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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决策不能少了实证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兴起了一场规模、复杂程度都罕见的教育调研，38所各有代表性的学校被从7个州、13个社区中选出来，27000名学生、家长、教师及学校领导人提供数据，1000个以上的课堂被详细地观察、记录。约翰?I?古得莱得所著的《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就是这一调研的综合报告。 调研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并不出人意料，其更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大型、严谨的调研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充分、详实的证据支持。在现代世界里，提出一种观点不难，难的是提供充分、详实的证据。 在教育领域，管理者被速成观点绑架，个案引发重大决策出台的现象并不少见。在理论层面，各种理念、模式纷纷登场，不同观点激烈交锋，莫衷一是，似乎都找到了经典理论依据，都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实践层面，一人生病，全体服药；一病见效，各病皆用。比如个体有练习太极拳的经验就在全地区的学校普及太极拳；个别老师、个别学科的学习经验被轻易推广到全校、全学科，其他学校也纷纷仿效；学生在操场游戏时蹭破点皮，学校就规定所有学生课间不能到操场，不能游戏。这种现象导致教育缺乏定力，被反复折腾。 要得可指导实践的结论，调研的样品必须足够多，抽样必须分布合理，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必须通过归纳、演绎对事实进行梳理。该书所涉的调研就下足了这样的功夫。 事实上，存在两种极端的理论：一种是抽象得可以到处套用因而没有说明力和指导力的空洞理论，一种是基于个别经验提炼的粗浅理论。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也许，正是因为受中间理论的影响，这样的大型、严谨的调研才兴盛起来。 大型、严谨的调研耗时、耗力、耗钱，古得莱得教授的调研获得了美国十四家私人基金会的赞助，参与者数万，延续多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值得付出巨大代价。 近日，首届“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盛况空前。出席此次论坛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教授认为，社会科学要重视实证研究。他举的两个事例发人深思，一个是有一位外国学者说，不能不关注中国的教育，但可以不关注中国的教育研究，因为没有什么实证的东西。一个是现在有六七百种教育杂志，每年发表的教育研究论文上万篇，80%没研究出什么东西，因为很少有实证层面的研究。 《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典范，它有助于我们实现研究方法上的革命。（作者宫振胜，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17次入选“锐评”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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