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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 刘世德先生是我国成绩显著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一直致力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及版本的研究。不久前，他发表了《<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一文，一介入《金瓶梅》版本的研究，就发出了一个令《金瓶梅》研究界震惊的观点。 刘先生在他的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 “由于《金瓶梅》袭用了《水浒传》天本的文字，不妨把它的创作年代框定在万历十七年至四十五年左右。 “由于《金瓶梅》同时袭用了《水浒传》容本的文字，它的创作年代更可以缩小为万历三十八年之后。 “《水浒传》容本约刊行于万历三十八年，——这指的是容甲本。容乙本的刊行则晚于容甲本一二年左右。而《金瓶梅》恰恰袭用了《水浒传》容乙本的文字，因此，它的创作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① 如果刘先生认定的《金瓶梅》创作年代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的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金瓶梅》研究界发现的万历四十年以前有关《金瓶梅》的史料都将成为伪造的赝品，这包括了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写给董其昌信中的“《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一直到沈德符自称丙午后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从袁小修那里借抄了一部《金瓶梅》等等史料。同时，《金瓶梅》研究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金瓶梅》创作年代“嘉靖说”与“万历说”（实指万历二十四年前）也都丧失了意义。用现在人们爱用的词就是，刘先生的一个观点“颠覆”了《金瓶梅》研究界的众多观点。 不过，我想说，《金瓶梅》研究界不用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刘先生的观点并不成立。 刘先生所谓“天本”是国家图书馆藏的天都外臣序本，我曾简称其为“天序补本”（正因为此本曾在清朝康熙年间由石渠阁作过补刻，所以不能将文字形态都看成万历年间的原有形态）；刘先生所谓“容甲本”是国家图书馆藏的有插图的容与堂刊本，我曾简称其为“插图容本”；刘先生所谓“容乙本”是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无插图的容与堂刊本。为了论述方便，我这里使用刘先生的这套简称。 刘先生之所以认定《金瓶梅》的创作年代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是因为他认为《金瓶梅》作者在创作《金瓶梅》时袭用了三个《水浒传》版本，即袭用了刊行于万历十七年的天本的文字，也袭用了刊行于万历三十八年的容甲本的文字，还袭用了晚于容甲本一二年的容乙本的文字。 袭用的证据是，《金瓶梅》相关部分的文字有与天本同而与容甲本、容乙本异的情况，也有与容甲本同而与天本、容乙本异的情况，还有与容乙本同而与天本、容甲本异的情况，所以，刘先生在他设想的四种可能性的答案中选择了这个袭用了三个《水浒传》版本的答案。 其实，刘先生设想的四种答案并没有将各种可能性都包括进去，也就是说，还有诸多可能性的答案刘先生并没有想到。那么，刘先生的思考“盲区”在哪里呢？ 我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版本研究的观念：版本文字的异同不仅来自版本形成时的袭用，还来自版本流传中的变异。举个小例子，同一小说有三个版本甲、乙、丙，当你发现某些处的文字甲乙相同，而与丙相异时，你不仅要考虑甲袭用乙，或乙袭用甲这两种可能性，还要考虑丙在流传中发生了独有变异的可能性。因为丙在某些处的文字发生了独有的变异，而甲乙在相应之处并没有变异，那么甲乙两者的文字不也“恰好”是相同的吗？ 思路这样一转换，你就会想到，实际上《金瓶梅》袭用《水浒传》是一种很普通的传承状态，即《金瓶梅》的作者袭用的《水浒传》版本只有一本，刘先生找出的《金瓶梅》与天本、容甲本、容乙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实际上是天本、容甲本、容乙本在各自流传中发生变异的结果。 要想看我的具体解释，还需了解一些《水浒传》的版本知识。 《水浒传》可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而繁本系统又可分为两个支系，我称它们为原态支系和郭本支系。原态支系是大支系，郭本支系是小支系，原态支系中包含着郭本支系。 繁本系统和原态支系的祖本是百回的“繁本之原本”，它及它的后代在嘉靖二十年前已流传于世，其中一个本子在当时为权重朝野的武定侯郭勋所欣赏，他遂命门客将此本从头到尾地修改了一遍，然后交付刊刻，不久一部印制精美、审校严格的郭武定本百回《水浒传》就面世了。 这样，郭武定本及它的后代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郭本支系，而非郭本支系的其他百回繁本就划归原态支系了。 