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院深造，结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曾任方剂教研室主任，现为中医教授，方剂学硕士导师，成都市政协委员。１９９１年被国家选定为全国５００名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他在学术上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全面继承，大胆创新。且数十年如一日，教学之余，深入临床，临床之余，着力科研，在各方面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教学上始终坚持以论明理，以案实论，做到论实理透，加之言辞婉雅清新，内容妙趣横生，闻者无不誉为“月下清泉，流于石上”；在理论上，倡言“五脏宜通”和“膜腠三焦”说，言人所未言；在临床上，以调理脏腑“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为治疗主张，对气管炎、胃肠炎、肝炎、肾炎、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病、疑难病均辨证精确，立法精当，用药精省，疗效卓著。其著述有《中医治法与方剂》、《中医方剂与治法》、《中医病机治法学》，以及行将问世的《方理求真》等近３００万言。其中，《中医病机治法学》为其代表作。该书以脏腑为本，从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和盈、虚、通、滞立说，系统阐述了病机三要素；而且以五脏统病机，以病机统治法，以治法统方药，把中医理、法、方、药 第二卷５７２
####
融为了一体。使制方有所宗，用方有所本，颇为临床家所重。该书问世后，迅速被日本翻译出版，流传海外，影响巨大。其为人，刚耿不阿，仁爱不矜，虽名扬中外，而一如布衣。对患者，惜孤怜贫，仁爱有加；对同道，谦谨容让，成人之美；对后学，奖掖荐拔，不遗余力。亮节高风，堪为后学师表。学术精华一、倡言“五脏宜通”
在《素问·五脏别论》“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之论的基础上，后世明确提出“六腑以通为用”，而未及五脏。五脏气机活动到底是“以通为用”，还是“以塞为用”？自此晦而不明。这是一个直接涉及临床治疗学思想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陈潮祖先生，在其《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响亮提出“五脏宜通”。并以《内经》之说为根据，对“五脏宜通”的生理、病理及治疗意义作了深刻论述。 （一）明五脏气机活动特点陈氏指出：在《素问·五脏别论》有关脏腑藏、泻、满、实之论中，藏与泻相对而论，脏与腑完全对立，很容易使人在探讨脏腑气机活动特点时，建立完全对立的认识，加之后世学者在研究发挥这段经论时，明于腑而晦于脏，只高揭“六腑以通为用”说之帜，却不曾对五脏通塞有过只言片语的论述，所以，这段《经》论既是“六腑以通为用”说的滥觞，也是五脏气机活动特点晦而不明的根源所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要从学术本质上澄清这一疑点，就得首先辨明《经》论与后世“六腑宜通”
之说是否性质同一？而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深刻了解《内经》原旨。他认为，对于《内经》有关脏腑藏、泻、满、实之说的辨析，１９８６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成都中医学院郭重夫教授主编的《黄帝内经讲解》一书，最为畅达透彻。其谓“五脏主藏精气，其所藏精气，即是水谷所化生的精微之气。只有所藏精气丰满充盛，五脏乃至全身的脏器组织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五脏精气宜贮藏于内，不宜散泄于外。”又：“‘化’，指转化。‘传化物’，指六腑不但有传送水谷的功能，而且也是水谷消化腐熟、化生精微的场所。水谷只有在六腑中依次传送，才能化生精微，排泄糟粕。”又：“藏，就是汲取水谷精华；泻就是传送水谷，排泄糟粕。所以脏有‘满而不实’，腑有‘实而不满’的特点。”显然，《经》论所阐述的是脏腑生理功能特点，而并非脏腑气机活动特点。后世在研究阐释这段《经》论时，提出的“六腑以通为用”说，并不是以“泻”为根据得出的有泻才有通的结论，也不是对六腑生理功能的进一步概括，而是强调了“通”对六腑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非“通”不能传，非“通”不能化，非“通”不能泻，非“通”不能维持其“胃实肠虚”，“肠实胃虚”，“实而不满”的生理状态。“通”是由六腑气机升降来实现的，“六腑以通为用”，实质上是对六腑气机活动特点的概括，其与《经》论之藏、泻、满、实说虽有密切联 第二卷５７３
####
系，但一言脏腑生理功能，一言六腑气机活动，性质绝不同一。因而在研究五脏气机活动特点时，陈氏认为，绝不能简单地以“藏”而“不泻”去机械类推，更不能错误地以“六腑以通为用”说为对照，反其意而求之，而应当是在深入研究“五脏藏精气”之生理意义的基础上，去探求五脏气机运动特点，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来。《经》论所谓“不泻”，是指五脏所藏精气不直接排泄于体外，并非藏而不用。恰恰相反，五脏所藏精气是机体生命代谢活动的基本物质，必然，也必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机体包括脏腑在内的各个部分，机体生命代谢活动才能持续进行，作为健康机体的言、行、视、听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才能正常发挥，六腑的“传化物而不藏”，和五脏的“藏精气而不泻”也才能得以实现。五脏要正常地发挥其“藏精气”作用和把所藏精气输送到全身，气机通畅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不通，则六腑运化所得之精何由而入？五脏欲藏无门；不通，则五脏所藏之精何由而出？机体欲用无路。似此，五脏还有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只有“五脏宜通”才是五脏气机活动特点的正确概括。 （二）“五脏宜通”说的理论根据学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脏宜通”的学术见解，绝不是凭空想得来的，而是通过对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并以之为根据提炼得来的，当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医理论渊薮———
