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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成功人士不立遗嘱？如何进行规划设计，才能避免家族财富传承过程中的纠纷？通过代代传承，如何才能确保企业的基业常青——这些是我们生人必须知晓的身后事。 推演：财富分割的艺术 其实，在律政界看来，这些大佬的家事无法通过一份遗嘱厘清所有问题，它牵涉的是一个企业家财富分割的学问，乃至艺术。许多企业家之所以不立遗嘱，难立遗嘱，并非讳谈生死，而是因为他们大多只会“赚钱”而不会“分钱”，难以参透其中一些足以纠结其一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姻亲关系。 中国有一个老传统，即父（母）传子承。但是，由于涉及婚后共同财产，如不做相关考虑，50%财产应先分配于配偶，剩下50%才能分配给其他继承人，如子女。 这样一来，其实有75%的财产都流向了姻亲血系，直系亲属极有可能不会认同。 理性上讲，夫妻间可以订立婚后财产协议，划定各自范围，但实际操作中碍于情面总是说不出口。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中国的许多富一代都生于一个穷困潦倒的环境之中，他们的第一次婚姻总有各种不尽如人意；成功富有后，因感情不和、婚内出轨等问题，夫妻间很难就共同财产的划定达成一致。 在南京，就曾发生一起“奇葩”案例：一位W姓富豪利用遗嘱向曾经出轨的妻子展开了复仇。首先，W在病重期间，涉嫌转移了大量夫妻共有的存款；接着，他在遗嘱中把剩下不多的家庭存款列为与妻子的共同财产，又附加了一个手续完整的、短期内需偿还的、指向于亲兄弟的巨额借据；同时，W把他名下的全部公司股权、房产都分配给了亲兄弟（无子女），包括妻子正居住的老宅。 可想而知，“身负巨债”的W妻会作何感想——夫妻本是同林鸟，却把金银摆两边。 为避“外戚”涉权，最合理的手段还是提早布局产权转移。如浙江的L姓企业家，47岁时就把公司90%股权转给了儿子，再无后顾之忧。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家的子女。 虽然子女是成功人士最理想的继承人，但是他们并不让人省心。 在贵州，有一位T姓企业家对自己独女的男友选择非常不满，但女儿十分执拗坚持要与对方结婚。 考虑到女儿将来有离婚舍财的风险，T求助于律师。律师首先建议T提前转让资产给女儿以做婚前财产，T舍不得放手；律师又建议T立下遗嘱，对女儿进行资产指定赠与，T又怕女儿将来不孝，不如给自己的亲弟弟……最后，律师只好出了一个“损招”：同意同居，但不注册结婚，对外就称“女婿”为女儿的“男朋友”！ 第三个问题是家族利益关系。 许多民营企业都是家族成员共同创立的，又可能涉及多次婚姻，牵涉多重利益关系，所谓财产分割其实就是重新分配家族成员利益。 在这一方面，最成功的案例当属均瑶集团的王均瑶遗产案。 2004年，王均瑶逝世时仅38岁，两次婚姻留下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上初中。为确保企业平稳过渡，弥留之际，王均瑶对其50%股权做出三点安排。 首先，对王均金、王俊豪两位亲兄弟各转让5%股权，使之股权上升到35%、25%。其次，给予两位亲兄弟最大信任，将剩下的40%股权完全托管于二人。最后，也就是三年后，托管的40%股权分为两块：39.5%股权无偿转让给三位子女：王瀚38.5%、王超0.5%、王莹莹0.5%；剩下的0.5%股权，则转让给王均瑶生母王宝弟。 这样一来，王均瑶把企业放心地托付给了王均金、王均豪两位亲兄弟，又使得自己的长子王瀚成为均瑶集团最大股东，并一直保持至今。 遗憾的是，这样和美的安排并不多见。 乱战：以法治，以德修 企业家财产分割最大的风险就是人性的贪婪。 在武汉，有一位H姓企业家患病，他听取律师建议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大致意思就是把自己持有的公司股权留给现任妻子，把名下其他财产分成大小不等的10份，分割给现任妻子、与现任妻子生下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与前妻生下的大女儿（成年）、自己的父母以及四位亲兄妹。 半年后，企业家病逝。宣读遗嘱的时候，十位继承人均表示接受，未料在场的前妻突然发难，表示遗嘱为假，因为自己的女儿分得“少”，也没有分到公司股权。现任妻子不予理睬，拿着公证遗嘱直接去住建委、银行办过户，可是却遭到拒绝。 原来，这份遗嘱并未进行“继承权公证”——还必须召集所有继承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公证处集中表态；当中如有人提出异议，则公证无法继续，最糟的情况就是诉讼处理。 显然，受前妻影响，大女儿肯定会提出异议。最后的结果就是，现任妻子自己做了原告，把其他9名遗产继承人列为被告，打了一场一审完又打二审的官司，而且整整打了三年。不但诉讼费、律师费花掉几百万元，企业家的资产也被冻结，企业几乎濒临关门倒闭。 这件事怨谁呢——怨前妻的贪婪，或是现任妻子的固执，还是大女儿的毫无主见？不过，这件在律政界小有名气的案例，总是被归类到家政关系处理的角度。