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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整理与研究述评

 TLB519 2015-10-30

佤族《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整理与研究述评

“司岗里”神话传说是一部在佤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佤族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间口头文字作品。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不仅涉及到开天辟地、日月形成、人类起源、民族形成、部族迁徙、语言文字形成、物种驯化与种植、火的发现等各种万物起源神话,而且还包含了佤族原始的历史、哲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部佤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司岗里》神话传说渗透到佤族社会各个领域,与佤族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佤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具有诠释一个古老民族的全部秘密和行为符号的多方面价值,是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佤族历史、文学、哲学,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重要依据。因此,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做了收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将《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情况作一述评。

对佤族《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收集、整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50年来,通过民族学者、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辛勤工作,《司岗里》的收集、整理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最多的是散文体的《司岗里》,同时也收集到一些韵文体古歌《司岗里》。

1957年初,由西盟佤族自治县马散窝努小寨大魔巴艾扫用佤语口述,经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组邱锷峰、聂锡珍和傅愫斐等同志纪录、翻译、整理的《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的传说》,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搜集、整理的文本。邱锷峰、聂锡珍整理的“司岗里”文本,最早发表在《佤族调查资料》(之六),后又录在《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传说》的搜集、整理,表明久待闺中千百年后的《司岗里》终于得到世人的问津。邱锷峰、聂锡珍整理的“司岗里”神话传说,主要流传于西盟佤族地区,主要包含了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族的形成和迁徙、语言的产生、谷种的发现、火的发明及各种生产、生活习俗的内容。

1960年,云南民族民间文艺沧源调查队在沧源佤族自治县进行佤族民间文艺调查时搜集到三份《西岗里》(即《司岗里》)的材料。一份是在芒回寨搜集到的,由佤族陈老四唱,陈卫国口译、郭思久汉文纪录的《西岗里》,约130行;一份是在芒摆上寨搜集到的,由佤族莫不勒等唱,王有明口译,尚仲豪汉文纪录的《西岗里》,约40余行;再一份是在单甲区安也寨搜集到的,由田绒戛唱,王有明汉文记录的《西岗里》,约30余行。这三份《西岗里》文本均收入由中共沧源县委宣传部、云南民族民间文艺沧源调查队合编的《沧源县卡佤族长诗选》(邮印本)中,现珍藏在沧源佤族自治县档案馆。这三份《西岗里》文本虽然篇幅短小,内容不够全面,但它们是最早收集到的韵文体古歌《司岗里》,是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而且这三份《西岗里》古歌与在西盟收集到《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传说》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使我们能看到不同佤族地区《司岗里》的变异情况。

1963年,北京的汉族大学生刘允     从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毕业后自愿到沧源佤族自治县工作。他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搜集、整理、发表了不少佤族民间歌谣,重点搜集、研究佤族《司岗里》神话传说。他与陈学明一起整理出版了《葫芦的传说——佤族民间神话史诗》(原名《西岗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书。《葫芦的传说——佤族民间神话史诗》由序歌及天边飘来一只小船、葫芦啊人类的家、关于谷子的传说、太阳和月亮、天空和彩云、夜空落下一颗星星、星星腿的故事、各民族是亲兄弟、花朵一样的文字、寨子和竹楼、阿佤的木谷、远方飞来一只银鸟等十三章组成,每章100行左右,共1000余行,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 “司岗里”神话史诗。

由西盟佤族达老屈、达嘎、科窝朗、娜海、岩扫、岩班、岩瑞等人口述,佤族隋嘎、贝叶春、贝岩巩等搜集,最后由艾荻、张开达整理的《司岗里》,是流传于西盟佤族地区的最长的散文体《司岗里》。它汇集了二十多篇互为联系的神话传说,每一部分(或每一篇)记述一种自然现象或一件事物的起源及每种风俗礼仪的起因。它是一组几乎囊括了佤族远古时代有关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日月形成、衣、食、住、行等各种万物起源神话。它围绕着关于人类起源这个核心,集中表现了人类最早从“司岗里”出来以后,处在人类同年时代的佤族先民是怎样渴望并寻求认识自然,并企图利用自然造福于人,求得生存与发展。《司岗里》汇集的二十多篇神话传说既与“人类起源”这个母题紧密联系,又可以独立成篇,单篇流传,从而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具有多功能性质的神话作品。隋嘎、艾荻、张开达等搜集、整理的《司岗里》是目前影响最广的《司岗里》文体。这部《司岗里》收录在由尚仲豪、郭思久、刘允  编《佤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和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编的《佤族民间故事集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中。