《黄帝内经》时，便不难发现，“五脏宜通”说与中医理论无一不相契合。 １?从《内经》天人观看“五脏宜通”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思想，是以对自然界的宏观研究为基础，以对人体生命规律研究为核心的。无论是在论述宏观自然现象还是人体生命现象时，都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万物恒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自然万物和人体自身都处在永恒运动之中，正是由于运动不息，决定了寒暑交替，春秋往来，朝暮移易，以及植物生、长、化、收、藏，动物生、长、壮、老、已的变化发展。自然世界那么万象纷呈，其运动形式有无共同特点？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无论世界多么复杂，其本元之质均为
“气”，《内经》正是以把握气的运动特点来把握天地万物的运动特点的。气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那就是《素问·六微旨大论》所明确指出的“升、降、出、入”。欲升降，欲出入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仍然是“通”。不通，升降何为？不通，出入何由？是故天地气交，阴阳消长，万物生化，天人相应，无一不“以通为用”。（１）天地气交，非通不行：早在《内经》问世之前，中华先民便透过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深刻把握住了弥散于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刻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内经》为了通过认识自然去认识人体生命规律，大量继承吸收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不仅科学地解释了云雨的变化，而且形象地说明了天地之气的基本运动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深刻阐明了气的升降是天气和地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自然气象、气候的重大影响———使之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无论是天气之降，还是地气之升，也无论是云气之布，还是雨气之施，都离不开气机的交通流行。倘若天地闭塞，气机不行，云气从何而升？雨气从何而降？地气从何而上？天气从何而下？所以说，天地气交，非通不行。 第二卷５７４
####
（２）阴阳更迭，非通不立：有了天地气交，便有了阴阳的对立统一。四时往复，昼夜交替，无一不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体现。《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一年之中，由春温变为夏热，是阳长阴消变化的结果；由秋凉变为冬寒，是阴长阳消变化的结果。又《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四时中的阴阳消长，和一日中的阴阳转化，都是阴阳互通，而又互用在气候、气象方面的生动体现。倘无阴阳相通何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又何来一日之中朝辉夕阴，昼明夜暗的阴阳盛衰变化？当我们求之于阴阳运动的实质———天体运动时，便能更深刻地理解“通”对于阴阳消长运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素问·六节脏象论》以“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的论述，揭示出自然界阴阳运动变化的实质，是天、地、日、月按照一定轨道运行变化所导致的。这绝不仅仅只是天体间位置关系的影响，而是天之阳，地之阴，日之阳，月之阴相互流通，亦即光、热、磁、电等诸多天体物理因素相互作用及其位置关系影响的结果。如果太阳的物质流被完全阻断，不能到达地球，或天体间位置固定不变，则地球之寒热何由交替发生？四时何由往复出现？昼何由始？夜何由止？阴阳运动何由体现？所以说，阴阳消长，非通不达。（３）万物滋生，非通不化：有了阴阳的消长运动，便有了万物的滋生。万物的滋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影响并促进这一过程完成的重要因素，仍然是
“通”。《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天气之施，地气之受，天地气合而有生，这是生命的起点，也是万物繁衍的起点。“相感”就是在相通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没有相通，无从相感，天气自是独阳，地气自是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生命的发生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正是由于天地之气能相通而后相感，天体运动过程中的阴阳消长，才能作用于地球自然，使之发生，有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化生荣……；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化蕃茂……；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化丰备……；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化肃杀……；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化清谧”的不同气候、气象、物候、物象变化。没有春气的流通，便没有和煦的春风，也就没有万物的复苏；没有夏气的流通，便没有炎热的南风，也就没有万物的蓬勃发展；没有长夏之气的流通，便没有天地氤氲，也就没有累累硕果育成；没有秋气的流通，便没有干燥凉爽的西风，也就没有万物精气的聚敛；没有冬气的流通，便没有凛冽的北风，也就没有万物精气的闭藏贮存。可以肯定，季节气候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温差的变化，而是包含着除光、热、磁、电外，迄今尚未能完全知晓的种种物质流的改变。正是来自宇宙的各种物质流与地球物质流的相互流通，相互作用，才有了生命的滋生。也正是来自宇宙的各种物质流在各天体运行中处于不同位置时的量变，对生命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才有了生命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繁衍；以及植物的生、长、化、收、藏和动物的生、长、壮、老、已的发展。“通”，仍然是决定性的条件。所以说，万物滋生，非通不化。（４）天人相应，非通不能：正是由于有了万物的滋生、演化，才逐渐有了人类的诞生。《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和其它自然万物一样，也是天地之气相互流通，相互作用的产物，与自然界也有着息息相通的关系。《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是最容易被人们感知的以呼吸、饮食与自然的相通。不仅如此，而且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指出的那样：“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无一不与 第二卷５７５
