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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简体字，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汉子，已经被推广了半个多世纪了。然后简繁之争，却似乎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可是，从研究者，从文化的角度上看，简化字对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龚鹏程先生在《华人社会学笔记》中，对此有过论述。 内陆文字学界，目前仍以历史文字学为主流，即以《说文》为主，向上钻研甲骨金文，向下论析历代文字流变。但在讨论文字理则时，与台湾不同处，是也要对简化字提出一些解释。以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为例，他就常要为简化字找理据，如云： 简化字“时”可以看作草书楷化字……简化字“长”“为”页）88（第都是草书楷化字。 有时候，使用有本字的假借字，是为了简化字形。如简化字借斗为斗。在历史上，这种情形主要见于所谓俗字，如以只代隻、以参代葠、以姜代薑、以灵代靈、以杰代傑、以勾代夠、以吊代掉等等。这些俗字，有的一直沿用下来，并在解放后的异体字整理和汉字简化中被采用为正体，如上举前五例。有的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如后面二例。（第186页） 有些本来不同形的字，由于字体演变，简化或讹变等原因，而形成为同形字……如歹和歺都变为歹；廣简化为广，跟它的形旁广同形；廠简化成厂，跟厈的初文厂和庵的旧简体厂同形；勝简化为胜，都是这一类的例子。（第217页） 异体字整理和汉字简化中，有不少分化字并入了母字，例如雲并入云、採并入采、鬚并入须、剋并入克、併并入并、阨并入厄、誇并入夸等都是分化字并入母字的例子。（第247页） 在异体字整理和汉字简化中，有不少本字并入了假借字中，例如彊并入强、艸并入草、毬并入球、葠并入参、隻并入只、薑并入姜、灵并入灵、傑并入杰、穀并入谷、葉并入叶、几并入几、醜并入丑、斗并入斗、萝蔔的蔔并入卜、臺檯颱并入台等等。上面这些假借字过去基本上已经取代了本字，如强草参球等。但也有少数假借字，使用的历史大概极短，如代斗的斗、代蔔的卜等。（第249页） 裘先生这本书影响深远，因此我们也与上文所举各书一样，拿来讨论。并非特重其一家之言，而是想透过一个切面，看一个领域的一般现象。在文字学领域，裘先生此书应该是颇具代表性的。 其书与许多文字学著作一样，采用手写影印方式出版。采此方式之原因十分简单：古今字体复杂，造字排印困难，不如手写方便且不易出错。这在台湾也是如此的。但跟台港文字学家不同者，是此书虽手写，却写成简化字。可以推测作者是基本支持并乐于使用简化字的。否则写印文字学著作，大有理由用正体字。 由此立场出发，裘先生也十分努力地把简化字视为古今字体演变之一，去申说其所以如此规定的原因，以上我摘引的部分，便可看出其用心。如云时可看成草书楷化字；以只代隻、以参代葠是有本字的假借；雲并入云、誇并入夸是分化字并入母字等，均属此类。裘先生其实并不晓得政府为何如此简化，但他尽可能地从文字学原理上去为它寻思解释。 由于裘先生的博学，他替简化字找出了不少“根据”。例如以“灵”为“靈”之简，其实没什么道理，两字意思与字形都不同。但裘先生找出了《正字通》，说该书灵字下注：“俗靈字。”于是这个本用以指小儿热的字，简以代“靈”竟是沿袭古已通用的俗体字了。至于那些没什么文献证据可说的简化字，则不再说文证，只做“理证”，说它们是假借或省并，等等。 但这么做，实在很辛苦。因为，裘先生并非不明白字形太简反而会增加辨识之困难，在该书第89页论草书时，他就言道：“草书由于字形太简单，彼此容易混淆，所以不能像隶书取代篆文那样，取代隶书而成为主要字体。”既如此，那些为简而简以致任意归并的字，难道不会照造成混淆吗？本有一字，后来分化了，如云分化出雲、芸；采分化出彩、採、綵；须分化出鬚，原就是为了增加辨义功能，现在将分化字重新并入母字，不是走回头路，开历史的倒车吗？ 