由岩扫、岩瑞讲述,竞秋整理的《司岗里》,收录在艾荻、诗思编的《佤族民间故事》,(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7月)主要流传于西盟佤族地区。故事情节与隋嘎、艾荻、张开达等搜集、整理的《司岗里》基本相同,内容也更简略。魏德明收集、整理的《佤族神话与历史传说》(佤文)(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共20章,3000余行,是目前收集到的最长的史诗,但因为是佤文,读者不十分广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沧源佤族青年学者王学兵集十年之功,通过对沧源、西盟、澜沧、耿马、孟连、腾冲,甚至到缅甸等国内外的实地调查,采访了不少国内外的人,查阅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司岗里传说》(远东出版社,20044月)一书。这是“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搜集、整理中第一部相对系统、连贯完整的“司岗里”神话传说。全书有三十三部分(章)组成,涉及到开天辟地、日月产生、人类的起源与再生、民族形成、部落迁徙、性别区分、语言文字产生、原始农业文明的出现等神话传说,反映出佤族先民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这是近几年“司岗里”搜集、整理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此外,李正新编,王学明翻译的《司岗里的故事》(佤汉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司岗里”收集整理的一个成果。

“司岗里”神话传说在佤族地区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依然存活在佤族社会生活中。但由于佤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司岗里”神话传说全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因此,“司岗里”的搜集、整理成为佤族文化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别是现代文明不断冲击着古老的佤族传统文化的时代就显得更为重要。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学者、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佤族文化研究者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出10余种“司岗里”文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对“司岗里”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在推动“司岗里”文化研究中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地域的差异,不同佤族地区、不同佤族支系所流传的“司岗里”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变异性。加以时代变迁,“司岗里”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不断补充,丰富或增删的情况,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司岗里”的不同整理文本,是在不同的佤族地区、不同时代,由不同的吟唱者或讲述者吟唱或讲述,由不同的学者整理和出版的,因而烙下了地域差异和时代变迁的痕迹。认真研究这些“司岗里”整理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司岗里”神话传说的变异性和流动性,进而可以了解佤族文化的变迁。

但是,由于受时代、科学发展的局限,“司岗里”的搜集、整理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大多数“司岗里”整理本只是就某一个片断或某一相对独立或完整故事的整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而且,由于不注重其相关“上下文”的报道,特别是缺乏佤族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介绍,导致研究者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真实的研究。因此,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整理一本“融纪录与整理、文本与相关背景资料、纸本与媒体于一体,多层次、多视角地反映民间文学的活的形态和实质内容,从而保存其精华,体现其真实性,使之在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社会作用的同时,具有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1]的理想的“司岗里”文本显得十分重要。这有待于喜欢“司岗里”的学者的进一步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司岗里”的搜集、整理,民族学者、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佤族文化研究者开始了“司岗里”的学术研究。从目前能够收集到的资料看,最早对《司岗里》进行分析研究的是,由中共沧源县委宣传部、云南民族民间文艺沧源调查队合编的《沧源县佧佤族文学史概略》。在书中第二章第一节“反映早期卡佤族创世造物的歌谣”中,依据调查队在沧源佤族自治县芒回寨、芒摆寨和安也寨搜集到三份“司岗里”材料,对佤族创造史诗《司岗里》的流传情况、思想内容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尽管《沧源县长佤族文学史概略》没有正式出版,但它对《司岗里》的分析和论述,对后来《司岗里》神话传说的研究是有意义的。1963年出版的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的《佤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对“司岗里”神话传说的内容也作了简要的叙述,但它主要是从佤族的来源和佤族先民古代生活的角度来论述的,没有全面论述“司岗里”的思想内容、特点及价值。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司岗里”神话传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郭思久、尚仲豪著的《佤族文学简史》第一章人类起源神话和古歌《西岗里》中,分四节对《西岗里》的流传、散文体神话《西岗里》、韵文体古歌《西岗里》、《西岗里》的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郭思久、尚仲豪著的《佤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12月版)。其他研究佤族历史与文化的专著对“司岗里”神话传说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如罗之基著的《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魏德明著的《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佤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赵富荣著的《佤族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朱飞云、梁荔、刘军著的《解密佤山》(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一书,用一章的篇幅追寻了“司岗里”神话诗史中那些远年秘事。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纪录了佤族祭“司岗”的庄重肃穆的场面,而且还纪录并解读了由隋嘎搜集、整理的“司岗里”祈祷词。认为“司岗里”祈祷词是“佤族的宇宙观和民族历史缩写,每一词都可以注释成一个长篇”, “‘司岗里’神话诗史其实就是祈祷词的诠释和继续,是一部反映佤族祖先开天辟地、创世造物、婚丧礼俗的最重要的长篇解释性神话”。