袁无涯在他的《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曾讲道：“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可见，“移置阎婆事”就是郭本支系与原态支系最明显的版本差别。 原来，原态支系的版本在第二十回末讲述的是刘唐来郓城感谢宋江，并留下晁盖的书信。第二十一回开始为，宋江告别刘唐后，在路上被王婆叫住，随后有宋江救济阎婆、与阎婆惜一起生活、不睦分居等内容，时间已过数月。一日宋江被阎婆拉到阎婆惜处，又有了阎婆惜从招文袋里发现晁盖书信、要挟宋江、被宋江怒杀等内容。书中宋江说到书信之事：“我本是在酒楼上刘唐前烧毁了，他回去说时，只道我不把他来为念。正要将到下处来烧，又谁想王婆布施棺材，……”宋江是小心谨慎之人，原准备尽快烧书信的，怎么可能数月之后书信还在招文袋里？显然很不合理。郭勋的门客发现了这一问题，便将宋江救济阎婆、与阎婆惜一起生活、不睦分居等内容从第二十一回“移置”到第二十回的刘唐来郓城之前，这样，第二十一回开始则为，宋江告别刘唐后，在路上被阎婆叫住，并拉到阎婆惜处，才发生了阎婆惜从招文袋里发现晁盖书信、要挟宋江、被宋江怒杀等内容。很清楚，这样一修改，宋江就没有烧书信的机会，故而情节的发展便合情合理了。 郭勋的门客还在回目中作了两处明显的修改，将原态支系第二十六回回目“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改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将原态支系第七十五回回目第二句“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中的后三字改为“骂钦差”，看来郭勋的门客避讳的意识还比较强。 根据移置阎婆事和两处回目的不同，我们很容易就能将今存的繁本分出两类，天本、容甲本、容乙本都是原态支系的版本，而百回的大涤余人序本、一百二十回的袁无涯刊本、七十回的金圣叹评本都是郭本支系的版本。 那么，《金瓶梅》作者袭用的《水浒传》当然是繁本，但它是繁本中哪个支系的版本呢？ 《金瓶梅》袭用的文字中并无移置阎婆事和两处回目不同的明显标志，但你仔细将袭用的那些部分的文字与两个支系相应部分的文字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金瓶梅》袭用的《水浒传》属原态支系。换句话说，《金瓶梅》袭用的《水浒传》（以下简称“前金本”）与天本、容甲本、容乙本同属原态支系，这四个版本之间是血缘近亲。 了解了《水浒传》的一些版本知识和前金本与天本、容甲本、容乙本是血缘近亲之后，我就可以画出一个版本源流示意图来。 画框的版本都是今已不传的版本。框中有字的版本都是确实存在过的版本。框中无字的版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确实存在过，一是不曾存在过，而与上方框中有字的版本相重合。n表示上下两个版本之间有0次至若干次过录或翻刻的可能性。 从图中可知，我认为郭武定本并没有流传至今。有些研究者认为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残八回本”水浒传就是郭武定本，其实没有什么证据。明代文人张凤翼在万历十六年左右称“刻本惟郭武定为佳”，可证郭武定本在嘉靖至万历初年有着极为良好的声誉。而反观今存的“残八回本”，错别字几乎随处可见，因此，它根本不可能是郭武定本。 从图中还可知，天本与容甲本同源于一个共同的底本，我称之为“前天容本”。这一点，已故学者范宁先生早就指出了，他在《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一文中说：“石渠阁补刻本（即天本——笔者注）上那篇天都外臣的序言，是从别的本子上移来的，这个刻本既不是郭勋本，而刻印年代也就成了问题。但这个本子和容与堂本（即容甲本——笔者注）同出一个底本是可以断定的。” ②“石渠阁补刻本和容与堂本的字句基本一样，而且错字也错得相同，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板本没有区别。事实上，它们还有各自的误刻和修改。”③解释一点，范先生认为天本上的天都外臣的序是清朝康熙年间从别的本子移来并补刻上去的，所以天本不是序末所署万历十七年刊刻的，它的刊刻年代也许与容甲本相差不远。 我以为，容乙本是在容甲本基础上经过径改和校改而产生的。校改所使用的底本经比较，可知既不属于郭本支系，也不是前天容本的后代，而是与前金本血缘很近的版本。不可否认，容乙本虽经过了修改，但在刊刻中还是有些错漏的。 好了，我现在来具体解释《金瓶梅》与天本、容甲本、容乙本之间文字异同的原因。 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文字变异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文字变化，可分为三类六种，即文字的多、文字的少、文字的变三类，多类包括有意的增、无意的衍两种；少类包括有意的删、无意的脱两种；变类包括有意的改（径改与校改）、无意的错两种。 《金瓶梅》的文字与天本、容甲本、容乙本的文字有同也有异可分为六种情况，刘先生曾专门列了一个表格来说明，我正好可以借用。 第一种，《金瓶梅》与天本同，共19例，却与容甲本、容乙本异，同时后两者之间又相同。刘先生解释为“袭用”了天本，而我解释为容甲本的独有变异，容乙本继承之。 