原有本字，而俗讹为同音假代，也一样会对理解产生困扰，否则现在学校教师就不该禁止学生写同音的错字。岂能因古代曾有俗讹之例，便大规模因陋就简起来？若说如此因陋就简是可行的原则，某些俗体字，古已有之，如“這”本来就是“適”的俗字，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云：“適”字“三苍古文作適”。可是为何这个俗字又不用，偏去另造“这”字呢？ 何况，俗体字固然有些在历史上确系约定俗成、用得普遍，大家也早已通用了；有些却并不多见，需要裘先生这样的专家才找得着出处。或根本也找不着，如以斗代斗、以卜代蔔之类，连裘先生也只能说它“使用的历史大概极短”，可见文证是极难找的。如此杜撰，文字学家能怎么办？ 再说，都是俗体字，为何某些被采为正体，某些却舍弃了，标准何在？以勾代夠、以吊代掉，未见得就比以薑代姜不高明，为何在《简化表》中便不予承认 那些本来不同形的字，简化后变成同形，如勝简为胜，与腥的古体同形。裘先生也只是叙述了这种现象，却未追问这是个合理的现象吗，会增加混淆吗，有时他反而还要努力去找理由来解释。 而这样做，就没问题吗？不然！裘先生尊重简化字的立场，在讲述文字学时，本来就会显得尴尬。例如第124页说“'隻’既是'获’的初文，又是当单个讲的'只’的本字”。隻怎么看得出与获的关系？獲变成了获，隻与犬的造字关系也就难说得很了。第117页说门“本象双扇门”，列入象形字。但简化为门，还象两扇门吗？第131页，監“字形表示俯首在盛水的器皿里照脸”，臣字即表示人的大眼睛，故甲骨作，金文作 ，现在简成监。如何再说它是“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第190 页又有段话说：“利害，本指好处与坏处，引申而有剧烈、凶猛的意思。一般人觉得'利’字的意义跟剧烈、凶猛等义联系不起来，所以喜欢以'厉’字来代替它。”学生看这段话，若不知厉本该是厉，怎能理解为何要以厉来代利？厉变成简体以后，是完全看不出跟凶猛剧烈有什么关系的。凡此之类，乃是因他讲的本是传统汉字，可是套着简化字这个靴子走路，有时便不免为难。 某些时候，他也会直说简化字弄混了。例如第124页说：“在简化字里，'埶’旁简化为'执’，跟'執’的简化字'执’相混。”因为埶是艺的初文，表种植，与執乃两字，简化后就看不出它原先的区别了。 可是大部分时候，裘先生只是无奈。比如古代酒鍾之鍾，跟鐘鼓并不是同样的东西，鍾类似壶，可是现在都简成了钟；又如纤縴都简成纤，髒脏都简为脏，證明的證与徵谏的徵都简成证，裘先生不好说那都如執与艺一般弄混了，就只能说：“既可以归入由于字形变化而造成的形声字，也可以归入同为形声字的同形字。”（第217页）。 把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合起来看，我们就会理解，要在一个以简化字为政策的简化字环境中教中国文字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温厚如裘先生，有时也不免要抱怨或慨叹，觉得1963年审音委员会对异读词的标准音读审定：“对减少文字异读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有很多词的异读取消后，表示它的字仍有其他读这种音的用法。因此对这些字来说，异读仍然存在”，“在异体字整理和汉字简化中，把有些读音和母字所保留意思的读音不同的分化字并入了母字（如把捨并入舍，把儘并入尽），还把有些不同音的字变成了同形字（如把纤和縴都简化为纤），并且采用了音近通假的办法（如借斗为斗、借卜为蔔），又使有些字恢复了旧有的异读，或增加了新的异读”。对于合并，裘先生也觉得合并並与并、彙与汇、摺与折、疊与迭之类“异类混淆可能性比较大的同音或音近字，就会严重影响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第25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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