####
自然界相通，无一不时时刻刻受到自然界种种因素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内经》中十分丰富。如《灵枢·本藏》说：“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指出了机体在适应自然变化的过程中，五脏和外界并不是简单地相通，而是有着十分特殊的联系，所以五脏之气的升、降、浮、沉，与四时阴阳的消、长、盈、缩，具有相应的节律性。又《灵枢·五乱》篇谓：
“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进一步阐明了不仅五脏与自然有着相通的关系，就连十二经脉也与四时、五行相应，而且只有相应，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内经》中的这些有关天人相应的理论，是猜度臆断之词呢？还是言之有据，确有所本？《灵枢·五癃津液别》篇以“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一最直观的生理现象，作了最通俗易懂的回答和说明。《素问·八正神明论》则以天气的阴、晴、冷、暖变化对人体气血浮沉的影响，作了更为深刻的说明。其谓：“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泽而卫气浮……；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涩而卫气沉。”没有天人之气的相通，天之寒、暑、阴、晴何能被人感知？又怎么能够引起机体腠理开阖，汗蒸尿聚，乃至气血浮、沉、滞、畅的种种内在变化？可见，天人相应，非通不能，《内经》是持之有据的。但《内经》毕竟不是简单讨论天人相应的作品，而是以研究人体疾病这一客观事物为宗旨的医学著作。所以，有关天人相应，非通不能的大量论据，主要还包含在对人体发病和病理现象的论述中。《灵枢·岁露》篇十分肯定地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天体运动之所以能对人体生理和发病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绝非神灵所为，而是建立在人气与自然之气相通基础上的“天人相应”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五脏以通为用”的具体体现。因为人身气血、毛发、肌腠，无一不为内脏所主，其应时而动，应时而变的现象，正是内脏气机运动随时变异的外在表现。《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篇》，以疾病发展过程中朝、暮、昼、夜的不同变化，对天人在相通基础上的相应作了更为生动有趣的说明。谓：“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四时之气使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一切有过患病经历的人都有过的客观感受。《内经》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所以然之理，就在于人气与天气相通，并随天气之阴阳消长而盛衰变化。如果不能相通，昼、夜、旦、夕对于患病机体来说，不过是一种景象变化罢了，绝不可能施加如此微妙的影响。《内经》中相关的内容还多，但勿须一一列举了，以上内容已足以说明“天人相应，非通不能”是对“天人相应”关系的本质揭示了。综上可见，《内经》在讨论天地气交，阴阳消长，万物滋生，天人相应等问题时，无一不以
“通”立说。“通”，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宇宙万物运动的特点之一。宇宙万物如此，五脏何独不然？所以，《内经》在论述人体生理病理时，对“五脏宜通”，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总结。２?从《内经》的生理观看“五脏宜通”
《内经》从人体生理结构、生理功能以及各系统生理关系等方面，深刻阐述了天人相应、五脏互生、互用、互制等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气机相通基础之上的。不通，则内外隔 第二卷５７６
####
绝，人体小宇宙的生命活动与自然大宇宙的阴阳升降，便失去了节律同步的联系，客观上等于失去了生命体生长繁衍所必须的外环境；不通，则脏腑气血营运阻绝，各系统之间便失去了有机联系，客观上等于失去了生命代谢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内环境。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自然界有不需外环境或内环境而健康繁衍的生命体存在。所以，无论是从天人相应看，还是从脏腑间的相互联系看，离开了“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１）人体结构，无处不通：从《内经》所描述的人体结构看，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是由无数大小不同的管道或信息纤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于血气。”《灵枢·逆顺肥瘦》篇又说：“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又，《素问·血气形志》篇谓：“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又，《灵枢·经脉》篇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余各经循行略）。五脏以经隧相通，十二经属脏络腑，布行全身，阴阳经首尾相连，如环无端。正是这套网状系统组织，把脏腑、肢体、窍道乃至毛孔都连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使得表里透达，上下交通，气血营运无碍。在生理学范围内，只有物质基础尚未弄清的功能活动特点的存在，而绝对没有脱离物质基础的功能活动特点的存在。经隧、经络系统就正是“五脏宜通”的物质结构基础。（２）五脏六腑，肢体窍道，气息相通：有了物质结构上的相通为基础，于是便有了五脏与六腑，与四肢百骸，与五官九窍在生理机能上的息息相通。《灵枢·本输》篇云：“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膀胱。”与组织相应在“通”，与六腑相合亦在“通”，手太阴肺之脉，下络大肠，上膈属肺；手阳明大肠之脉，络肺，下膈属大肠。这就是“通”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肺气才能通过肃降助大肠传送糟粕。其余五脏五腑亦然，其要在“通”。五脏不仅内与六腑相合，而且外与血脉、筋骨、皮毛相应。《素问·六节脏象论》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
