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放开？谁的致富机会来了

据《第一财经日报》消息，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下称“人口报告”)已经上递到决策层，该报告提出了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建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报告是应决策层要求上递的，显示了决策层对人口这个重大公共政策的关切，也传达出一个信号，生育政策有可能在一个很近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

上递的人口报告至少分别来自2~3家单位，可能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3年底，才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的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4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4个孩子。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有关方面本来预计每年会增加200万左右出生人口，但没想到遇冷，2014年仅增加出生人口47万。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45万申请再生育。

这些信息显然已经引起决策层的注意。自今年上半年以来，各个层面有关生育政策的研讨会议相当密集，就是为了给最后的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8月份曾经有一场更高规格的政策调整信息汇报会，但因为天津港爆炸事件临时取消。

另据《第一财经日报》了解，国家卫计委也委派部分专家分赴不少地方调研，一方面摸底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情况，另一方面了解基层计生干部心态，为未来的政策变化做准备。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预警信号。除了2012年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86年到1990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儿潮。再加上2013年底开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18的水平。考虑到漏报因素，这个数据没有被官方采信。但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由多位人口学、心理学博士联合完成的《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表明，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目前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郑真真曾经参与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终生育了二孩，有一部分声称要生二孩的，后来并没有生二孩。

由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人口学者黄文政称，低生育的前几十年是享受人口红利，后面可能上百年要还债，拖累经济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婴儿潮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

“Morebabies,please(请再多一些婴儿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萨特(RossDouthat)曾以此为题撰文，呼吁更高的生育率，为美国经济提供更加充足的动力。

众所周知，1945年二战结束后，大批军人返回美国，1946年，美国出生了三百四十万个婴儿。在此后1946-1964年的18年间，美国共有7590多万婴儿出生，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5%，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婴儿潮也被称为“4664”现象。

随着婴儿潮人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长期。1969年之后，美国这一代“婴儿潮”逐渐进入25岁以上的年龄段，美国住房需求急剧增长，引发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次房地产繁荣。

截至2008年末，“婴儿潮一代”掌握了13万亿美元投资性资产、50%的可支配收入，财富总额约40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70%左右。

美国婴儿潮引发经济繁荣

持续的经济繁荣使这代人的理财方式也和以往不同。人们热衷于投资股票和房地产，习惯于提前消费。美国的个人储蓄率最低曾下降到每年0~1%的水平。强大的消费力、过低的储蓄率和以投资为主的理财观，成为婴儿潮一代的标志，也造就了美国股市和地产业长达十几年的辉煌。

罗斯·多萨特认为，未来美国制胜的法宝在于“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新生婴儿”。今天的婴儿不仅是需求多样的消费者，更是明天的纳税人、劳动力、创新者和企业家。

拉动内需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中，人口的因素功不可没。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研究发现，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中，人口红利的贡献高达27%。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新常态也跟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正是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少子化和老龄化使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迅速调整生育政策，增加未来人口的新鲜血液，是必要的对策之一。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是较早提出并呼吁促发“孩动力”的人口学者。他认为，放开生育限制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婴儿潮所驱动的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

问题是，中国放开全面二孩，到底会带来多大的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对股市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推动力?这一连串问题对于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答案关系到我们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这次生育政策调整。

尽管目前关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各方各执己见，但毕竟还是有客观数据可以做一个仲裁。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2010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18，2011年为1.04，2012年为1.26，2013年为1.24，都处于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水平。

曾有多位人口学者表示：尽管这些统计数据可能存在漏报瞒报甚至虚报等因素，但依然是我们现在能得到最权威的数据，值得决策部门重视。

如果按照这么低的生育率计算，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在刚放开的头两年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可能也不过三四百万，因政策调整而增加的总人口可能达不到3000万，远远低于此前每年增加数千万人的预期。

这样看来，全面放开二孩带来的婴儿潮可能十分有限。新增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孩动力”也将是有限的。笔者观察到，在许多人口学者的眼里，不是担心全面放开二孩后会产生汹涌澎湃的婴儿潮，而恰恰相反，是担心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出生堆积和反弹。

对于进入经济下行阶段的中国来说，“孩动力”是可贵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让这种“孩动力”变成现实，决定预想中的婴儿潮在未来能否让中国经济享受到切实的红利。

人口政策变化及“全面二孩”政策

影响评估

（来源：申宏宏观 作者：李慧勇、王健）

报告结论：

排除此前已有的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1100万目标人群，“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为1.6亿人。假设“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话，1.6亿的目标人群中有55. 6%有意愿要第二个孩子，即8896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累计总效应。但是，政策的效应会在若干年内逐步体现，生育二胎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非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