言外之意，错在H姓企业家生前没有“摆平”诸位——H生前应该能够预料到前妻是一个“不安分人员”，可是他并没有与前妻沟通，也未做过大女儿的工作。 而要避免家族财富传承纠纷，其一要靠“家族宪法”。 在李锦记家族，“宪法”规定成员如想在家族企业工作，必须先在外面工作3到5年，再回来接受人事竞争，没有“免死金牌”可言；对接班人还有三条硬规定：不要晚结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李锦记还设有“家族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的执行；如接班人“犯法”，“家族委员会”就会“依法”将其踢出家族核心权力层。 也就是说，李锦记财富的传承遵循家族成员共同认可的“惯例”。对于没有兴趣、没有能力接班的家族成员，家族会支持他们在得力的领域发展。 其二，就是靠德。比如2014年11月14日因病去世的鲁南制药集团董事长赵志全。 在患病的几年时间里，赵志全其实已经想好了自己的身后事，那就是让企业里与自己非亲非故的骨干张贵民接班，自己的亲属只做股东。为此，他首先劝退了负责鲁南制药后勤工作的夫人龙广霞，又做通了自己独女的工作，并在公司确立了“禁止裙带关系”的氛围，自己120多位亲属到最后仅有1人在企业谋职。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家政工作持续了数年。 临别之际，已经处理好各方关系的赵志全，在自己的遗嘱中郑重地将企业托付给张贵民及其班子，并留下“家人不得参与公司任何事情”的字句。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全部欣然接受。 毕竟，企业家立遗嘱不是皇帝选太子，没有什么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基业常青 事实上，一切都是为了基业常青。 著名企业家曹德旺曾讲过一个故事：企业家就像一个渔夫，打了几千斤鱼回来；渔夫把鱼腌起来或冻起来，再写张纸条把鱼分给大儿子、小儿子，那就是写遗嘱；可是，儿子可能会坐享其成，守着渔夫的鱼不思进取，最后坐山吃空，连鱼都不会打了……怎么办？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要避免遗嘱、财产转让等高风险财富传承手段，还可以选择另一种专业的稳妥方式——家族企业股权信托：把鱼交给会打鱼的受托人，儿子们做受益人。 目前，国内选择家族企业股权信托方式进行财富传承的企业家并不多，但并非没有成功的案例。 2008年，国内知名企业家W与丈夫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两家公司，使之分别持有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家族企业的股权；然后，W与丈夫又设立了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把第一轮设立的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又装了进去；最后，夫妻二人分别找了两家信托，装入了第二轮设立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完成以上复杂的步骤后，W与丈夫持有的家族企业股权实际上已由信托公司持有，家族成员由此成为信托受益人——将来家族成员之间不论发生任何纠纷与变故，都动不了信托公司实际持有的公司股权。 几年后，也就是在企业上市不久之后，W与丈夫离婚了。与其他家族企业离婚就是分家不同，W的企业没有遭受任何影响，曾为夫妻的两人还享受到上市后20倍的市盈率。 据说，为实现家族企业股权信托，W总共花费2700万美元的咨询服务费用，但显然物超所值。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上述的许多企业家如果也能采取类似方式，那些因分产导致的家庭悲剧或许不会上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内陆尚缺乏家族财富信托的相关法律以及配套措施。 如今，有一种观点被广泛认可：企业家遗产传承关键还不是现金、股权、房产这样的硬货，而是核心价值观、家风、家规、一代创始人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人脉关系等精神财富。 就宛如世界闻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便在历代家族成员的遗嘱中留有五条铁律，比如家族银行要职不准外人担任，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其中一些铁律可能让人匪夷所思，但正是长达百年的坚守，塑造了这个著名家族难以估量的巨富。 也许，已经分配好财产的成功人士们，应该重新写一份遗嘱——就和后人谈谈自己的人生吧。 来源：商界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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