比如“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递与妇女，将去藏了”，容甲本将“将”径改为“拿”，容乙本继承，故《金瓶梅》、天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将”。查金圣叹评本也为“将”。 再比如“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容甲本将“坊”径改为“房”，容乙本继承，故《金瓶梅》、天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坊”。查金圣叹评本也为“坊”。 第二种，《金瓶梅》与天本、容甲本同，共16例，却与容乙本异。刘先生解释为“袭用”了天本，或“袭用”了容甲本，而我解释为容乙本的独有变异。 比如“便去动手动脚，打搅了事”，容乙本将“打搅”径改为“搅坏”，故《金瓶梅》、天本、容甲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打搅”。查金圣叹评本也为“打搅”。 再比如“你却不要气苦，我自帮你打捉”，容乙本将“打”径改为“去”，故《金瓶梅》、天本、容甲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打”。查金圣叹评本也为“打”。 容乙本还有不少误刻，如将“我也气闷”中的“我”误为“阿”，将“喘息了一回”中的“息”误为“急”，等等，故《金瓶梅》、天本、容甲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正确文字。查金圣叹评本亦同正确文字。 第三种，《金瓶梅》与天本、容乙本同，共1例，却与容甲本异。刘先生解释为“袭用”了天本，或“袭用”了容乙本，而我解释为容甲本的独有变异，同时容乙本经校改回归。 这一例为“九缕丝绦，系西地买来真紫。”容甲本将“西地”误刻为“西施”，很是不通。故《金瓶梅》、天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 “西地”，而容乙本经校改回归了“西地”。 第四种，《金瓶梅》与容甲本、容乙本同，共16例，却与天本异。刘先生解释为“袭用”了容本（或容甲本、或容乙本），而我解释为天本的独有变异。 比如“淫荡春心不自由”，天本将“淫”误刻为“摇”，故《金瓶梅》、容甲本、容乙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淫”。 再比如“肩膊上露两湾新月”，天本将“膊”径改为“胛”，故《金瓶梅》、容甲本、容乙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膊”。 第五种，《金瓶梅》与容甲本同，却与天本、容乙本异，同时后两者之间又相同。没有一例。我的解释为，一旦《金瓶梅》与容甲本相同，就说明天本发生了独有的变异；容乙本不同于前身容甲本，就说明容乙本发生了独有的变异。正因为天本、容乙本各自发生了独有的变异，则两者不可能趋同，所以第五种情况不存在。 第六种，《金瓶梅》与容乙本同，共4例，却与天本、容甲本异，同时后两者之间又相同。其实，这一种类不止4例，还要多一些。刘先生解释为“袭用”了容乙本，而我的解释是两种情况造成的。 一种情况为天本、容甲本共同的前身前天容本发生了独有的变异，并为天本、容甲本分别继承，同时容乙本经校改回归。 比如“王婆一面打着撺鼓儿说”，前天容本将“撺”误刻为“猎”，并为天本、容甲本分别继承。故《金瓶梅》保留了原来的“撺”，而容乙本经校改回归了“撺”。查金圣叹评本也为“撺”。 另一种情况为天本、容甲本（包括它们的前身前天容本）都没有变异，而是前金本和容乙本的校改底本的变异造成的。原来前金本与容乙本的校改底本曾有一个共同前身，这个共同前身将“三般提不着时”的“提”改为“捉”，将“与武松把杯”的“杯”改为“盏”，将“你要便自和他道话”的“道话”改为“过活”，在“吃了倒头”后增添了“便睡”，将“便望那妇人脸上两”的“”改为“撇”等等。后来这些变异经前金本传给了《金瓶梅》，再后来这些变异又经容乙本的校改底本传给了容乙本，因此《金瓶梅》与容乙本相同或相近，而没有变异的天本、容甲本共同保留了原来的文字。 四 按照刘先生的观点，可以解释那些文字的异同；按照我的观点，也可以解释那些文字的异同，然而，历史上《金瓶梅》袭用《水浒传》只有一种传承状况。这就表明，只有一种解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刘先生的观点和我的观点谁对呢？更准确地说，谁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的事实呢？ 这个评判，我们交给了大家，交给了历史。 在评判没有出来之前，我希望大家考虑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万历四十年以前的《金瓶梅》众多史料是抛弃还是不抛弃。如果《金瓶梅》是万历四十年以后才开始“袭用”《水浒传》的文字，即开始了《金瓶梅》的写作，那么，万历四十年以前有关《金瓶梅》小说的拥有、传抄、评价的材料都将是伪造的。但我以为，将这些史料证伪是不可能的，所以，万历四十年以前的《金瓶梅》的众多史料不应抛弃。 第二，《金瓶梅》创作年代的“嘉靖说”与“万历说”（实指万历二十四年前）的学术争论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如果《金瓶梅》的创作年代在万历四十年以后，则几十年来的上述两说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但根据我的示意图可知，前金本刊刻的年代不可定，所以《金瓶梅》袭用前金本的年代也不可定。这样一来，《金瓶梅》创作年代上述两说的争论仍然是有意义的。 