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司岗里”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多篇论文发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敬骝、胡德杨写的《佤族的创世纪神话——司岗里研究》(《民族学研究》,第七辑),1984年)、李子贤教授的《论佤族神话——兼论活形态神话的特征》(《思想战线》1987年第6期)、魏德明的《“司岗里”神话——传感神话的典型》(《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台湾天恩出版社,1996年版)、《旱地、司岗里、梅依格——佤族文化三要素》(民族调查研究》, 1998年版第4期)、赵富荣的《“司岗里”神话在佤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位置》(《民族文学研究》20034期)、赵玲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司岗里>神话传说在佤文化中的地位》(2001年)。

20068月,在由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盟佤族自治县联合召开的“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司岗里”神话传说成为讨论与研究的主要论题。综合“司岗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司岗里”的含义。

 “司岗里”由于流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学术界对“司岗里”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司岗里”意为人从石洞里出来。这种观点是西盟佤族对“司岗里”的解释。这种解释已得到许多佤族研究专家认可。《佤族简史》写到:“按照西盟地区佤族的解释,‘司岗’是石洞或人类出来的地方,‘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这种“对‘司岗里’的科学解释,可能是他们对远古穴居野处生活的回忆”。[2]《佤族文学简史》指出:“尽管各地的佤族都按照自己对‘司岗里’的认识和解释,作出不同的解释,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佤族的祖先,最早是从‘石洞’或‘葫芦’里出来的。人从‘石洞’里出来的说法,更具有地域文化特征和民族特色。说明佤族人民都把阿佤山看作是人类的发祥地。沧源崖画和石佛洞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资料也充分说明,佤族的原始先民经历过‘利用天然洞穴作穴居’的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阶段”。[3]至今,把“司岗”解释为“石洞”,“司岗里”意为人从石洞里出来,仍是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科学解释。

二是认为“司岗”是“葫芦”,“司岗里”即为人从葫芦里出来。这种观点主要是沧源佤族对“司岗里”的解释,也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可。

三是认为“司岗”暗喻着生殖崇拜。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的《佤族简史简志创编》(初稿)指出:“对‘司岗里’的科学见解,或有两种可能,一是古代对女子生殖器崇拜的象征,一是对远古穴居野处的回忆,后一种见解可能比较接近”。[4]虽然《佤族简史简志创编》的编者们倾向于“司岗里”“是对远古穴居野处的回忆”的解释,但他们提出“司岗里”可能是“对女子生殖器崇拜的象征”的猜测也是有学术价值的。王敬骝、胡德杨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他们在分析我国南方许多民族如壮、傣、布依、侗、彝、拉祜、哈尼、佤、布朗等民族关于人从葫芦出来的神话传以及“司岗”,“葫芦”、“竹筒”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变化后指出:“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司岗是女性生殖器崇拜之反映的说法,也许更符合这些民族的历史实际。”[5] 魏德明先生也赞成此种观点,指出“根据我们的反复调查与询问,‘司岗里’当为双关语:一指地名各即巴格岱(佤邦)这个地方,传说它是人神一体的女始祖烨奴姆降生佤族女始祖安桂的地方;二指男女、雄雌生产人类及生命的生殖器官与功能,它是生命产生的玄奥之门,也是宇宙产生的玄奥之门。”[6]“佤族的‘司岗里’神话,一言以蔽之,实际讲的是象征男性阳物的龙蛇与象征女性阴物及子胞的崇拜”[7]

四是认为“司岗”意为“团结”的意思,“司里岗”就是佤族先人为后代留下的“警世通言”。王学兵在《司岗里传说》书中写道:据一些佤族老人讲“我们把木头钉起来或者用绳子铁丝什么的绑起来成为一个牢固的架子我们就叫‘司岗’,几个人手钩手围成一个圈也称作‘司岗’,而很多人组合成一个群体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图谋生存也正是常言说的‘司岗保迪’。所以‘司岗里’正是佤族的先人为后代留下的‘警世通言’,它的意思就是:‘只有团结才能防范外敌入侵,我们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说‘司岗’也是团结的意思。”他认为佤族老人的“这种说法具有比较深刻的哲理和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8]他在《“司岗里”论证》的文章中也指出:‘司里岗’的内涵是佤族先人中的智者,通过他们的经历概括出来的生存和发展之道的认识,包含了他们的忧虑和期望,是他们教导后的“警世通言”:“只有结才能生存”。[9]