……此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五脏与血脉、皮毛、筋骨等组织经脉相系，气息相通，其色泽才能在相应组织得到反映，其精气也才能源源不断地充养相应组织，同时，五脏也借助这些外周组织沟通了同自然界的联系，并接受自然季节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五脏与七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灵枢·脉度》篇谓：“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人能通过七窍感知外界的形、色、气、味、音，主要取决于五脏气机与七窍的息息相通。《内经》所勾画的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结构，以及所描述的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机能联系，可以说是无处不通。人体是一小宇宙，正是由于小宇宙的无处不通，才得以和无所不通的自然大宇宙建立全息的联系，从而及时、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出自然界运动、变化、发展对于人体生命活动的巨大影响。（３）气血营运，精微布散，所赖在通：人体生命活动的持续进行和健康发展，有赖从自然界源 第二卷５７７
####
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物质，以供代谢之需。从物质的摄入到代谢的完成，都需要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畅通无碍，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条件，在健康机体是完全具备的。所以，《灵枢·营卫生会》篇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素问·经脉别论》也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津四布，五经并行。”《素问·痹论》还说：“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以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由水谷精微化生的气、血、津、液，有的行于脉中，有的行于脉外，运行全身，无处不至，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因而才保证了“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素问·五脏生成篇》），以及思维、语言等各种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通”，在气血营运，津液布散过程中，仍然是决定性的条件。（４）五脏生克，非通不制：在《内经》中，有关五脏生克的关系，是以季节气候对脏腑生理影响来曲折阐明的，这在前面有关天人相应关系的讨论中，已转引过不少《内经》的见解。五脏生克，是五脏间的生理制约关系，没有五脏的相互生，就没有五脏的蓬勃发展；没有五脏的相互抑制，也就没有五脏的平衡协调。正如景岳在《类经图翼》中所论：“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与克，共同形成了五脏间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仍然是建立在五脏气机相通基础之上的。没有气息的相互灌注，心自是孤立的心，肺自是孤立的肺……五脏之间隔塞不通，生的物质如何布运？克的信息又如何传递？这种制约关系是绝对无从建立的。惟有在通的基础上去求生，生才有根；在通的基础上去求克，克才有源。所以说，五脏生克，非通不制。３?从《内经》的病理观看“五脏宜通”
五脏气机通畅，是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一旦气机阻滞，就会发生气血营运失序，津液布散障碍的病理改变，而变生种种疾病。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说：“百病之生……皆生于五脏也，
……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于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
（１）五脏气滞则病：五脏之气，贵在流通，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气机阻滞，都会引起气血不和而产生种种病症。《素问·举痛论》说：“五脏卒然而痛，何气使然？……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涩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涩，脉涩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涩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
以上种种疼痛病症，都是由于寒邪阻滞经脉，气机运行不畅所引起，经脉根于脏腑，实际上，一切经脉气机阻滞的病变，都间接反映了脏腑气机受阻，仍然可以看作是五脏气机在一定程度上的不通。脏腑气机阻滞的病理改变，不独外邪所致，精神情绪的失常也可导致。所以，《素问·
举痛论》还说：“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无论上焦、中焦、下焦，都不是独立于脏腑经脉之外的生理单位，而是以脏腑为内应，经脉为网络的。任何一焦的气机闭塞，其实质都是内应脏器气机障碍。（２）五脏不通则死：五脏贮藏精气，并源源不断地将其布散到全身，以维持机体代谢之需。五脏贮精布精作用的发挥，有赖建立在气机通畅基础上的整体协调运动，任何一脏的气机不通，都会使整体协调关系遭受破坏，而导致气血营运废止，精微不藏不布，代谢中断，生命终结。 第二卷５７８
