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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红楼与砚 砚、砚台，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传统书写工具之一，不但在科技发展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文化艺术上更是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其书写工具无一不与文字有关。书写工具中的重要用具是笔、墨、纸、砚四大基本类型。其中“砚”究竟何时产生，说明颇多，但又多为推测并不确凿。不过有一点，却是确信不疑的，即砚必定是与书写、绘画紧密联系。作为文字表达和形象表现，最初的先人是用线条和颜色（即黑色和赤褐色）来再现的，一旦古人发现了可以显示痕迹的天然材料时，黑色石墨便成为首选。因此加水研磨石磨，获得黑汁液体，用以书写就变为可能。砚，就是令墨（天然石墨、人工制墨）由固体变成液体墨汁的研磨具。《红楼梦》中宝玉初次见到林黛玉，便送给她一个“表字”——“颦颦”，当探春问他“颦颦”出自什么典籍时，宝玉便说出自《古今人物通考》上：“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显然墨石是黑色的，要用来画眉毛，必须事先将黛石研磨过细。说明了研磨之器，就是砚。黛石，便是现代称为石墨的一种矿石。 在文字书写、绘画中直接参与显示形象的是笔、墨、纸，而砚仅是作为墨和笔的助手，间接发生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了砚，墨不成汁，笔不顺畅，也无法书写绘画。砚作为发墨之器，舔笔沾墨，互为关联。所以历来笔、墨、砚三位一体，同进共出，系古代文人随身携带的必备之物。 从考古文物去看，古代原始砚，早在新石器晚期，即出土过石制研磨器和研棒（即墨杵）。在西安半坡出土过彩陶期的研盘、研棒。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中出土过一方玉砚，在河南洛阳出土过西周的两方砚，在湖北孝感出土过秦朝的石砚和研棒。这些东西构成远古的砚和墨。当然其中也不排出研制其他矿物、植物的颜料，或者作为调色器皿，其物品还不能完全肯定出土的文物就是砚台。
但是，到了汉代，由于纸的发明，使得砚与笔都得到更重要的用武之地，需求量也迅猛增加。过去用竹简书写文书的方式，急速消弱灭亡；在绫绢上书写文字和绘画的也急剧减少。纸的产生和应用，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进步。与之相适应的砚也大量出现汉、晋、南北朝时期，砚不仅大量制作，也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如汉代的三足石砚，南北朝的四足砚、雕刻砚、金属砚，出现了石、陶、瓷、铜、漆等砚种。并把纯粹实用性质的砚，提升到观赏、修身养性的程度。砚也逐渐走向工艺美术化的道路。有许多装饰图案，或雕刻、或镶嵌、或髹漆，采用许多手法，使砚更具美观。 其中，汉代的“漆砂砚”，最具时代和艺术特色。漆砂砚，又叫漆铁砚。纯是用矿石粉，或用烧制破碎过的陶瓷灰粉，经过筛选，得到极细的粉末，与生漆调制，放入模具中，经阴干后，磨砺再刮涂更细的砂角漆灰，最后抛磨而成。漆砂砚是汉代鼎盛漆器中的一个杰出品种。具有轻、润、易发墨，好舔笔，不伤毫，造型不受材料限制，能任意塑造等优点。 “澄泥砚”也是秦汉时期的佳品砚。澄泥砚与漆砂砚，从材料到造型制作上均是人为重新制作的砚。而石砚则是在天然生成的石料上进行加工而成的。澄泥砚系用澄泥浆经过一系列筛、澄、柔、荫后再塑造，进行焙烧后，抛光而成。澄泥原本不是为制砚而制，澄泥原来是为秦汉时期皇宫，大庙的砖、瓦而特别创制的材料。所以“澄泥砚”本质上是陶、瓦器。古代秦砖汉瓦相当讲究，所谓金砖、银瓦，均是采取澄泥浆之法加进某些金属、矿粉而烧制的。此种砖瓦材料极为细腻严密，研磨生墨迅速、细润。后来的瓷砚不过是在陶砚基础上的继续，产生于隋唐。所以澄泥砚并非在秦汉时期使用的，而是到了唐宋时期，人们从地下掘出秦汉时代的砖瓦，认为料质细腻，遂挖凹清漕，以充当砚台，即为澄泥砚。所以又叫砚瓦。《红楼梦》（第九回）几个学生闹书房打起来时“秦钟刚转出身来，听得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飞砚来打茗烟，偏打错了落在自已面前，将个磁砚水壶儿打粉碎，溅了一书墨水……也便抓起砚台来要飞。”这里讲的“砚瓦”、“磁砚”、“砚台”均系古代名砚。因此，澄泥砚是由秦汉时期的澄泥砖瓦改制而成的。《古玩指南》曰：“秦汉时，著名之建筑其所有砖瓦系澄泥特制的，其成份完全与澄泥砚相同……及后，天下屡经变化，所有著名建筑，先后毁于兵火……唐宋之时始有由地下挖出，见其质地精纯，工作之佳妙，遂制以为砚。是砖瓦之制在于秦汉而用以为砚者实始自唐宋。”