五是认为“司岗里’是佤族原始男女祖先的名字。隋嘎、毕登程认为从“司岗里”的原始字面含义及“司岗里”祈祷伺、祭祀歌来看,“司”是总总的、总根的、为首的意思;而“岗”是西盟佤族一个原始男祖先,尊称“达岗”,“里”是西盟佤族的一个女祖先,尊称“牙里”。“岗里”就是佤族男女始祖的尊称。正因为如此,西盟佤族背家谱,最后到要追溯到“司岗里”,所有佤山佤族人都要纪念、祭祀“司岗里”。“这就告诉我们,佤族的司岗里故事,有司岗里历史原型和司岗里神话故事之别;历史原型本来面目,而神话则是对历史原型的神怪化、浪漫化、天真想象化。”[10]

2、“司岗里”神话性质和类型。

有的学者对“司岗里”神话的性质与类型进行了探讨。魏德明的《“司岗里”神话——传感神话的典型》一文指出,“司岗里”神话是传感神话的典型。他认为“司岗里”神话内容可分为传感神话与释然神话两部分。传感神话,如《木鼓祭祀的由来》、《人类祖先》、《达惹敢》等,反映母子生命信息的承传关系,它与佤族的原始宗教祭祀有密切关系,这部分神话常常由召差(先知、巫师)处于悟性状态下才能把握。因此,也只有他们来传授和解释。释然神话在“司岗里”神话中,其数量尤为丰富。它是佤族试图通过‘司岗里’神话来回答世界的本源和人类的由来,以及万物的千变万化。[11]朱飞云、梁荔、刘军把“司岗里”祈祷伺与“司岗里”神话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司岗里”祈祷伺是“佤族的宇宙观和民族历史的缩写”,“司岗里”神话史诗其实就是祈祷伺的诠释和继续,是一部反映佤族祖先开天辟地、创世造物、婚丧礼俗的最为重要的长篇解释性神话。[12]

3、“司岗里”神话的特征和结构。

胡立耘通过世界各民族的几则人从洞出神话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司岗里”神话的特点和独特价值。认为“司岗里”神话在世界范围的人从洞出神话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1)“司岗里”是一种复合体神话,具有多种内容、多种形式的复体。(2)“司岗里”是解释性神话,起到了佤族人民生活的解释与规范作用。(3)“司岗里”是神圣性神话,具有神迹、祭仪和祭司传承。[13]段世琳认为“司岗里”史诗具有古朴与粗旷、全面性与民族性、有较明显的原始体系和规律等特色。[14]赵玲铃认为,“司岗里”神话传说具有历史性、艺术性和严肃性的性质特征。[15]杨宝康认为佤族创世神话《司岗里》的文化特点是:蕴涵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家庭婚姻和社会生产的重要过程。[16]有的学者分析了《司岗里》的叙事结构,认为《司岗里》的叙事结构是由“神——人——动物”的三重组合叙事结构构成。这种三重组合关系形成佤族的基本认知系统。[17]

4、“司岗里”神话传说的价值和作用。

“司岗里”神话传说的价值和在佤族文化、佤族文学中的地位,是“司岗里”神话传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赵富荣探讨了“司岗里”神话在佤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位置,认为“‘司岗里’神话极富浪漫色彩的创作手法,成为佤族文学发展的一个优良传统,对后世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岗里’神话是佤族历史文化的恢宏开篇,它是阐释佤族信仰、心理、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经典,是一部佤族的口传百科全书,在佤族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18]段世琳分析了“司岗里”的历史价值,认为“司岗里”是“认识人类童年时代的母体”,“填补了‘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空白”,为认识“人类起源、民族起源的‘哑谜’提供了神奇的‘钥匙’”,是含金量很高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珍品,是“人类社会活化石”的瑰宝。[19]对“司岗里”神话传说的价值及其在佤族文化中的地位作了系统研究的赵玲玲的硕士论文《<司岗里>神话传说在佤族文化中的地位》。论文在全面分析了“司岗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司岗里”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文学价值、婚姻文化价值、宗教习俗价值和哲学内涵,指出“《司岗里》神话传说是佤族历史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佤族历史文化的恢宏开篇,阐述佤族信仰、心理、伦理、道德与法规的经典,是一部这个民族的口传百科全书,在佤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5、“司岗里”的传承与现代佤族生活。