若“全面二孩”的政策在2016年实施，预计未来四年每年多出生的孩子数量分别为1143.77万人，2001.6万人，1429.71万人和1143.77万人。预计之后四年间可为婴幼儿市场带来的消费增量分别为：1119.58亿元、2194.37亿元、1755.49亿元和1572.93亿元，并且这些影响还会顺延至年龄更高的儿童群体。对婴幼儿消费市场的影响不容低估。

报告正文：

1、“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有限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启动，3月-6月，多数省份集中实施，9月份政策全面落地。那么，“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呢？我们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计算和对比。

1.1 基于目标人群与再生育意愿的测算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来确定政策实施效果。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事前测算的“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有1100万对夫妇。目标人群，也就是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孩的人群，以80后为主，占69.2%，70后占20.1%，90后占8.6%。城镇人口居多占57%，农村人口占43%。

而2014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显示，单独二孩目标人群中43%有再生育的打算，而2015年初，国家卫计委开展专项调查显示，39.6%的有再生育打算。也就是说，即使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有一半以上的目标人群不愿再生育，因而不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因而，与政策相关的实际有效的目标人群数量在2014年为1100万*43%，即473万人。

即使这些实际有效的目标人群有再生育的意愿，但是也不能确定其将会在哪一年选择再生育。因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有效目标人群在2014年生育二胎的可能性。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3 年发布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单独一孩的家庭计划在2014年生育下一个子女的比例为20.5%，据此可以计算出，2014年有效目标人群生育二胎的规模为473万*20.5%，即96.97万人。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计算结果会高估“单独二胎”政策的效果，因为即使不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也有一些家庭会选择“超生”。以浙江单独家庭为例，1月17日实行新政，截至5月31日，已再生育2444人（2444人÷135天=18.1人/天），新生儿孕期明显在新政之前，即使没有政策也会超生。同样可以计算得出湖北“单独家庭”的“超生”人数是40.1人/天。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生育率1.18，浙江只有1.02，湖北为1.34。全国生育率恰好是浙江和湖北的平均值。因此，全国的平均超生率也应介于浙江和湖北之间，按人口加权平均的话则为688.5人/天，每年“超生”25.13万人。因此，可以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实际效果为2014年新增71.84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人，因此，“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新增出生人口仅占全部出生人口的4.26%。

2015年，“单独二孩”的效果将会进一步降低。一是2015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39.6%有再生育打算，低于2014年43%的再生育意愿；二是在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后，政策效应有一次集中的释放，2015年的政策效应将有所衰减。这从一些省份再生育申请、批准数量的逐渐递减就可以看出。

1.2 基于再生育申请数据的核算

第二种评估“单独二胎”政策效果的方法，是根据“单独”家庭办理再生育手续的数据，计算在政策实施之后，会有多少新增人口出生。

同样是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5年7月公布的数据，监测显示，2014年七八月份，全国每月申请量达到15万对左右，目前稳定在每月8-9万对；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多对办理了手续。河北、辽宁、浙江、山东、湖北、重庆、四川等七省市占到申请总量的55.2%。

从政策的实践效果来看，即使批准了再生育申请，最终选择当年生育的也只是一部分。以重庆为例，2014年3月26日至2015年5月31日，全市58583对提出申请，审批58161对，其中23942对生育。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重庆的生育/审批比只有41.17%。河南2014年受理再生育申请3万件，实际出生人数仅为1万。浙江2014年实际出生1.6万余人，而至2014年5月31日，已有43147例符合新政的对象获得批准。再以上海为例，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也只有50%。可以看出，新政实施一年后全国的平均出生/申请比应该还不到50%。即使以50%来计算，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39万多对办理了手续，实际出生的人数也仅为70万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一部分属于即使没有政策也会“超生”的（年均25万人），因此，单独二胎政策实施一年带来的新增出生人数仅为45万人，约相当于2014年出生人口的2.7%。