第三，《金瓶梅》袭用了三个《水浒传》版本且这三个版本全部流传至今的说法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有水平的作者，他袭用《水浒传》，是希望从人们熟悉的武松杀嫂的小故事中生发出自己构思的揭示社会现实状况的大故事来，所以，他边抄完全可以边改，没有必要摆出三个版本并从中选择这个字选择那个词。如果《金瓶梅》作者真想选择好的文字，他为什么不买声誉很好、流传很广的郭本支系的版本呢？他为什么偏偏要买三本血缘极近即文字差异最小的版本呢？还有，明代的《水浒传》版本能够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今存的版本种类也许只占当时版本种类的百分之二三。你想一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金瓶梅》“袭用”的这三个《水浒传》版本竟都奇迹般地流传了下来，实在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金瓶梅》作者只袭用了前金本这一个本子，同时这一版本也像《水浒传》明代的绝大多数版本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因此，《金瓶梅》“袭用”了三个《水浒传》版本且这三个版本全部流传至今的说法并不可信。 注释： ① 学林出版社 2002年版 《明代小说面面观》267页。 ②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水浒研究论文集》第249页。 ③ 同上，第250页。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把《金瓶梅》视为中国小说史上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开始，但这种赞誉却往往表现得底气不足，原因就在于所谓“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打有折扣，即《金瓶梅》借径于《水浒传》而成书，作为故事主角的西门庆与潘金莲均来自于后者，不具所谓的“原创性”。因此，《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在承袭《水浒传》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成为古今研究者的共识。如看到抄本的明人大多将它们二者并提，众口一词指出它“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1］（P22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称“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2］（P230）。清人也同样如是看，如张竹坡就指出：“《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3］（P58-59）当代学者更是在相关著述中对此问题进行过全方位的探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如大内田三郎的《水浒传与金瓶梅》、韩南《金瓶梅所采用的资料》、魏子云《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周钧韬《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等。黄霖先生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统计《金瓶梅》中有27个人物与《水浒传》同名，又将《金瓶梅词话》和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对勘，找出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描述12处，《金瓶梅》抄袭(或基本上抄袭)《水浒传》的韵文54处，认为《金瓶梅》抄袭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而刘世德先生通过对《金瓶梅》与《水浒传》比勘，则认为：“《金瓶梅》作者袭用《水浒传》文字时，既参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参考了容本(容与堂本)。”［4］ 本文探讨的是:什么决定了笑笑生没有另起炉灶创造出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小说，而要借径于《水浒传》？两部小说究竟有哪些相通之处？ 一 《水》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故事产生于北宋，酝酿、丰富、流传于宋金元一直到明初。而这个时期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首先是金人对北宋的觊觎颠覆，接着是蒙元的铁蹄捣碎了南宋王朝的偏安之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异族政权。向来鄙夷戎狄、以正统自居的汉家王朝最终败落在他们向来不屑一顾的少数民族之手。王朝覆灭给知识界的震撼，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原陷落，民族尊严荡然无存，大汉族主义的神话顷刻间灰飞烟灭。