####
《素问·经脉别论》从生理角度正面阐述了精气输布与五脏的密切关系，其谓：“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由此可以见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整体过程，其中任何一环遭受破坏，这一整体协调运动都不可能完成，后果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素问·玉机真脏论》说：“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脏真虽不见，犹死也。”正气突然暴绝，或外邪陡然中于人，病起急骤，五脏气机闭塞或断绝，血脉不通，即使没有出现真脏脉，也属死证。《素问·热论篇》还进一步指出：“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营卫不行……故死矣。”不仅五脏不通难治，而且一切伴有五脏损伤的六腑不通、营卫阻塞的病证都是难以挽回的。有鉴于此，《热论篇》强调：“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五脏不通的病理影响，从微、甚看，主要可分以上两类；从其临床表现看，则或痛、或痹、或机窍闭塞，或神志失聪，现象颇为复杂；从其病性范围看，主要导致的是实证，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由风、寒、暑、湿、痰、食、瘀、毒以及由情志激变等引起的脏腑气机阻滞性病变。从病理的角度，也可以反证，五脏确实宜通。 （三）“五脏宜通”说的实用价值陈氏指出：“五脏宜通”说的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论和临床两个方面。理论方面又分生理、病理两大范围。临床方面则主要是对中医治疗学思想的指导。１．理论价值五脏“通”、“塞”的生理活动状态特点研究，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五脏宜通”说不仅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更重要的是，以精辟的见解，准确提炼出了五脏生理功能活动状态特点，澄清了医林中的一个古老疑团。“五脏宜通”，是一切健康机体都必须保持的生理状态，在生理范围内带有普遍的意义。为病理研究奠定了正确认识的基础。在病理学范围内，则透过“五脏宜通”这一五脏生理活动状态特点，深刻揭示出一切原因导致的阻滞性病症，其内在本质都是五脏不通。这虽不带有覆盖一切病理变化的普遍意义，但所统括的内容仍然很广。广义言之，凡实证及虚实夹杂的病变，十之七八均在此中；狭义言之，凡五脏本脏不通者，多属疑、难、重、危之证。故此说对实证和疑、难、重、危证的病理研究尤有突出的指导价值。２．临床价值
“五脏宜通”说的临床价值，主要体现在治疗学方面。《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至和平。”这可以说是“五脏宜通”说在治疗学思想上的总体现。具体落实到五脏，又如何体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进一步指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正如陈氏所说：“所谓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其实都是通的治疗措施”，意在“反复说明疏通五脏气血津液，才是治病要领。”（见《中医病机治法学》Ｐ：１３，以下凡引本书内容，不再标书名，只标页码）在《内经》治疗学思想指导下，后世创立了“解表、涌吐、泻下、温里、清热、补益、和解、理气、理血、除湿、祛湿、祛痰、固涩、润燥、升降等十五大法”。（Ｐ：６２）在这十五类大法里，除固涩、润燥、清热、补益四法外，其余十一类大法均与“通”有着直接的联系。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补法也寓有通的意义，解表、祛痰在于宣通肺气；涌吐、泻下、除湿在于畅通脾胃之气；和解在于疏通肝胆之气；升降在于通调三焦之气；温里在于通行 第二卷５７９
####
十二经之气，理气中之行气、散结、开窍诸法，则或通心、脑之气，或通百脉之气；理血法中之活血化瘀法在通心、肝、脉、络之气。陈氏通过对脏腑病机和历代治疗大法的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认识到在病机上，无论是痰阻还是血凝，湿滞还是食积，六淫外袭还是七情内伤，其关键的病理环节都是“气机郁滞”。始则邪伤气滞，继则气滞邪聚，失治或误治，则邪聚又进一步加重气滞，形成恶性循环，终致气闭邪结，而成“营卫不行，五脏不通”之恶性候。在前人创建的各类治法上，无论是解表还是通里，祛痰还是除湿，散结还是导滞，破瘀还是排毒，疏郁还是开窍，无不寓行气于其中。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陈氏对“五脏宜通”说在临床治疗学上的具体运用，作了全面发挥。其主要见解为：（１）五脏欲通，贵在调气：陈氏认为，五脏不通，主要表现在对气、血、津、精的运行输布上。气、血、津、精在输布过程中的基本运动形式，仍然是升、降、出、入。气、血、津、精的升降出入，是通过五脏气机的升、降、出、入来实现的，而“气在升、降、出、入中居主导地位。在气、血、津、精的运动中，气的升、降、出、入尤起关键作用。因为气为血帅，津随气行，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气畅则津布，气郁则津壅”。（Ｐ：１５）周学海《读医随笔》也说：“升降者，里气与里气相回旋之道也；出入者，里气与外气相交接之道也。”所以，五脏欲通，贵在调气。一切与五脏不通相关联的病变，调畅气机都是最重要的治疗措施。五脏不通的病变，宏观上可分为虚实两类，虚则正气不足，实则邪气有余，因而其调气原则又迥然有别。（２）欲通不能，实则当泻：凡邪气阻遏，而使得五脏气机障碍的病变，邪气阻滞是因，脏气不通是果，如痰阻于肺，血瘀于心，食滞于胃，湿聚于肾等皆是。祛邪即能消除障碍，恢复脏气流行的生理功能，所以祛邪即能通气，故实则当泻。这里的泻，不是具体的泻下法，而是包括泻下法在内的一切排除实邪的措施，在消除病因的同时，仍当视病情需要，不同程度地辅以调气之法，使邪随气行而易去，正得气导而易通。（３）欲通无力，虚则当补：凡脏气虚衰，推运无力而成窒碍之势者，脏气虚衰是因，气机窒碍是果，如心阳虚衰之胸痹，肾阳虚衰之癃闭，肺气虚衰之喘满，脾阳虚衰之胀满等皆是。此类以虚为本，欲通无力的五脏气机障碍病变，补虚即是通气，故虚则当补。这里的补，不是包括滋阴养液，填精养血，收敛固涩在内的一切补法，而是特指益气温阳的补益元气法。此类补法的运用，一般也应佐以少许温通气机药物，以助元气推运激扬之力。但绝不可用破散耗气之品。（４）五脏通涩，斟酌其宜：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面性，五脏不通的对立面就是五脏通之太过。不及与太过都是病理状态，都需要通过治疗加以调整。治疗不通的方法是通，治疗太通的方法是涩，其间的界限如何区分？陈氏作了明确的阐述，其谓：“流通受阻会呈气滞、血瘀、痰凝、湿阻；流通太过，又呈为精血津液不藏之证。……综观五脏实证治法，无不立足于通；即使虚证，亦有当补中寓通者。”（Ｐ：５６）太通宜涩者，则“津液不能正常升降出入而外泄，血液不循常道而溢出脉外，阴精不能封藏固密而滑泄无度，都是太过象征，均宜涩之使固。如体常自汗，肠滑失禁，小便失禁，白带清稀，肝血不藏，精关不固，阳气浮越皆是”。（Ｐ：５７）划清了五脏宜通宜涩的界限。 第二卷５８０
####
二、创“膜腠三焦”说陈氏在脏腑病机理论研究方面，除倡“五脏宜通”论，深刻阐明了脏腑气机活动特点外，还立“膜腠三焦”说，对三焦形质、生理、病理、治疗作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少新创见。 （一）深究三焦形质三焦形质有无，自《内》、《难》伊始，即开争论之端。《难经》二十五难称“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三十八难也说：“所谓府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名而无形。”后世持此论者，以