邓谨研究了佤族创世神话“司岗里”的传承载体、传承主体和传承场合,认为“司岗里”神话“穿越时空至今活在阿佤人民的心中,是一种流动的活态文学。”这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息息相关,是靠佤族人民的民间信仰、宗教祭祀、生活民俗、经济活动、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来维系着这个古老神话的传承”。[20]薛敬梅考察了佤族“司岗里”神话传承与佤族传统信仰习俗互动共生关系,认为“‘司岗里’神话在传承中对佤族民间信仰和崇拜体系的决定作用及佤族民间信仰和崇拜体系对形成‘司岗里’活形态神话的文化生态场域作用,长期以来,二者处于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中,共同构建了神秘丰富而独具个性的佤族传流文化”。[21]左永平通过田野调查后认为,“司岗里”神话依然存活在佤族的现代生活中,在佤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依然是佤族传统的讲述历史和传承“阿佤道理”的主要方式。只不过是在“司岗里”的传承和吟唱中,娱乐功能得到强化,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也是活形态神话的特点和口承文学的特色。[22]

从上述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佤族“司岗里”神话传说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一是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研究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二是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不断拓展,由原来主要注重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研究到从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三是研究“司岗里”的学者逐渐增多,特别是青年学者(包括佤族青年学者)逐渐成长,形成一批有实力的研究队伍。这些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司岗里”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憾。这主要表现在,过去的研究只是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对“司岗里”文本内容的解读,忽视了将“司岗里”神话传说放在特定的佤族社会文化及民俗背景中加以系统考察、深入研究,致使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对“司岗里”的叙事内容作出准确的解读。因此,如何对“司岗里”进行更全面深入研究,以便全面准确地解读“司岗里”文化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提出了探寻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研究的新路径。他在《探寻创世史诗研究的新路径——以〈梅葛〉为中心》一文指出:“任何一部存活于民俗生活之中的创世史诗,不论其文本叙事内容还是其‘存活’形态及其载体都黏合着许多古文要素,都与原始信仰、宗教祭仪、民俗活动、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吟颂场域等紧密相连并融合为一个整体,实质上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古文化样态。因此仅仅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去探讨创世史诗,显然就只会关注创世史诗文本内容的解读,关注点势必局限在口承文学领域。与此相联系的是,只重文本内容,在解读文本内容时,往往无视创世史诗黏合着的各种文化要素。对创世史诗的整体把握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不仅创世史诗的叙事内容具有多学科的性质,而且创世史诗的存活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二者总是处于互相交融的平衡状态。因为,创世史诗的存活必有一个‘母体’,即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如果脱离了这个‘母体’,忽视了对文化生态系统诸要素的把握,就很难对创世史诗文本的叙事内容作出准确的解读。对创世史诗的研究既要脱出文本,又得回归文本,是对创世史诗特质的准确把握中得出的结论”。[23]这种既脱出文本,又回归文本,把创世史诗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及民俗背景中对其进行系统考察、深入探究的研究新路径,对“司岗里”神话传说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李子贤教授与李云峰教授、杨甫旺研究员主编的《“梅葛”的文化学解读》一书为我们研究“司岗里”神话传说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司岗里” 神话传说“不只是说一说的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实体”[24]依然“存活”在佤族现代生活中,依然在佤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这样一部至今仍然“存活”的“司岗里”神话传说,既要对文本中那些神奇怪异的叙事内容及其组合方式的详细分析和解读,又要研究与之紧密联系的佤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生活民俗、民间信仰、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文化生态系统。要在整体、动态中全面把握“司岗里”神话传说作为佤族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的“特许证书”怎样影响着当代佤族的宗教信仰、民俗生活  、价值取向以及文化心理结构,反过来这些文化诸要素又怎样使“司岗里” 得以“存活”,二者的互动平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解读“司岗里”。这就要求佤族研究学者既要认真分析、研究不同的“司岗里”文本,而且还要解决“入局”、“在场”的问题,深入田野,去关注佤族的现实生活,对与“司岗里” 相联系原始信仰、宗教祭仪、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吟诵场域等问题做更深入、更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把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工作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司岗里”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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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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