国柄何以移主，国土何以沦陷，民族何以蒙受奇耻大辱，成了作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包括罗贯中、施耐庵们迫切追问的现实问题。罗贯中通过对三国历史兴衰的描写来探讨统一之道，通过西蜀君臣的风云际会来褒扬忠义，唤回被蒙元贵族作践糟蹋的儒家伦理。不约而同，施耐庵另辟蹊径，通过早就在民间流传的宋江故事来呼唤忠义。从《水》的描写看出，在施耐庵看来，汉家一统的难以为继，正在于忠义的不在朝廷，按照李卓吾的说法，就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那些“有忠有义”的“大力大贤”之人，不愿“束手就缚而不辞”，才聚集水浒的。“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5］（P109）。忠义不在朝廷而在水泊，朝廷不行忠义而草野英杰替而代之。然而，奸臣当道时身在草莽不为国用、民族危亡时接受招安为国出力的英雄们的理想归宿在哪里，这也是《水》的作者试图通过宋江的故事来追问的问题。总之，大倡忠义的《三国》、《水浒》的出现是时代使然，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时代条件所决定。 而《金》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朱家江山不时受到来自北方瓦剌鞑靼等异族的骚扰威胁，但从总体上来说，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还是在蹒跚的步履中运行了270多年，并且不乏“仁宣之治”、嘉万经济繁荣的辉煌。笑笑生面临的是一种表象下的繁华盛世。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在思想文化领域，从明初大倡的理学到后来已经发展到了僵化的地步，其对人性的戕害与异化登峰造极。人的生理属性完全被淹没在“颠扑不破”的理学的“神圣”光环之下，程朱理学扼杀人性的本质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及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的质疑。而物极必反的事物运动规律，又导致了明代中叶以后人欲的泛滥与肆虐。笑笑生要追问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人生的各种欲望的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严酷束缚人性的理学的枷锁固然应该打碎，但人欲的泛滥同样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而是人类社会的灾难。他要用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这个现实问题的严肃而深刻的拷问。 作为一个市井典型，西门庆乃人生各种欲望的象征，笑笑生要借其生命轨迹来表达对世俗社会人欲问题的思考自不必说；潘金莲这个普通女子，身上也鲜明地体现了理欲之辩。在她的家庭中，尽管武大郎模样猥琐，手无缚鸡之力，但男权社会的本质属性给了他一家之主的权威，理学赋予他决定潘金莲命运的权利。虽然他在生活上乃至于生理方面无法满足老婆的基本要求，但这种今天看来的不人道在当时却受到律例与社会舆论、社会道德无可置疑的保护。难怪潘金莲对武大郎的安排俯首听命、百无聊赖时也无非是发几句牢骚，借弹曲来打发寂寞；也难怪武大郎明知道自己不是西门庆的对手，但在捉奸时也勇敢地破门而入，气壮如牛。这是一种潜意识，是一种理学道德赋予他的权利。从潘金莲与武大郎婚配的痛苦声中，我们看到理学禁锢的反人性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说，理学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然而，潘金莲的不幸遭遇及人生基本权利被剥夺固然值得同情，但她用毒杀亲夫的畸形、罪恶方式去挣脱理学的羁绊，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纵欲狂时，其对人生与社会造成的危害决不亚于腐朽反动的理学，同样具有反人类的性质。总之，从潘金莲身上我们看到，不管是理学的禁欲还是市井的纵欲，都是违反人类社会道德的，都不可能使人生健全地发展。作者在孟玉楼身上，似乎尝试着一定程度的调和。 如果说《水》是一部歌颂封建社会被逼上梁山的英雄豪杰的诗史、对忠义英雄归宿的探寻的话，那么《金》则是一座市井平民的不朽丰碑。所谓丰碑，至少应该作如下理解：一是它描写的对象应该是以市民为主，大凡帝王将相、朝臣僚属、文人墨客、衙役胥吏，都为市井人物而设，他们的出现只是由于表现市井主角的需要；从反映的生活来看，上自朝廷，下至各级官场，一切都应该服务于市井生活，也即作为市民生活的陪衬而非表现的重心。换句话说，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与主流生活，统统让位于市井百姓。同时，它还必须生动地展现生活于市井社会各类人物的生活、心理、追求、失落、痛苦等命运历程，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作全景式的扫描,而舍弃市井人物在其他小说如《水》中的偶一露面、点缀或只是截取他们的某一生活片段的描述方式，从而让每一个市井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生活舞台。二是这些不同的市井人物所代表的“点”的相互连接，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面”，建构为市民社会的全景图。