“形”为“实”，认为三焦仅仅只是脏腑在人体不同区段的代称，上焦即心肺，中焦即脾胃，下焦即肝肾。舍此而求三焦，三焦并无形质———具体组织可徵。而《灵枢·本输篇》却说：“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与合者。”
《论勇》篇更形象指出：“勇士者三焦理横，怯士者三焦理纵。”故宗此说者，认为《内经》既然认定三焦是下出肾系，上连肺系（居于中间的其它三脏，不言而喻，自与相系）六府与合的一种组织，甚至还有“理横”、“理纵”之分，讲得那么肯定，那么具体，那么形象，绝不会是有名无实的空论，一定有其物质基础存在。但三焦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内经》却又并未明示，因而成了千古之谜，后世医家不断探索，各有建树，迄至陈氏，最具代表性的见解，约略有以下几种：１?一腔之大腑。倡此说者，为明代医家张景岳。他在《类经》中明确提出：“此三焦之所以际上极下，象同六合，而无所不包也。观本篇六府之别，极为明显，以其皆有盛贮，因名为府。盖即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腑也。故有中渎、是孤之名，而亦有六府之形。”
认为三焦就是一腔之大府———整个躯体的体腔。上焦、中焦、下焦自然成了体腔不同区段划分的名称了。２?人身之油膜。以此立说者，清代医家唐容川、张锡纯所论最详。唐容川在其《血证论》中称三焦“即人身上下内外之油膜也”。张锡纯对此说极为赞同，他在《衷中参西录》中进一步发挥，谓：“三焦为少阳之府。既名为府，则实有其物可知……至唐容川独有会心，谓三焦即网油，其根蒂连于命门，诚为确当之论。”又：“三焦亦是膜，发源于命门，下焦为包肾络肠之膜，中焦为包脾连胃之膜。上焦为心下膈膜及心肺一系相连之膜。”至此，三焦落实到了具体组织上。３?人身之膜腠。这就是陈氏在深研《内》、《难》经义和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膜腠三焦”说。他在《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提出：“筋膜是人体的重要组织，筋是膜的束聚，膜是筋的延展。由于它是肝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素问·痿论》说：‘肝主身之筋膜’……手少阳三焦的组织结构，包括膜原和腠理两个部分。膜原是筋的延展部分，腠理是膜外的组织间隙，《内经》称为分肉。膜腠无处不有，无处不包，外则布于皮里肉外，内则维系五脏六腑，上至巅顶，下至于足，随处异形，所在皆是，不似其它五脏，有其一定形态，所以《难经》谓其有名无形。”对比前人研究成果，陈氏此说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１）统一《内》、《难》之说。陈氏以名、实、形为区分，第一次把《内》、《难》两种不同提法统一了起来，说明二说各有所指。《难经》的无形，是说没有一定形态，“随处异形”难以特指，并非没有形质———特定的组织结构；《内经》详指其生理作用及其与脏腑紧密联属的关系，可以说明三焦确是人体特定组织之一种，但并不能说明此类组织确有特定形态。因而并不对立。这种 第二卷５８１
####
不以“形”为“实”，不以“用”为“形”的见解，可以说是研究《内》、《难》有关三焦形质歧义根源所在的一种全新的观点。（２）探求三焦空间结构。陈氏在探究三焦形质时，“膜”、“腠”并提，而且明白指出，腠“是膜外的组织间隙”，即膜和膜外的空间才是三焦的完整体现。以膜论三焦，无疑受到了唐容川、张锡纯之说的深刻影响，是对前人成就的充分吸收和全面继承。但由膜而及腠———膜外空间，则是陈氏“膜腠三焦”说的独特创见。在此之前，人们对三焦实质的探求，主要着眼于寻找出可能属于三焦实质的某种具体组织，而由组织所构架的空间状态，却从来不曾有人明确其与三焦的直接关系。任何脏器的生理存在，组织是基础，但不是脏器。只有由组织所形成的完整空间结构才是脏器本身。以膜为组织基础而又无处不在，且随处异形的三焦，有没有自己的空间结构呢？陈氏以由膜所构成的组织间隙———“腠”为结论，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澄清三焦形质有无之争，为形象理解三焦形质的客观存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３）阐明三焦位置关系。陈氏之前，以脂膜论三焦者，所述脂膜的分布，均有一定局限性，多指附于脂膏，系于脏腑，隔离胸腹类膜。而陈氏所言三焦膜腠十分广泛，上下内外，脏腑肢体，经络血管，无所不及，因为任何脏器、组织，无一不存在组织间隙。这在本质上就把前人的以机体某些区段为三焦的局部三焦观，发展成了整体三焦观。整体三焦观从组织学的角度，为三焦病理反应无处不在的临床特点，提供了以筋膜为组织基础的生理依据。（４）倡言三焦根源于肝。陈氏之前，凡论三焦根源者，莫不以“发源于命门”立说，而其所以然之理，却从来不曾有人从脏腑组织的联属关系角度明白剖释。惟陈氏以肝———筋———膜的有机联属为根据，创立了“三焦根源于肝”的新见解。陈氏在三焦形质研究方面，既全面继承了前人成就，又有自己的独特创见。以上见解，虽未必就是《内》、《难》之三焦真谛，但较之前人各说，无疑具有更严密，更合理的特点。因而不仅拓宽了三焦形质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发扬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新风，这就是：师古而不泥古，锐意进取，勇敢开拓，大胆创新！ （二）明辨三焦生理对三焦生理的研究，前人主要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难经·三十八难》“主持诸气”等经说基础上，认识到三焦是气、液流行的通道和气化的场所。但何以能成为气、液流行的通道和气化的场所？其所凭藉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并未道明。得出的只是所具有的生理功能结论，而非这些生理功能何以能得到发挥的所以然之理。陈氏在研究三焦理论时，对此作了深刻说明，其见解有三：１?膜腠是三焦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组织基础。他在《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明确提出：
“因为五脏六腑均由无数管道构成各个系统，这些相通的管道，均由肝主之筋膜构成，它是精、气、血、津、液五种基础物质运行出入的通道。”正是由膜腠所构成的这一特殊网状系统，把五脏六腑与表里上下沟通成一有机整体，成为气液流通运行的道路和气化的场所。这就从组织学的角度，阐明了三焦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所凭藉的物质基础。２?膜腠的特殊位置是三焦生理功能正常发挥的客观条件。无论是就脏腑看，还是就组织看，也无论是就局部看，还是就整体看，三焦所处的位置，都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在半表半里之间，且夹层中空。这就决定了机体吸收的水谷精微，要布运全身，濡养脏腑形骸，必须经由膜 第二卷５８２
