿育王寺等佛教圣地，这期间还拜访了著名诗僧释敬安，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两座古寺保存的唐代和宋元碑刻，给缪荃孙留下了深刻印象。４月２３日，缪荃孙搭船离开宁波，翌日到达上海，结束了天一阁之行。在宁波期间，他在书坊购买了元明翻宋刻本《元包》、元刻本《礼注会》、闽刻本《礼记》、明版《姚文长集》等多部书籍。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称缪荃孙“毕生事业与书亲”，在访天一阁的行程中，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毕生爱好。 《天一阁始末记》撰写于１９１６年，是关于缪荃孙登阁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见证了清末民初天一阁的藏书情况，其中关于书楼早期历史、长久传承原因、历代书厄、编目经过等内容，沿袭了全祖望、阮元等人的观点。 书楼危难见真情 １９１４年，天一阁藏书大量失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阁”外人缪荃孙主动向困境中的天一阁伸出援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这期间的一大手笔，就是追随黄宗羲、阮元、刘喜海等人脚步，为特殊时期的藏书楼编写了一部《天一阁失窃书目》。 天一阁历史上出现过两个姓薛的人物，一是薛福成，为维修天一阁、编写书目做出过贡献，当为后人铭记；一是令人切齿的薛继渭，他潜入天一阁，盗走大批珍贵书籍，制造了天一阁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书厄”。 薛继渭等人得手后，将窃来的大批书籍运往上海，卖给六艺书局、来青阁书肆、食旧廛书肆。消息传出，引来人们争相抢购。当时，缪荃孙正好寓居上海，他在友人张石铭处看到购入的《书经注疏》、《欧阳集》，以及明刻本、明抄本和登科录等六七百册书籍后，就到收购有天一阁图书的书店看个究竟，顺便进一步打听情况，却遇到了阻力。动荡之际，万卷藏书或毁于兵火，或子孙偷盗、贩卖散出，这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缪荃孙起初也产生过范氏子孙居然肯卖天一阁书籍的疑惑，但是这个想法很快打住了。加之，缪荃孙在书店遭到冷遇，更觉此事蹊跷，于是促使他特地写信给范氏。 奇怪的是，范氏在接到缪荃孙来信前，竟然还不知道阁书已经遭窃。窃贼在天一阁楼上待了１０天左右，大批书籍运出，却没有引起住在阁旁族人的察觉，真是一大奇事。缪荃孙的来信，才引起他们的警觉。于是，就有了后来范氏族人在上海《申报》、《新闻报》连续刊登广告、控告窃贼和书店等诸多事情。 可见，缪荃孙给这些窃贼、书商制造了一个大“麻烦”。 根据日记的确切记载，缪荃孙为天一阁散出之书做过不少努力。如１９１４年６月５日，他与张让三、范氏族人代表范玉森、范兆渊商议赎买天一阁窃书的办法；６月１２日，他利用正在为盛宣怀编写书目的机会，劝其购买天一阁散出之书；６月１５日，他收到张让三来信，得知天一阁藏书失窃之事不能挽回的消息。以上这些活动要早于范氏族人在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广告。 缪荃孙不但率先向范氏通报阁书可能遭窃的消息，还毅然担负起为天一阁编目的任务。缪荃孙在《天一阁失窃书目》序言中称：“兹将调查此次天一阁所失各书，存其目录于左，以备参考，亦藏书家之一掌故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缪荃孙自称“调查”天一阁失窃图书，不知是指实地到阁调查，还是间接调查？目前尚难以确定，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首先，在《艺风老人日记》中并无缪荃孙实地到阁调查天一阁藏书，或者登阁编目的明确记载；其次，当时缪荃孙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并主持《清史稿》的编纂，承担社会上一些藏书目录的编写，工作十分繁杂；此外，他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年老体衰，需要经常服药，不具备远行的条件。 缪荃孙因早前登阁，以及率先来信通报，获得范氏族人的信任，在自身无法到阁的情况下，缪荃孙完全可能让范氏整理阁内残书等基础性工作。这有两个好处，其一有利于编写失窃书目，其二与失书前的书目进行比较，可以作为范氏与窃贼、书商等对簿公堂时的证据。事实上，１９２８年，林集虚在《目睹天一阁书录缘起》中就提到过，民国年间“阁中之书被窃，当时范氏后人将见存书目用红圈标识”。也就是说，缪荃孙极有可能是提出这一建议的人，退一步说，他拿到这部用红圈标记过的《天一阁见存书目》，也是极有可能的。此外，寓居上海的缪荃孙有丰富的人际网络，具备编写失窃书目的优势，比如其与张石铭、食旧廛书肆股东罗振常关系很好，这可以为他查阅、调查阁书提供很大便利。根据缪荃孙的日记，早在１９１４年４月１３日，罗振玉、范伟君、食旧廛书肆另一股东金诵清就向缪荃孙提供过９批天一阁书单。 按照《天一阁失窃书目》的编制和内容，可以看出缪荃孙当年编目是以薛福成的《天一阁见存书目》为底本，遇到书籍尚存的，则一一涂去。整理之后，再清抄出一部《天一阁失窃书目》。这部书目对人们了解民国时期图书的失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这部目录，天一阁失窃书达到１７００余种。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书籍仍在阁内，但是上了失窃名单。缪荃孙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怎会犯下如此的低级错误呢？这就又回到笔者刚才的推测上来了。因为缪荃孙很可能没有登阁编目，而是委托他人如范氏族人上楼整理残书，但是，这些人文化水准不高，缺乏编目的素养，这在缪荃孙光绪末年登阁时已经显露无遗。正因此，也就为《天一阁失窃书目》的错漏打开了口子。 关于《天一阁失窃书目》的完成时间，缪荃孙在《天一阁失窃书目》序言落款处未标年月，但是提到“范氏子孙获盗书贼，根究各书贾之买此书者，涉讼经年，一无所得”。可见，这部书目应该编写完成于官司尘埃落定之后。大概的完成时间可以在下面这条记载中得到启发，１９１５年夏，范玉森在《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上题跋，称“去岁夏，阁书失窃，销售于沪上各书肆，好古家争购之，逮裔孙至杭、至沪，控追已不及，以致全书一无返璧，曷胜叹憾”。通过起诉，遭窃的天一阁图书仍然“一无所得”、“一无返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书上没有钤藏书印。 缪荃孙在编写目录时，心情肯定异常沉重。当年亲手翻阅过的《宋刑统》、正德《江阴志》均在这次事件中从天一阁散出。《宋刑统》先被吴兴蒋氏购去，后流入北平图书馆（后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此书原刊本早已失传，如今通行的民国年间整理本被学界称为重校范氏天一阁本；正德《江阴志》要比天一阁现藏嘉靖《江阴县志》年代早，流往何处已不甚清楚，或许已经毁于战乱。 缪荃孙去世后，藏书逐渐散出。他编写的《天一阁失窃书目》原书已不知去向，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是民国年间的抄本。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天一阁抄得一部《天一阁失窃书目》。那些本是天一阁的藏书，虽然再也无法踏上“回家”之路，记录他们名字的书目辗转半个世纪终于回到了故土。往事并不如烟，但终究也已经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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