正是这种题材的特定性质，决定了笑笑生必须为自己的故事选定恰当的人物来做主角。这样，作为市井代表且有很高知名度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便异常幸运又自然而然地被笑笑生选定为故事的主角了。首先，看看西门庆的市井本质。他的身份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由财主的破落而到县城去做生意，是个典型的“新”市民，这在明代社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潘金莲本来就出身于一个小市民（裁缝）家庭，以后在招宣府、张大户家的使女身份，乃至后来嫁与小市民武大郎，终生都打上了市民的鲜明印记。因此，笑笑生选取这两个人物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除了《水》的巨大影响之外，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身份特质不能不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民众一向有崇拜英雄、憎恶贪淫的心理。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威风凛凛的知名度很高的英雄，而潘金莲则是个十恶不赦的淫妇。前者恪守悌道，视兄如父；后者不遵妇道，淫令智昏。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在后世就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故事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母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尽管潘金莲的追求在今天看来不无合理且让人理解与同情的因素，但为中国民众的伦理价值取向所决定，她是在世人唾骂中成就其名声的。
潘金莲与西门庆只是《水》中武松杀嫂故事的中心人物，被《金瓶梅》作者借来升格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水》中，奸夫淫妇双双被杀，痛快则痛快，但故事却缺少了必要的悬念。因此，笑笑生别致地让故事改变了走向，即让奸夫淫妇如愿以偿地走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并让他们沉迷于淫纵的生活，最后让其双双为色付出生命的代价，既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又为自己惩戒的主旨做了最好的注脚。其深刻之处还在于，潘金莲遭到武松手刃，罪有应得，而西门庆则死于他快乐无比的纵欲生活，死于他对女色的快意追逐。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沉溺于无节制的纵欲，即使不受报于阳世，也逃脱不了阴司的惩罚。总之，作者始终是围绕创作主旨来安排故事走向及人物命运的。
英雄美人故事向来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风流韵事往往是人们茶余饭后最感兴趣的谈资。提起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一方面象征着美，是美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女人是祸水的思维定式又牢牢地盘踞在操持话语权的男人们的潜意识中，始终左右着他们对女性的客观定位。所以，在作为社会主宰的男人心目中，女人，往往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尤物，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具有令男人畏惧的一面，被认为是给男性带来灾难的祸根。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身份特殊的女子，不管是代表了美还是丑，善或者恶，她们往往成为男权世界或赏识或戒惧的对象，更不用说两者兼而有之或善恶备于一身的女性了。这样，不管故事中的女性能够或事实上给欣赏她的男子带来了什么命运，他们往往能够双双垂炳史册，流芳或遗臭千古，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像商纣王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范蠡与西施，石崇与绿珠，李隆基与杨玉环，宋徽宗与李师师等等。总之，就其名声来说，男人的功业与女人的美色相互成就，他们的名字与故事凝结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具有了特定的文化意义。 此外，果报观念、对待僧道的态度等，《金》对《水》也有明显承袭的痕迹。限于篇幅，不赘。 ［9］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三回［M］. 济南： 齐鲁书社，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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