####
腠这一中间地带；脏腑形骸在吸收利用了水谷精微之后，要排泄废浊，也必须经由这一中间层次。三焦所处的这一特殊位置，为三焦生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合符生理科学的结构学条件。３?五脏是三焦生理功能活动的主宰。陈氏认为，三焦是六腑之一种，为受盛之器，而非运化之源，为机体生理活动提供的主要是环境条件———气液流行的道路，气化的场所，而不是原始动力。原始动力仍根植于五脏。气液的摄纳、生化、运行、吸收、利用，以及利用之后的废浊排泄，必须依赖五脏的功能发挥才能完成。所以，气液在三焦所表现的盈、虚、通、滞，也都取决于五脏功能的盛衰。不仅如此，就连三焦的结构状态也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五脏功能正常，则气化氤氲，气液流行，三焦无壅滞燥涸，自然膜柔腠和。倘若五脏功能失调，则气化障碍，气液不行，三焦必然发生气液壅滞或燥涸的相应改变，造成膜腠水肿或枯萎的生理结构异常，其生理功能的发挥，也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五脏是三焦生理的主宰。 （三）详探三焦病理前人对三焦病理的研究，杂病学家主要以气液为物质对象，着重讨论的是三焦病理变化对水液代谢的影响；外感病学家则主要以三焦为区分，着重讨论的是三焦所属脏腑在外感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证候特点及传变规律。严格地说，均未涉及三焦病理实质。三焦病理实质到底是什么？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有哪些主要因素？三焦病理改变的特点是什么？当三焦发生病理改变后，其主要病理影响何在？陈氏对这些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１?求三焦病理实质：陈氏在《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中，以“膜腠稍有改变，即影响气液的流通”一语，揭示出三焦病理变化在实质上是膜腠生理状态异常。因为膜腠是气液流行的道路和气化的场所，亦即三焦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基本环境结构条件，所以当结构发生异常改变，或萎缩，或肿胀，或闭塞，或纵缓时，都必然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破坏三焦生理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影响气液的畅通流行，气化的顺利完成。这就是从组织结构角度所探求到的三焦病理实质。但从三焦病理的全过程看，这仍然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２?析三焦病理因素：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陈氏认为，只要从三焦与五脏的生理联系，以及三焦所处的生理位置去研究分析，是不难求得正确答案的。作为三焦之物质实体的膜腠，根结于肝，位居表里之间，既是津气运行的道路，同时也是邪气出入的道路，其生理状态必然受到肝系统功能状态和内外邪气的直接影响。肝系统与其它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膜腠本身又内外上下无所不在，其它系统也必然对其施加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是说，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以及五脏功能亢衰，都是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的重要原因。而且是三焦病变之本。３?穷三焦病理特点：当上述病理因素作用于三焦，导致三焦发生病理改变时，其基本特点是什么？陈氏吸收前人的病机学成就和他自己长期深入的脏腑病机研究成果，对此作了大胆探索，提出了寒则膜腠拘挛，膜腠拘挛则牵引筋经而强、而痉；寒极则膜腠闭塞，膜腠闭塞则营卫不通而痛剧。热则膜腠松弛，膜腠松弛则气郁而胀；热极则膜腠劲急，膜腠劲急则风动而震颤、抽搐、角弓反张。湿则膜腠纵缓，膜腠纵缓则液滞而重、而痹；湿盛则膜腠肿胀，膜腠肿胀则水溢而肿。燥则膜腠萎缩，膜腠萎缩则经脉屈伸不利；燥甚则膜腠干枯，膜腠干枯则组织僵硬、萎废不用。肝失疏泄则膜腠津气不利；心失温通则膜腠津气凝闭；脾失健运则膜腠津气壅遏；肺失宣降则膜腠津气郁滞；肾失蒸腾则膜腠津气不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虽仍然只是一种推断 第二卷５８３
####
性的病理成果，但它与传统的病机理论相吻合，是传统病机理论在三焦病理研究中的具体发挥和扩展，因而很便于人们从传统理论的角度去理解、接受和运用这一成果。４?明三焦病理影响：当膜腠发生上述病理改变后，其临床病理影响颇为复杂，陈氏将其主要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影响气机运行而发生气的病变，或升降失调，或气滞气闭。二是影响津液布散流行而发生津液病变，津凝为湿，或阻于膜腠，或随气上下，侵犯五脏。三是影响与膜腠紧密相关的脏腑组织的生理状态而发生组织的病变，如经、脉、胸膈、腹膜、胃、肠、胆、心包、女子胞、膀胱等失其和柔之性。其具体临床表现，涉及气、津的，前人论述颇详，如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目眩、昏瞀、心烦、默默不欲饮食，或咳，或喘，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泻，或水肿，或腹痛等等皆是。而涉及组织的，前人均未明确其为三焦病理影响所致。陈氏则明白指出：一切强直、痉挛、抽搐、震颤、坠胀、萎废、干呕、呃逆、转筋、囊缩等与筋膜直接相关的病症，均为膜腠病理影响所致，都属三焦病变的范围。这是陈氏在三焦病理研究方面的又一突出发挥。三、开收方研方之一代新风陈氏作为一代方剂学名家，数十年孜孜不怠，精勤求取，终以《中医治法与方剂》、《中医方剂与治法》、《中医病机治法学》等专著的形成，结出了丰硕成果。并在方理研究、方药运用、新方创制、方书编撰等各个方面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一）无贵无贱 广收博采前人收方，或重经方而轻时方，或以书刊所载为正统而鄙薄民间单方验方，观念上的偏颇，使得不少宝贵方药经验痛失不传。而陈氏认为，方药只有作用不同，疗效优劣的差异，绝无尊卑贵贱的区分。因此，在他所撰著的方书中，上起于秦，下迄于今，金匮密籍，石室秘藏，海外散珠，民间碎玉，凡至精至妙之方，无不广收博采。被后世奉为“群方之祖”的仲景之方，采收逾百；经千百年临床锤炼的历代名家之方，选录近千；“凿石丸”得之科研；“木香蜈蚣散”拾自民间