不过总的来讲，由于隋唐之际，不仅纸业已发达，制墨技术获得实质性突破，早已不再延用墨杵。墨杵是石墨制成的石棒，又称为研棒、墨杵。在秦汉时，已被人造墨块替代；到隋唐时更是无人再用墨杵，天下都改用人造墨块了。这种固体的墨又称墨丸，是用松烟（俗称百草霜），加入生漆、珍珠、麝香、角粉等添加物，经多种工艺制作而成。人工墨的出现，对砚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磨研，发墨、细腻度，坚实和不伤笔毫等均比从前更高。这样，上乘的石砚相继被开发挖掘来，经过反复对比使用，广东端州肇庆的石砚，安徽歙县的石砚，河南济源天坛山盘谷石砚，先后鹤立鸡群，成为当时社会的名砚。 可以说中国的砚，到了唐代，陶砚、澄泥砚、漆砂砚逐渐被天然佳石的砚台所取代。唯有石砚称霸争雄，其他古砚渐渐成为“收藏”领域，完全退出了使用、实用的阵地。石砚的彼此较胜，也只在各产地的石种、石砚的优劣上去比较了，形成了相当完整稳定的砚石产地和制砚的风格。其名砚有端砚、歙砚、鲁砚、洮砚、易砚。加上宋代出现的江山砚、金星砚，砚在唐宋两代业已完全成熟，自成系统，相当珍贵。成为文化人家中极为珍视的四宝之一。文人，尤其是宋代的文人，在吃喝玩乐上直追宋代统治者，在文化艺术上又自树风格。文人性格仿效晋代文士，却缺少晋时文人的放荡不羁、庄老思想和玩世不恭。更多的是灵秀飘逸，在吃喝玩乐上更创出了那个时代文人的品味和形式。在艺术创作和市井文化上更含有生活气息，由此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文化进程。如果说唐以前的文人主要是依附当朝统治者，或本身就是政权中的御用文人的话，那么宋朝时，文人已开始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文人文化同时作为相对个性精神文化，而有别于统治者文化，日益突出张显。 对这种文人精神，曹雪芹把他称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曹雪芹自谓为“顽石”，与黛玉之石，同为一源，所以才有不解之盟。而砚也源于石，成于砚，同样有“石头”情节。石砚之坚实、密紧、细腻、平和，发墨不凝，舔笔而不伤毫端，来自天地之旷野，又集秀于文人灵气之间，当然有它不同凡响的个性。所以天然石头一旦披上人为的颂词使成了“宝”。青埂峰下的“炼石”，到了富贵之家，一下子变成了项上美玉。而山中炕洞的石头，到了大族的书案上，也立刻就变成了“宝砚”。 宝砚，在贾府这种皇亲望族家中，自是不会少了的。皇贵妃元春回家省亲，赐给家人的礼物，“宝钗、黛玉诸妹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贾母携刘老老等人参观大观园孙儿女的别墅时，到了探春房间，“这三间房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 《红楼梦》中除了前文提到的“砚瓦、磁砚”，其余的砚台皆以“宝砚”相称，并没有如其他工艺美术品那样，详细说出名称、品相、色彩、型制；更没有提到端、歙之砚；需要叙述时，也只是以“宝砚”而言之，这倒颇有些怪异。不过从探春房间中的书案上竟然堆放“数十方宝砚”来看，砚在这种富贵书香家族中，乃是平常之物，并无任何出奇之处，也许当中就有久负盛名的端砚、歙砚。不过从清王朝的社会实际来看，在那个时期，端砚在明代早已被开掘殆尽，可以讲端砚有其名而无其砚。历史上的端砚不是被皇宫收藏，就是民间深藏。歙砚虽然还有，数量也不会太多了。不过真正歙水溪边以卵石为贵，以其制砚，所得皆是尺寸较小的砚，没有太大的。这种珍稀歙砚，在宋代末便已经绝迹。而后来市上出现的歙溪石砚，大多数是用歙溪周围地区挖出的溪石冒充的。
作为清王朝，一个少数民族要想统治汉民族占多数，汉文化历史又那么久远深厚的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学习汉族的文化习俗。这里十分重要的是取得汉族文人的好感和养成他们的作风。那么“舞文弄墨”，器重文房四宝就是必要的手段之一。可是倒何处去寻找更多新的砚来当附庸风雅的赏品、礼品呢，据清代有关资料，在山东长山列岛的砣矶岛“鼍矶砚”，又称作“金星雪浪砚、曲阜山尼砚，又称松花砚，是当时较为出名的新砚。清·高风翰《砚史》曰：”北方砚材青州线绿，登州鼍矶而已。”而尼山砚被清代制砚家徐坚誉称“不方不园，因其自然，固差胜于雕镌。”除此之外，清代作为皇家御砚的还有满族人老家的吉林通化松花砚。通化松花砚由绛紫色、深绿、浅绿三色混杂组成花纹，质地坚硬，细腻，抛光后有湿润的光泽和蜡滑感。《砚林脞录》说：“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砚之神妙尽备。”就是对通化石砚优长特色的评价。因此这种松花砚便成了清代王朝的宫廷御用品。 完全有理由相信，元妃赏给宝钗、黛玉等人的“宝砚”，以及探春房中的“数十方宝砚”，极有可能是清代石砚的御用品。只是为了避开嫌疑，防止官方挑剔，而故意模糊起来，只以“宝砚”而掩饰过去。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频频侵占中国，把大量的西方剩余商品倾销进来，西方文化随之涌入，国文地位屡遭威胁。西式书写用具渐渐增多，毛笔、砚等的用途日益减少，石砚的地位便急骤下落。也只有百年的时间，铅笔、钢笔、圆珠笔、蘸水笔等各种现代书写笔，层出不穷，使得原来必须用砚研墨，以砚舔笔、沾墨的砚石用具，退避三舍，不再威风。仅在那些习惯笔墨之疾的少数玩家，尚还留恋不舍；在那些仍然钟情书法艺术的中国书法学者，还有那些喜好收藏的古董人士中间当成“宝”，而珍之。
历史总是不断前行的。从几千年前发明砚到砚，即将退出生活舞台，中间演绎了多少丰富的历史艰辛，创造出难以备述的文化情节。不管怎样，砚作为书写工具，曾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出过力，现在他虽然退居二线，仍然会受到人们的关爱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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