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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238年秋开始，到公元262年冬结束，姜维北伐大小十次，其中平手三次（公元250年攻西平，公元253年攻南安，公元257年攻长城）；两次大胜（公元254年杀讨蜀护军徐质，公元255年破雍州刺史王经）、两次小胜（公元238年廖化破南安太守游奕、杀广魏太守王赟，姜维破郭淮，公元248年破郭淮救回胡人首领治无戴）；一次大败（公元256年段谷败于邓艾）、两次小败（公元249年麹山败于郭淮，牙门将句安、李歆降魏，公元262年侯和败于邓艾）。可见战绩胜负相当，胜还略占优势。姜维以弱攻强，面对魏国郭淮、陈泰、邓艾等名将还能抓准战机，斩徐质拔民还蜀、破王经歼敌数万，并将沓中在内的部分陇西领土纳入蜀汉势力范围，已实属不易。甚至在魏国伐蜀前魏少帝曹奂的诏书中都提到：“蜀汉依赖的，只有姜维了（蜀所恃赖，唯维而已）”。 不过小国不顾一切和大国拼消耗，确实得不偿失。三国时代魏国为防吴蜀设立三大军事重镇：西守祁山、中镇襄阳、东固合肥。其中两处都是防吴，一处防蜀。吴虽有长江天险，却不及蜀地群山险固。魏国的战略也是一直是对吴主攻对蜀主防，魏与吴之间战争的次数也超过了蜀汉。由于姜维屡次出师损耗蜀汉国力，最终致使魏国防守重心逐渐西移，更改了魏国攻灭次序，需要承担一定的亡国的责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将守关，万夫莫开”。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姜维没有北伐，而是像费祎那样扼守蜀地天险，蜀汉政权就算不能传位百世，但也绝不会在东吴前面灭亡。这个观点颇有道理。但，更需要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或许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找到答案。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距三国时代六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魏国国君魏武侯和著名军事家吴起乘坐大船沿黄河顺流而下。看着黄河宏大磅礴的气势，魏武侯不禁感叹：“这大山、大河、多么壮观险要，真是我国的瑰宝。”他满以为吴起会附和，但吴起却说：“成就大业靠的是国君的仁慈和美德，而不是山川的险要。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不施仁政，民心离散。再看他的土地，西有黄河，东靠泰山、华山，南边是高耸的伊阙山，北面是艰难曲折的羊肠坂，仍然被商汤所灭。商朝最后一个商纣王，暴虐百姓，残杀大臣，最后众叛亲离，虽然拥有太行山与黄河，但仍然挡不出周武王的仁义之师。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政权是否稳固在于国君有没有美德，能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而不在于拥有多少险峻的山水，占据多少地理上的险要。”魏武侯听了吴起的观点，连连赞同。 其实大可不必引用遥远的战国故事，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写的很清楚了：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而观后主刘禅后期的所作所为，恰恰和其父亲刘备痛恨的桓、灵二帝没有差别。“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感叹刘备任用诸葛亮创建蜀汉，却生了一个扶不起来的儿子。在董允、费祎去世后，刘禅重用多才多艺、善于逢迎的陈祗，陈祗对上顺从刘禅的旨意，对下则与宦官黄皓相互勾结，比姜维的权力都大，宦官黄皓也开始干预朝政，操弄权柄。再到陈祗死后，黄皓更是专权，寡廉鲜耻之人相继依附黄皓，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刘备次子刘永憎恨黄皓，黄皓向刘禅进谗，致使刘永被疏远，十多年无法见到刘禅；大臣罗宪刚正不阿，立刻被黄浩贬到东部去做边将。吴国使臣薛珝出使蜀汉后以一段尖锐的评论还原了当时蜀汉的情形： “主上刘禅昏庸有错而不自知，臣下只求自保免罪。进了朝堂听不到正直的声音，路过民间看到百姓面有菜色。蜀汉现在就像是在房檐下筑巢的燕雀，母子相乐自以为很安全，房子着火就要倒塌，但燕雀还意识不到灾祸来临呢。” 亲小人、远贤臣、朝堂腐败、民有菜色。哪一条不是亡国的前奏。立国两百多年的东汉尚且走向灭亡，何况区区一个蜀地呢？而姜维不断北伐相较于亡国，就好比荆轲刺秦一样：荆轲刺秦，燕亡；不刺秦，燕亦亡。只不过是早几年晚几年的问题而已。 （查阅《又一孔明》作品系列第四章，请点击“姜维：穷兵黩武，不得人心”自动跳转） 天津人，历史爱好者，现于天津电力公司就职，曾在《天津日报》、《今晚报》、《直沽文化》等报纸刊物登稿。文学心得：人的生命是有限，文学作品却是无限的。当几十年后要离开世界时，这些文章就是另一个我，代表我以另一个方式依然活在这个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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