2、“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

2.1“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

从政策的效果来看，如果立即放开二胎的话，直接受益的人群是目前只有一个小孩的家庭。为此，我们需要估算出目前的独生子女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以得到2005年全国0-30岁独生子女比例及规模。2005年，0-30岁独生子女人数占同龄人口比重为29.3%。由于无法得到后续年份的独生子女规模的数据，我们利用2005年的独生子女占比数据来推算2014年的独生子女规模。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的各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可以加总得到0-30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2.66%。进一步，假设2014年的该比重与2010年相同，结合2014年的全国总人口数据136782万人，可以得到2014年0-30岁的人口规模为58351.2万人。再假设2014年0-30岁的独生子女占同龄人口的比重与2005年相同，为29.3%，可以得到2014年的独生子女规模为17096.9万人，即1.71亿人。据此，将 2014年0-30岁独生子女按照子女-母亲年龄分布分配到育龄妇女，可以得到2014年15-49岁分年龄且子女为独生子女的育龄妇女共1. 71亿。这一测算与翟振武等（2014）的测算结果是很接近的。翟振武、张现苓和靳永爱（2014）测算得到的2012年15-49岁且子女为独生子女的育龄妇女共1. 52 亿。

但是，由于此前已经有1100万的“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这些人已经享受了“单独二孩”的政策，不再受“全面二孩”的政策影响，因此“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为1.6亿人。

2.2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效应

前面计算得到的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可能并没有意愿生育二胎，因此将不受政策的影响。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3 年发布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考虑经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健康等社会和因素个人因素，现有1 孩的家庭中，48. 1%表示要第2个孩子， 38. 4%不要第2个孩子，13. 6%表示‘说不好’”。假设回答“说不好”的人群中也有48. 1%想要第2个孩子，38. 4%不要第2个孩子，那么希望要第2个孩子的家庭占55. 6%，不要的占44. 4%。

因此，假设“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话，1.6亿的目标人群中有55. 6%有意愿要第二个孩子，即8896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累计总效应。但是，政策的效应会在若干年内逐步体现，生育二胎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非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

借鉴翟振武等（2014），“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妇女的一、二胎平均生育间隔在4年左右，那么政策放开后，可以预计妇女的累积生育能量基本会在 4 年内释放完”。并且“2013 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育一孩的妇女计划生育二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未来4年，其中第二年为峰值”。据此，假定放开二胎后，再生育在4年内逐步完成，那么每年选择再生育的育龄妇女比例分别为0.2，0.35，0.25，0.2。因此，可以计算得到，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后的当年及之后三年，每年多出生的孩子数量分别为1779.2万人，3113.6万人，2224万人和1779.2万人。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属于即使没有政策也会“超生”的。从“单独二孩”的执行效果来看，70万的出生人群中有25万就属于这种情况，按此比例类推，扣掉“超生”的比例后，可以得到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后的当年及之后三年，每年多出生的孩子数量分别为1143.77万人，2001.6万人，1429.71万人和1143.77万人。

3、对婴幼儿消费市场的影响不容低估

按照年龄划分，儿童泛指15岁以下的人口。具体包括婴儿（1-3岁），幼儿（3-6岁），童年期（6-12岁），少年期（12-15岁）。我国儿童占总体人口比重呈逐年缓慢降低态势，这对儿童的消费增长不利。但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以及全面放开二胎的呼声越来越高，人口政策将成为影响儿童及相关消费的一个新增因素，值得重点关注。

从儿童内部的年龄结构看，在孩子消费的总体支出构成中，随着年龄增长，玩具与食品的支出比例下降，而文具书籍教育支出比例上升，服装、娱乐消费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以一个儿童的成长为例，0-3岁婴幼儿的大部分消费集中在奶粉、尿裤和营养辅食上；3-6岁消费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与玩具上；7-14岁消费则主要集中在书籍教育上。

我们用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都是较小的，分别为71.84万人和45万人。据Frost & Sullivan 报告，中国城镇家庭的婴幼儿年平均消费金额在2014年约为10883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38倍，因此，中国婴幼儿的平均消费金额为7727.85元。据此测算，“单独二孩”对婴幼儿市场的促进效应仅为55.52亿元或34.78亿元。

而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后的当年及之后三年，每年多出生的孩子数量分别为1143.77万人，2001.6万人，1429.71万人和1143.77万人。根据Frost & Sullivan的测算，2015年中国城镇家庭婴幼儿平均消费额预计为12308元，按照12.7%的年均增长率推算，之后的四年其平均消费额分别是：13784.96元、15439.16元、17291.85元和19366.88元。考虑到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38倍，因此2016-2019年每个婴幼儿的平均消费额分别约为9788.48元、10963.1元、12278.67元和13752.11元。据此可以测算出，若“全面二孩”的政策在2016年放开，预计之后四年间可为婴幼儿市场带来的消费增量分别为：1119.58亿元、2194.37亿元、1755.49亿元和1572.93亿元，并且这些影响还会顺延至年龄更高的儿童群体。

综合第一财经日报(作者：王羚)、申宏宏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