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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古代中国的刑讯制度，刑讯逼供是历朝历代的共同点。封建统治者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大兴酷刑，以达到巩固江山、扫清障碍的目的。地方官员办理案件，囿于上级严限时日，不得不刑讯逼供，催促结案。明初的“胡惟慵案”和“蓝玉案”便是典型的例子，为了替朱姓王朝后代顺利接班肃清障碍，朱元璋大兴刑讯逼供，把功臣屠戮殆尽。胡惟慵、蓝玉这些为朱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文武权臣，在酷刑面前，不得不认罪伏法。功高至伟的丞相尚有如此下场，一般老百姓被“冤假错”，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胡惟庸案：中国宰相制度的终结 明初，胡惟庸时任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很快这种荣耀的光景就过去了。 历史上的胡惟庸案，是这么记载的：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个宦官。云奇胳膊都快被打断了，还用指头指着胡惟庸的家。 朱元璋马上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指头指着胡惟庸家，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 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据说是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朱元璋就兴冲冲地出发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蹊跷的是，事后朱元璋召见云奇，但是云奇已经气绝身亡。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牵连被杀者达万人之多。 然而，可疑的是，《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 基于这种理由，后世许多史学家对“云奇告变”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史家潘柽章认为，胡惟庸作为一朝丞相，韬略超群，在家里埋伏刀兵谋反，怎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 站在历史的角度，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随着，位高权重，胡惟庸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 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当然不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享。至于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销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得死，没有云奇告变，朱皇帝也会找其他的理由置他于死地，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但从实际来讲，处死胡惟庸时，所有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由此而推，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1.5万之众，其中包括很多公侯。就连胡惟庸都是冤枉，查无实据的，其他人的冤情可想而知。更能说明朱元璋心迹的是，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等几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胡惟庸死已十多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 特别指出的是，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有人说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有亲戚关系。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介绍来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一声令下，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 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宣告结束，明初所有的文臣几乎被杀戮殆尽。 胡惟庸案结束后，延续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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