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廖蓂阶，雅号北郭处士（1889～1975），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幼时入私塾，习读古籍十载，因聪颖勤奋，四书五经、孔孟之作皆能成诵；书法文墨亦具坚实功底，先祖父甚爱之。清光绪年间，参加成都“新学”考试，名列第三，当局为前三名学子披红戴花，骑马游街，以资表彰。先祖父见其拔类出众，思日后必有出息，遂送先父拜师于成都名中医史松樵门下。因其聪明执着，对中医之书，在史老先生的指导下，皆能迅捷领悟，融会贯通，被史老视作爱徒。三年学药，七年习读古典医籍，并随师侍诊，尽得史老真传，打下了坚实的中医中药理论基础，掌握了熟练的制药、诊脉技能，为先父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先父28岁时，辞别师门，在成都城中巷3号寓所悬壶。此间，先父博采众长，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研究，注重创新，不断从古今医案中寻觅治病良方。他常去书市饱览名家医著，并将可用者删繁就简，编成歌括，背诵熟记，以为其用。如他先后将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众多医家的名著，加以精选，编为歌括；并对前人的一些医著给予点评，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先父不断探索中医新理论、新方剂的精神，加之对患者的友善负责、对诊治的精益求精，使医术得到长足进步，名声日噪，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享誉蜀中了。1931年他兼任成都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1933年兼成都防疫处中医治疗所主任，1935年兼成都国医讲习所副所长，同年5月，兼任创办的《四川医药特刊》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医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先父的学术水平也发展到巅峰，无论在医疗还是在教学和著述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自1955年5月起，兼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中医研究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中华医学会分会理事。同年与四川名老中医蒲辅周、王朴诚、杜自明等三人，同时被推荐去北京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先父因觉年事已长、家丁众多而谢辞未往。1956年初，他受聘于西南铁路工程局基地医院任一等二级中医师，享受专家待遇。1958年任该院副院长，为该医院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该院前政委王惠臣在一篇纪念医院建院100周年的文章中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我们医院中医的辉煌时期。”赞誉：“老中医廖老（廖蓂阶）的诊疗技能，享誉全路，享誉社会。四川（编者：应为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常来联系，指名要他带领高才生实习，传授诊疗技能，外单位领导干部来院找他看病的也不在少数。”自1956年12月起，先父连任成都市第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其间，1961年10月，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享受到党和政府给予的殊荣。
1975年1月，先父因病辞世，享年86岁。
先父从医50余载，造就了很高的中医学术水平，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这与他对中医事业的无限热爱、执着追求以及独特的医疗风格是分不开的。
（一）注重中医理论研究。先父学识渊博，学术造诣很高，尤精于中医内科，数十年中从未间断过对中医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他不但熟谙《内经》《难经》以及《金匮要略》《伤寒论》，而且重视历代名家之医学理论，博采众家之长，取其精华，以丰富自己的中医理论知识。他在自编的《王孟英、喻嘉言、生生子三家医案杂抄》序中写道：“夫规矩有定而病情无定，是在学者神明变化不离规矩，不执规矩则善矣”；“三家医案须详读之，以见往哲辨证之精明，处方之巧当，足为师法”。他在评《白云禅师中风论》时写道：“其所论中风，异于寻常，如论中经中络，皆与《金匮》不合……其所用之方剂，亦异于寻常，此盖其别有师承，独有所见。”先父在博览群书、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勤于笔耕，著述颇丰，成书者有《杂病论》、《新编杂病论》4卷、《时病纲要》10卷、《分类生生子医案汇编》3卷、《叶案精华》2卷、《时病歌括》和《治疗经验》等。其中《杂病论》部分内容被四川省卫生厅选载入《四川中西医合作临床治疗经验汇编》，于195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撰《杂病论》手稿，于1958年选送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展，荣获“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奖状和银质奖章。