……无论经方、时方、书刊方、民间方，一律以临床常用，疗效突出，结构独特三原则为取舍。因而使得古今名方毕集。为现实，也为将来的中医临床实践筛选并保存了一批光辉灿烂的宝贵方药遗产。 （二）不拘成法 革旧鼎新陈氏在方书编撰体例和方理研讨方面，从不为成法成说所拘，而以具体、科学为准绳。３０年前，他精选历代名方，以五脏病证为纲，分析类例，撰成《中医治法与方剂》，完全突破了单纯以法类方的旧例，从而将方药与病症、病性、病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提高了遣方用药的准确性。１０年前，陈氏又以“辨证的关键在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确定治法”为指导，循是采精炼华，而有《中医病机治法学》酿成。此书虽不以方书名，实则方论并重，以讨绎制方用方之至精至微之理。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使得方书体例为之一新。在方理研讨方面，对诸多方义，陈氏都尽可能充分地将药理和病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方剂的临床效应作了深刻分析。如在辨析阳和汤方义时，他以药物作用点为契机，揭示出全方从筋骨到血脉，从血脉到肌肉，从肌肉到腠理，从腠理到皮毛，层层温煦，层层开通，以化阴凝而布 第二卷５８４
####
阳和的深刻道理，使本方作用原理得以透彻阐明。 （三）指要辨疑 理明法彰陈氏在辨析方义时，还特别注重对方剂结构、用法、特殊性作疑点、难点、要点的探讨和提炼。如在讲授小青龙汤时，即提出了“本方证病位在肺，与它脏有无联系？”“方中芍药作用是益阴还是养血？还是解痉？”“方中并无利水药，何以能治水饮内停？”四个疑点和“本方证系肺失宣降以至气逆津凝而成，应联系肺脾生理分析水饮内停和气逆不降之理”一个重点；而在讲授真武汤时，则概括了七点启示；讲授补中益气汤时，总结了六个注意的方面……经过这样入微的分析讨论，确能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制方用方的所以然之理。 （四）采精集粹 切于实用陈氏既是杰出的方剂学家，也是优秀的临床家，因而对方剂的临床运用十分重视，凡所收之方，都广采前人以及他自己的运用经验、现代科研成果，古今临床案例作了充实发挥。如在讲授真武汤时，列举证候４０余种，加减化裁３０多条，其中近半是他个人的临证心得。其余医方也大多采精集粹，作了类似的详细说明。所引方论，所举案例，灵机巧变，切于实用，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原方运用范围，且能瀹学者性灵，精后生手眼。（具体内容参见“医论医话”）临证特色陈氏数十年来，教学不怠，笔耕不歇，临床不辍，有效地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赋予了他极其生动活泼的临证思维。当他用这样的思维去解决那些疑、难、顽、怪临床问题时，创造了不少拯危济困，起疾救死的奇迹。当我们把这些经验汇集起来系统研究后，发现其突出的特点约略有以下数端：一、强调辨证辨病相结合陈氏临证，十分强调辨证论治，他说，辨证论治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灵魂，没有这样一具活的灵魂，中医整体观、恒动观思想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所以，中医临床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个原则。辨证本质上是从哲学的高度通过宏观现象去把握疾病这一事物的客观存在和演进规律。对于那些运用现代检验手段无法找到具体病因，而临床症状又客观存在的疾病，辨证尤有特殊价值。无数临床事实证明，建立在“辨证”基础上的因时、因地、因人、因证论治原则，确是科学、有效的治疗纲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辨证的总体认识，还是停留在宏观水平上，论治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模糊性。而建立在现代科学检测方法上的“辨病”，虽也不可否认地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机械唯物的缺点，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对某些病变的认识具有具体、精确的优点。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在宏观上把握其规律，又在微观上认识其特性，最终指导我们更精当地遣方用药和更准确地选择治疗点。他在治疗肝炎时，既强调“见肝之 第二卷５８５
####
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整体调治，又强调一个“毒”字，就正是这种结合的优秀范例。二、主张灵活化裁成方陈氏临证，选用医方时，不以经方、时方论尊卑，不以古方、新方分贵贱，而以切合病情为准则。并且主张灵活化裁。他说：医方是医生的临床经验结晶，每一个医方里，都包含着一具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灵魂，其创制时，可能是针对当时证情所设计的最佳结构，所搭配的药物用量间的最佳比例。但世易、时易、人易，即便证性相同，其附加影响条件也绝难等同。用方时如不结合现实各种要素加以灵活化裁，只是机械照搬，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导致形似神非而经验不验。只有灵活化裁，才能使原作者的灵魂得以生动体现。只有生动体现这一灵魂，一切前人的经验才能真正重获生机，再现光辉。三、治实务要开张邪路
“实”指邪气伤犯机体，或机体内生实邪所致的实证及虚实夹杂之证的邪实一面。对于这类病证的治疗，陈氏强调务要开张邪路。他说：金代攻邪专家张从正所论“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所强调的，也正是治实当以开张邪路为先。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有邪路畅通，才能使病邪迅速排出体外。凡邪实之证，也只有邪气迅速排出，才能尽快实现病情的缓解和机体的康复。倘若邪无出路，则必然导致闭而生变，如湿郁而黄，寒凝而痛，气郁而胀，痰结而肿，血瘀而坚等等，都是邪机闭阻而生出的种种病状。因此，在治疗邪实之证时，或通大便，或利小便，或开肌腠，或宣肺气，遣方用药，都应事先考虑到邪气的出路，才是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才能使医生深刻把握病情的后期发展转归和正确作出疗效判断。四、治杂病重在调理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陈氏指出：气、血、津、液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摄纳、生化、贮藏、调节、输泄，又有赖五脏六腑协同配合。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都会导致气血津液发生病理改变，出现盈、虚、通、滞的不同证象。而气、血、津、液一旦发生盈、虚、通、滞的病理改变，也同样可以导致脏腑功能失调。以气、血、津、液之盈、虚、通、滞改变为中心病理环节的，杂病中尤为多见。故治杂病当重视调理气、血、津、液的盈、虚、通、滞。
“气虚的补气，气散的敛气，气滞的行气，气逆的降气，气陷的升阳。血虚的补血，血瘀的活血，血溢的止血。津虚的润燥，滋阴；津壅的祛痰，涤饮，除湿，行水；津泄的敛汗固表，涩肠止泻，固肾缩便。胆液、胰液等虚损的，宜补之使充；过盛的，宜抑之使平；壅滞的，宜疏之使泄。精虚的宜补精，精闭的宜通精（指男子不能射精，女子不能排卵），精滑的宜固精。”这正是陈氏调理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