（二）强调辨证施治。先父秉承古训，而不拘泥于古，他在一部撰著的序言中写道：“医贵圆通，最嫌墨守”；“盖凡诸证不外虚、实、寒、热，随病论治，本无定法，不可死于方下，倘能灵活运用，则何患病多而方不足哉”。他的所有医著，也皆贯穿了辨证施治的观点。在诊治中，他总是灵活运用古训，对病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处方用药特别讲究精细，以求最佳疗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自制验方40余首，且临床效果显著。因其医术精湛，故受治者多有药到病除之感。几十年间，病家慕名远道前来求治者不计其数。1963年5月，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对他的业务技术鉴定资料中写道：“曾治疗一些疑难重症，以治疗肝炎、高血压病成绩显著，国内各地常有来函反映效果好……在中医界颇有威望。”
（三）坚持以患者为本。他常对生徒讲：“先有病人，后有医生；先有病案，后有方剂”。“当医生就要对病人负责，治病救人。不然，要医何用”？“对病人粗心大意是行医之大忌，不异于谋财害命”。充分体现了他以患者为本的医疗思想。在诊治过程中，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问病时仔细入微，切脉时全神贯注，处方时一丝不苟。他长期担任诊治疑难重症患者的任务，故往往歇诊后，茶饭不思，只能服参汤提神。他体贴病家疾苦，从不收取财礼，而对借行医以谋取私利的行为深恶痛绝。他言：“病家之忧何人不知？乘机窃取私利是不道德的。”先父常为贫苦患者义诊，对无钱买药者还给以资助，街坊邻里前来求治，也从不收取诊费。
他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面对恶性传染病也不回避，且尽心医治。1943年夏，成都地区暴发“霍乱”症，一时人心惶惶，先父毅然参加中医防疫会组织的义诊，夜以继日地为患者诊治，仅此次他就救治患者不下千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工作期间，他考虑到铁路职工流动性大，煎药不便，即带领院内中医药人员，用经验方、协定方，制成方便服用的膏、丹、丸、散、合剂等，受到患者欢迎。1960年前后，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人们体质下降，肝病患者猛增，该院即开设肝炎病房，以应所需。此间，先父全力投入繁忙的诊务之中，他将中医理论结合临床，对肝病进行了深入研究，自制验方数首，在遣方用药上多有过人之处，治疗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将其治疗经验加以总结、交流、推广。同时，还派遣中医师去重庆市等铁路职工集中地区，熬制大锅中药汤，选用显效方剂，开展肝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保护了大批劳动者，为我国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61年该院受到上级嘉奖。在该院诊务繁忙的情况下，先父还常应邀去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处会诊疑难重症。先父高尚的医德，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敬重。
先父为民除病的同时，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与培养中医接班人尤为重视。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家设馆办学，讲授中医典籍，指导生徒领会典籍要领，了解中药性味、功效等基本知识和配制膏、丹、丸、散之法，体会中医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之术，造就了一批中医人才。其中，如蜀中名老中医王朴诚，将其子王伯岳拜师于先父，在先父的精心培养下，成绩斐然，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儿科专家（被载入《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据《四川名医传》记载，1932年，先父与成都四大名医之一沈绍九等人创办“成都国医讲习所”，先父任教务长，并编写讲义和授课，1935年任副所长。至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成都空袭紧张，讲习所停办。该所先后培育合格中医人才200余人，遍布全川，执行中医业务。新中国成立后自1954年起，他还长期为成都市卫生系统组织的中医进修班、西医系统学习中医讲座授课；在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工作期间，为全国铁路系统举办数届中医专修班、西医学习中医班，兼教务主任，编写讲义和授课，共培养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型人才200余人，使他们成为全国铁路卫生系统的骨干。四川省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克光教授，在1991年出版的《四川名医传》的序中赞道：“有长期从事医疗、教学，诲人不倦，培育英才，成绩卓著的何仲皋、何龙举、廖蓂阶、李斯炽、吴棹仙等，以上这些老一辈医家都具有渊博的学术理论造诣，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精良的医疗技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对于中医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为之奋斗终生的奉献精神。”先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弘扬光大祖国的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医后继有人倍感欣慰。
女儿不才，未能继承先父事业，幸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为先父出版专辑，余查阅先父所遗著述，走访先父生前工作单位及个人，搜集到许多宝贵资料，得以撰此小传，以告慰先父，并以期对读者研究本书内容有所裨益。
廖祥祯
2003年10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